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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议。祖父是一个聪明而富有心计的人，他比起我的父亲徐财富，那个像一只疯狗一样狂吠，只知道挥舞着拳头吓唬母亲和我们这群小羊羔，的确不可相提并论。
当然，我觉得祖父没有像其他一样在大脑中消失，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小时候，祖父经常向我们讲述他的经历。这个时候，他没有了面对父亲的唯唯诺诺，像换了一个人，眉飞色舞地说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年代，他是如何做一名优秀的地下党的联络员。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显然，村里半年才放一次的电影，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欲望。那些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的电影，已经被我们看过无数次，并且在实际的游戏中灵活运用。
但是，祖父的形象，在很多时候已经大大打折。我的父亲徐财富，经常在饭桌上训斥他的父亲，这让我在许多时候产生一个错觉：父亲不是祖父亲生儿子。我的父亲，脾气暴躁的像一头发情的公牛，我惊恐万分地看着他，不知道下一步父亲会做什么。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这是我的祖父唯一可以反抗的话，我经常可以看见，他低垂着头一副担惊受怕的模样，这当然也与我的父亲，那个经常挥舞着拳头的人有关，祖父的反抗意味着中午或晚上的饭停止供应。所以，从祖父的一言一行上，根本看不出，这个新中国成立后当了二十几年的队长，并且如果不是突如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个位置上还可能坐得更久的强人。
当我长大，才知道我还有一个伯父，然后才恍然大悟祖父的遭遇。按照当地的风俗，祖父应该是由伯父抚养的。后来，伯父的工作调动，而体弱多病祖父已经老了，很显然已经不能跟随伯父一家去福州。而兄弟俩达成的协议，一个月由伯父寄80块的生活费，这在七十年代末已经是个不小的数目。我的父亲，这时，显出少有的精明，一口答应下来。可是，不到二年的时间，伯父在一次外出办公出了车祸，自然也就断了寄给父亲的养老费。
父亲刚开始骂伯父，觉得死人不过瘾，又把注意力转移到祖父身上。我的父亲，这个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人，像一位资深的演讲家。
“狗娘养的，养了一群只懂得吃饭不懂干活的废物！”
“我的命苦啊！笑起来像个死人，一吃饭就活了。”
“败家子，一群败家子！”
不久，又把目光转到伯父身上，恨之入骨，但突然觉得对死人不能这样，又把目光投向我的堂姐。所以，我经常可以听到父亲扬眉吐气很炫耀地对村里人说：
“我家那三只兔崽子，长得肥肥胖胖。”
在这个以生男孩为荣的村庄，伯父显然在父亲面前矮了一截。伯父的两个女儿，意味着他的这一支已经断脉，祖宗的发扬光大还需要父亲这一支。
可是，当弟弟徐强出生后的第二年，麻烦来了。1982年的十二大，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已经不可动摇。一张罚单从镇计划生育办公室开出，五百块把我的父亲吓得目瞪口呆。这让我怀疑，当年的祖父是怎么给父亲取名“财富”的。我经常在父亲喝醉之后听他像一个失落的暴君，借酒浇愁。
偶尔，父亲徐财富看到还穿着开裆裤的徐强，就会怒火升起，然后气急败坏地喊住徐强：“你这狗娘养的，你过来。”
只有二岁的弟弟，这个时候并不知道问题的严重，还笑嘻嘻地跑过去，十分认真地指着屋外的一棵桃树：“爹，小鸟，小鸟在上面，你帮我抓！”
我看见父亲粗壮的手抓起徐强的耳朵，一会儿，徐强就大声地哭起来，引来了厨房的母亲，我的母亲怒气冲冲，冲着父亲说：
“你这是作孽！拿孩子出什么气！”
“哭，哭他娘个屁！”
说完，把桌上的酒杯用力地摔在地上，然后怒气冲冲地走出堂屋。
不久，计划生育队的队长，带着一帮人来到我家。一个约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穿着白色的衬衫，一看那个派头就知道是从城里派下来的，一腔普通话比我们的老师说得还标准。
“徐财富，你的钱怎么还没有交？”
父亲紧张地搓着双手，面对队长的提问，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我第一次觉得强大的父亲，其实不过是一只纸老虎，根本就是吓唬人的。
“我，我现在没有钱。”父亲吞吞吐吐地对队长说，然后把眼光投向他，希望能缓些日子。
“没钱？上次不是和你说过”
“是真的没钱，这不，今年的旱灾”
“没钱那就用粮食抵！”
“不，你们不能拉走我们的粮食。”
在这之前，村里已经有好几户超生的粮食都被拉走了。我的父亲，面对队长带来了五六个小伙子，已经没有任何的办法。
“我看你们谁敢？像土匪了？”
这时，我听见祖父威严的声音。他拄着拐杖，咳嗽着缓慢从他的房间走出来。队长显然没有遇到这样的事，因为和他们过不去，那就是和政府过不去。
“大爷，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计划生育队的。”
“不是土匪是什么？我看你们就是土匪！”
“大爷，你看，你这是误会我们了，我，我们只是代表政府”
祖父打断了队长的发言，挥舞着他的拐杖，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摔腰后如此精神抖擞。
“当年我做联络员时，日本鬼子也不过如此，难道这天不是共产党的，你们是日本鬼子扫荡？”
那个大概只当过一二年队长的年轻的人，显然第一次碰到像我祖父这样的老姜，一时站在原地，进退两难，不知该如何办。最后，只好挥一挥手，一群人瞬间消失。
“爹”
思议。祖父是一个聪明而富有心计的人，他比起我的父亲徐财富，那个像一只疯狗一样狂吠，只知道挥舞着拳头吓唬母亲和我们这群小羊羔，的确不可相提并论。
当然，我觉得祖父没有像其他一样在大脑中消失，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小时候，祖父经常向我们讲述他的经历。这个时候，他没有了面对父亲的唯唯诺诺，像换了一个人，眉飞色舞地说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年代，他是如何做一名优秀的地下党的联络员。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显然，村里半年才放一次的电影，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欲望。那些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的电影，已经被我们看过无数次，并且在实际的游戏中灵活运用。
但是，祖父的形象，在很多时候已经大大打折。我的父亲徐财富，经常在饭桌上训斥他的父亲，这让我在许多时候产生一个错觉：父亲不是祖父亲生儿子。我的父亲，脾气暴躁的像一头发情的公牛，我惊恐万分地看着他，不知道下一步父亲会做什么。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这是我的祖父唯一可以反抗的话，我经常可以看见，他低垂着头一副担惊受怕的模样，这当然也与我的父亲，那个经常挥舞着拳头的人有关，祖父的反抗意味着中午或晚上的饭停止供应。所以，从祖父的一言一行上，根本看不出，这个新中国成立后当了二十几年的队长，并且如果不是突如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个位置上还可能坐得更久的强人。
当我长大，才知道我还有一个伯父，然后才恍然大悟祖父的遭遇。按照当地的风俗，祖父应该是由伯父抚养的。后来，伯父的工作调动，而体弱多病祖父已经老了，很显然已经不能跟随伯父一家去福州。而兄弟俩达成的协议，一个月由伯父寄80块的生活费，这在七十年代末已经是个不小的数目。我的父亲，这时，显出少有的精明，一口答应下来。可是，不到二年的时间，伯父在一次外出办公出了车祸，自然也就断了寄给父亲的养老费。
父亲刚开始骂伯父，觉得死人不过瘾，又把注意力转移到祖父身上。我的父亲，这个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人，像一位资深的演讲家。
“狗娘养的，养了一群只懂得吃饭不懂干活的废物！”
“我的命苦啊！笑起来像个死人，一吃饭就活了。”
“败家子，一群败家子！”
不久，又把目光转到伯父身上，恨之入骨，但突然觉得对死人不能这样，又把目光投向我的堂姐。所以，我经常可以听到父亲扬眉吐气很炫耀地对村里人说：
“我家那三只兔崽子，长得肥肥胖胖。”
在这个以生男孩为荣的村庄，伯父显然在父亲面前矮了一截。伯父的两个女儿，意味着他的这一支已经断脉，祖宗的发扬光大还需要父亲这一支。
可是，当弟弟徐强出生后的第二年，麻烦来了。1982年的十二大，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已经不可动摇。一张罚单从镇计划生育办公室开出，五百块把我的父亲吓得目瞪口呆。这让我怀疑，当年的祖父是怎么给父亲取名“财富”的。我经常在父亲喝醉之后听他像一个失落的暴君，借酒浇愁。
偶尔，父亲徐财富看到还穿着开裆裤的徐强，就会怒火升起，然后气急败坏地喊住徐强：“你这狗娘养的，你过来。”
只有二岁的弟弟，这个时候并不知道问题的严重，还笑嘻嘻地跑过去，十分认真地指着屋外的一棵桃树：“爹，小鸟，小鸟在上面，你帮我抓！”
我看见父亲粗壮的手抓起徐强的耳朵，一会儿，徐强就大声地哭起来，引来了厨房的母亲，我的母亲怒气冲冲，冲着父亲说：
“你这是作孽！拿孩子出什么气！”
“哭，哭他娘个屁！”
说完，把桌上的酒杯用力地摔在地上，然后怒气冲冲地走出堂屋。
不久，计划生育队的队长，带着一帮人来到我家。一个约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穿着白色的衬衫，一看那个派头就知道是从城里派下来的，一腔普通话比我们的老师说得还标准。
“徐财富，你的钱怎么还没有交？”
父亲紧张地搓着双手，面对队长的提问，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我第一次觉得强大的父亲，其实不过是一只纸老虎，根本就是吓唬人的。
“我，我现在没有钱。”父亲吞吞吐吐地对队长说，然后把眼光投向他，希望能缓些日子。
“没钱？上次不是和你说过”
“是真的没钱，这不，今年的旱灾”
“没钱那就用粮食抵！”
“不，你们不能拉走我们的粮食。”
在这之前，村里已经有好几户超生的粮食都被拉走了。我的父亲，面对队长带来了五六个小伙子，已经没有任何的办法。
“我看你们谁敢？像土匪了？”
这时，我听见祖父威严的声音。他拄着拐杖，咳嗽着缓慢从他的房间走出来。队长显然没有遇到这样的事，因为和他们过不去，那就是和政府过不去。
“大爷，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计划生育队的。”
“不是土匪是什么？我看你们就是土匪！”
“大爷，你看，你这是误会我们了，我，我们只是代表政府”
祖父打断了队长的发言，挥舞着他的拐杖，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摔腰后如此精神抖擞。
“当年我做联络员时，日本鬼子也不过如此，难道这天不是共产党的，你们是日本鬼子扫荡？”
那个大概只当过一二年队长的年轻的人，显然第一次碰到像我祖父这样的老姜，一时站在原地，进退两难，不知该如何办。最后，只好挥一挥手，一群人瞬间消失。
“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