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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十多年的光阴不算漫长，但相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却占了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期间，许多的经历和感受都随岁月的流逝，悄悄湮没在脑海里，早已没有了一丝一毫的痕迹，特别是对于二十多年前一个刚刚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
但是，在清净闲极的时日，特别是夜深无眠，独自静坐在书房里胡思瞎想的时候，往往会忆起一个叫纹儿的女孩子。这些日子尤其如此，脑细胞异常活跃，记忆愈加清晰，经历过的事情就象发生在昨日。我想，该不会是纹儿的魂灵跨越了二十多年的时空间隔，前来造访当年那个拖着一把鼻涕的小弟弟吧。
2
关于纹儿的所有记忆，都集中在七十年代末期的几年里。
那个时候，我正稀里糊涂地在村学校里做四、五年级的小学生。
那所村学校原是日本侵占东北时建起的战地医院，砖混结构，门高窗大，飞角起檐，并带有宽大的走廊。虽然陈旧些，却显得异常坚固，是村子里最气派的建筑，比之大队部和生产队的房屋强了何止百倍。打老远瞥上一眼，或是在校园里溜达一圈，总让人想起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尽管我们只是在阶级斗争图片展览中模模糊糊地看过刘文彩的地主庄园，而这个村子从来就没供出个象样的地主。
搞阶级斗争大批判的时候，村里也只是勉勉强强地把一位家境稍好一些，而且平常又喜欢说书讲古的姓宋的人家凑成富农分子，并给他送了个外号叫“宋江”阶级斗争搞紧了，就让他到社员大会上胡咧咧几句，算是顶帐交差，没人把这些批判当回事儿。那姓宋的富农分子却咧咧上了瘾，自以为除了村支书和生产队长外，就数他风光了，可以让几百号人围着他团团而坐，听他胡吹胡扯，象说书似的过瘾。时间长了不开批斗会，他还哈巴狗似的偷偷跑到村支书或生产队长跟前要求开他的批斗会，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遭到村支书之流的呵斥警告。当然，这些都是听大人们背地里讲的。
现在细想起来，对纹儿的深刻印象，就起始于宋富农分子的一次批斗会。在此之前，我怎么也记不起纹儿的任何信息。虽然按老家错综复杂的家族谱系论起来，我们两家还有种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关系。也许是我们两家相距的较远，中间隔着两条大街，而她比我哥哥还要大上好几岁，在村学校里上初中，与我不是一路货色的缘故吧。可以肯定地说，之前的时日里，我们绝对没有什么交往，更谈不上什么印象，只知道她姓房，小名叫纹儿。
我已弄不清那天晚上的批斗会是宋富农分子主动要求开的，还是阶级斗争形势又紧了，必须要开批斗会。反正那晚参加会议的人挺多，所有的男女社员都到了，再加上每家每户带来的一小群一嘟噜的崽子细娃，整个学校广场上挤满了一片黑压压脏兮兮的人头。
宋富农分子站在一张桌子旁边，在一盏汽灯白惨惨的光照下，如老牛反刍般兴奋又卖力地胡咧咧着。会场里响着一阵阵嗡嗡的说笑打闹声，夹杂着小孩子的哭闹喊叫声，搞得批斗会很不成样子，简直就是一个农贸集市。
就在宋富农分子喋喋不休地反复抖落自己那点或添油加醋或胡编乱造出的剥削罪行时，人群里忽地传出一声惊叫，接着就是一阵女子的痛哭声。于是，人们的注意力全部转移到了出事的地方，连坐在桌子边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也都站了起来，伸长了脖子直往人群里瞅，批斗会便自行终止。
出事的原因很快被传播到了会场的每一个角落，是一个女孩子粗黑油亮且直垂到屁股蛋子上的大辫子被坏人拦腰剪断了，女孩子就是纹儿。纹儿的家人蹦着高地咒骂那个天打雷劈的坏东西。特别是纹儿娘，本就善于骂人，这次便从上祖宗八代一直骂到了后子孙八代，没有一句是重样儿的。周围的人也心疼纹儿的那支漂亮辫子，都跟着骂，整个批斗会成了一大骂场。村干部们也生气，说这批斗会不开了，叫宋富农分子快滚下去，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不准离开，让民兵挨个搜身，找那把该死的剪子。直闹到半夜，也没有找到剪子，更不用说使剪子的那只黑手是谁了。查不到坏人，大队也没办法替纹儿家出气，任由纹儿娘骂了几天大街，此事便不了了之。
此后的几天里，老师学生们都在议论那晚发生的事。有几个人还故作高深莫测的样子，好象自己成公安局的人了。还有人说，纹儿又是气愤，又是委屈，又是害羞，不想上学了，躲在家里不出门。学校老师几次上门做思想工作，并保证不会让同学们笑话她，才来上学的。
那时，我便很瞧不起纹儿。不就是一支破辫子么，剪了，再长出来不就行了，值得这么惊天动地大惊小怪的么？我几次想象哥那样留个平头，总是被爹以不招虱子为由，蛮横地理成个光头，不也照样东蹿西蹦地满村子瞎逛悠，从没想过害羞是啥滋味儿。我第一次对女孩子的评价，就是矫情。
3
此后的一段时日，我也只是记住了有纹儿这么个女孩子，她曾有一条能够到屁股上的令人羡慕的粗大辫子，却又被嫉妒或是别有用心的家伙给剪成了两截而已。并因此对她稍稍留意地打量了几次，是个眼会说话脸若桃花挺耐看的女孩子，又配有凸凹恰当圆润窈窕的身段，在初中部的所有山村女孩子中，就突显出鹤立鸡群的样子。
渐渐地，辫子事件便被人淡忘了。偶尔有人提起，也只是在谁招惹了自己后，受的委屈无处发泄，便无端地猜疑是人家干了那件缺德事，以期引起公愤。但又往往不能得逞，没人相信这人信口雌黄出来的瞎话。
时日已经到了深秋，学校要搞红小兵入队仪式。
这红小兵就是现今少先队员的前身，必须是品学兼优且听话懂事的好孩子才有资格入选。前几批没有我，这是很正常的。学习不好也就罢了，偏偏品行又不好，不是今天出点小事故，就是明天违点校规班规什么的，总没有消停的日子。这加入红小兵的事，让大人伤透了脑筋。父母亲虽没有望子成龙的奢望，但看见周围的孩子戴着红领巾满村子遛，而自家的孩子挺着光秃秃黑黢黢的脖子晃荡在中间，很没颜面。在打骂过几次后，就去找老师。而我们班的学生也有大半都加入了，剩下的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老师乐得送人情，便在这年秋天才准许我戴上红领巾。
那天下午一直下着小雨，湿漉漉的空气里飘落着细细的雨丝，地上已是一片泥泞。
仪式是在学校礼堂里举行的。屋外面阴湿，屋内愈显阴暗，宽敞的礼堂里坐满了黑压压的学生。仪式开始前，各班在进行歌咏竞赛，激昂的歌声如潮水般此起彼伏。
我是第一次认真卖力地用劲儿唱歌，以至嗓门儿都有些沙哑。激动的心情无以描述，心动如小鹿在胸脯里乱蹦乱跳，脑门儿上已经渗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能加入到好孩子的行列，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就象做梦一样难以置信。我以为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最出息最风光的一次，就暗地警告自己，一定要好好地完成这庄严的仪式，千万别出什么洋相。
人真是奇怪的很，你越是怕什么，就有什么。在我精神高度戒备的状态下，昂首挺胸地尾随在一长溜灰头土脸的队伍里，大踏步向主席台上行进的时候，竟然会在台阶上一脚踩空，身子前扑，把前面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女孩子搡倒，她又冷不防把她前面一个瘦小的男孩子推了个前趴儿，三个人都滚倒在台阶上，引得全礼堂的人哄堂大笑。我已经看到班主任老师的脸顿时黑了下来，就想，完了，好孩子还没来得及当，破烂帐本子上又被老师重重地记上了一笔。脑门儿上的汗珠子开始滚淌，既羞又恼，浑身燥热异常。待擦几把汗，慌慌张张地站到主席台上，等待大哥哥大姐姐们给戴红领巾时，两眼已是呆傻，台下的场景早已模糊成了一片，分不清哪儿是人头哪儿是过道了。
就在这沮丧万分的时候，有一串人影在面前闪过，就知道是哥哥姐姐们上台给我们戴红领巾了。忙挺直了腰板儿，接受这庄严的仪式。直到现在，那种温馨的感觉似乎还停留在我的脸上，并在心里轻轻地荡漾。那是一双忽闪着会说话的眼睛，眼里飘出一抹柔柔的目光，轻拂在我当时被汗和着灰土弄脏的脸上，并有若兰香般的甜甜气息淡淡地漫来，钻进鼻孔，沉入心里。是纹儿，她就站在我的面前，先是轻轻地帮我捋了捋凌乱的头发，才把红领巾系到我黝黑的脖子上，还叫着我的小名笑着说，我给你戴上。她的手圆润微凉，碰到肌肤上，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舒服而又清爽。临下台，她悄悄地说，回家快把脖子洗洗呀。
仪式结束后，那种奇妙的感觉依然没有散去，足足让我品味了整个下午。
放学回到家里，理直气壮地对母亲嚷嚷道，我要洗头。母亲以为我的脑子出了问题，扯着脖子上的红领巾把我拽到跟前，用手摸着我的前额道，是吃错药啦还是发烧啦。我不管，硬逼着母亲帮我洗了头和脖子，并第一次用母亲的镜子和梳子把头发梳理了一下，把母亲惊得目瞪口呆。
吃晚饭的时候，我把戴红领巾的经过大大地炫耀了一番，特别强调是纹儿给我戴的。父亲用筷子重重地戳了下饭桌，终止了我的话，脸色不太好看。母亲也撇撇嘴，对我和哥说，以后不准说纹儿，也不能与她来往。我不明白父母亲为什么这样，便在晚上偷偷地问哥。哥囔囔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好象是说纹儿在学校与谁搞对象之类的意思。这与我没有丝毫的关系，也没有影响到我的兴致。在睡前，我又对那种感觉细细品味了一遍。
4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依然上我的学，依然在班上与男同学结成小帮派，专门有意与女同学们接近捣乱，以此搏得女生们的注意，并在男生中间获得认同。过了一段时日，老师为防止我们上课说话做小动作，特意安排我们几个与女生坐一张课桌。
与我一桌的是一位姓周的女生，厉害得很，整日耷拉着脸，象是谁上辈子欠了她什么似的。我们在课桌的中间用铅笔刀深深地刻下一道界线，谁也不准过界，包括书包课本什么的，甚至连胳膊腿也不行。过界了，就要接受处罚。处罚的方法简单有效，如是物品，便一把抓起，远远地扔到地上；若是身体，不是用铅笔盒砸，就是用手恶狠狠地拧、掐。于是，在不经意间，我们的桌子上经常会飞出课本或铅笔尺子，也经常发出哎呀喊疼的惊叫声。每当这时，我总是想起纹儿，想起那双眼睛，还有兰香似的缓缓流动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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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的光阴不算漫长，但相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却占了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期间，许多的经历和感受都随岁月的流逝，悄悄湮没在脑海里，早已没有了一丝一毫的痕迹，特别是对于二十多年前一个刚刚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
但是，在清净闲极的时日，特别是夜深无眠，独自静坐在书房里胡思瞎想的时候，往往会忆起一个叫纹儿的女孩子。这些日子尤其如此，脑细胞异常活跃，记忆愈加清晰，经历过的事情就象发生在昨日。我想，该不会是纹儿的魂灵跨越了二十多年的时空间隔，前来造访当年那个拖着一把鼻涕的小弟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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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纹儿的所有记忆，都集中在七十年代末期的几年里。
那个时候，我正稀里糊涂地在村学校里做四、五年级的小学生。
那所村学校原是日本侵占东北时建起的战地医院，砖混结构，门高窗大，飞角起檐，并带有宽大的走廊。虽然陈旧些，却显得异常坚固，是村子里最气派的建筑，比之大队部和生产队的房屋强了何止百倍。打老远瞥上一眼，或是在校园里溜达一圈，总让人想起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尽管我们只是在阶级斗争图片展览中模模糊糊地看过刘文彩的地主庄园，而这个村子从来就没供出个象样的地主。
搞阶级斗争大批判的时候，村里也只是勉勉强强地把一位家境稍好一些，而且平常又喜欢说书讲古的姓宋的人家凑成富农分子，并给他送了个外号叫“宋江”阶级斗争搞紧了，就让他到社员大会上胡咧咧几句，算是顶帐交差，没人把这些批判当回事儿。那姓宋的富农分子却咧咧上了瘾，自以为除了村支书和生产队长外，就数他风光了，可以让几百号人围着他团团而坐，听他胡吹胡扯，象说书似的过瘾。时间长了不开批斗会，他还哈巴狗似的偷偷跑到村支书或生产队长跟前要求开他的批斗会，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遭到村支书之流的呵斥警告。当然，这些都是听大人们背地里讲的。
现在细想起来，对纹儿的深刻印象，就起始于宋富农分子的一次批斗会。在此之前，我怎么也记不起纹儿的任何信息。虽然按老家错综复杂的家族谱系论起来，我们两家还有种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关系。也许是我们两家相距的较远，中间隔着两条大街，而她比我哥哥还要大上好几岁，在村学校里上初中，与我不是一路货色的缘故吧。可以肯定地说，之前的时日里，我们绝对没有什么交往，更谈不上什么印象，只知道她姓房，小名叫纹儿。
我已弄不清那天晚上的批斗会是宋富农分子主动要求开的，还是阶级斗争形势又紧了，必须要开批斗会。反正那晚参加会议的人挺多，所有的男女社员都到了，再加上每家每户带来的一小群一嘟噜的崽子细娃，整个学校广场上挤满了一片黑压压脏兮兮的人头。
宋富农分子站在一张桌子旁边，在一盏汽灯白惨惨的光照下，如老牛反刍般兴奋又卖力地胡咧咧着。会场里响着一阵阵嗡嗡的说笑打闹声，夹杂着小孩子的哭闹喊叫声，搞得批斗会很不成样子，简直就是一个农贸集市。
就在宋富农分子喋喋不休地反复抖落自己那点或添油加醋或胡编乱造出的剥削罪行时，人群里忽地传出一声惊叫，接着就是一阵女子的痛哭声。于是，人们的注意力全部转移到了出事的地方，连坐在桌子边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也都站了起来，伸长了脖子直往人群里瞅，批斗会便自行终止。
出事的原因很快被传播到了会场的每一个角落，是一个女孩子粗黑油亮且直垂到屁股蛋子上的大辫子被坏人拦腰剪断了，女孩子就是纹儿。纹儿的家人蹦着高地咒骂那个天打雷劈的坏东西。特别是纹儿娘，本就善于骂人，这次便从上祖宗八代一直骂到了后子孙八代，没有一句是重样儿的。周围的人也心疼纹儿的那支漂亮辫子，都跟着骂，整个批斗会成了一大骂场。村干部们也生气，说这批斗会不开了，叫宋富农分子快滚下去，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不准离开，让民兵挨个搜身，找那把该死的剪子。直闹到半夜，也没有找到剪子，更不用说使剪子的那只黑手是谁了。查不到坏人，大队也没办法替纹儿家出气，任由纹儿娘骂了几天大街，此事便不了了之。
此后的几天里，老师学生们都在议论那晚发生的事。有几个人还故作高深莫测的样子，好象自己成公安局的人了。还有人说，纹儿又是气愤，又是委屈，又是害羞，不想上学了，躲在家里不出门。学校老师几次上门做思想工作，并保证不会让同学们笑话她，才来上学的。
那时，我便很瞧不起纹儿。不就是一支破辫子么，剪了，再长出来不就行了，值得这么惊天动地大惊小怪的么？我几次想象哥那样留个平头，总是被爹以不招虱子为由，蛮横地理成个光头，不也照样东蹿西蹦地满村子瞎逛悠，从没想过害羞是啥滋味儿。我第一次对女孩子的评价，就是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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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一段时日，我也只是记住了有纹儿这么个女孩子，她曾有一条能够到屁股上的令人羡慕的粗大辫子，却又被嫉妒或是别有用心的家伙给剪成了两截而已。并因此对她稍稍留意地打量了几次，是个眼会说话脸若桃花挺耐看的女孩子，又配有凸凹恰当圆润窈窕的身段，在初中部的所有山村女孩子中，就突显出鹤立鸡群的样子。
渐渐地，辫子事件便被人淡忘了。偶尔有人提起，也只是在谁招惹了自己后，受的委屈无处发泄，便无端地猜疑是人家干了那件缺德事，以期引起公愤。但又往往不能得逞，没人相信这人信口雌黄出来的瞎话。
时日已经到了深秋，学校要搞红小兵入队仪式。
这红小兵就是现今少先队员的前身，必须是品学兼优且听话懂事的好孩子才有资格入选。前几批没有我，这是很正常的。学习不好也就罢了，偏偏品行又不好，不是今天出点小事故，就是明天违点校规班规什么的，总没有消停的日子。这加入红小兵的事，让大人伤透了脑筋。父母亲虽没有望子成龙的奢望，但看见周围的孩子戴着红领巾满村子遛，而自家的孩子挺着光秃秃黑黢黢的脖子晃荡在中间，很没颜面。在打骂过几次后，就去找老师。而我们班的学生也有大半都加入了，剩下的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老师乐得送人情，便在这年秋天才准许我戴上红领巾。
那天下午一直下着小雨，湿漉漉的空气里飘落着细细的雨丝，地上已是一片泥泞。
仪式是在学校礼堂里举行的。屋外面阴湿，屋内愈显阴暗，宽敞的礼堂里坐满了黑压压的学生。仪式开始前，各班在进行歌咏竞赛，激昂的歌声如潮水般此起彼伏。
我是第一次认真卖力地用劲儿唱歌，以至嗓门儿都有些沙哑。激动的心情无以描述，心动如小鹿在胸脯里乱蹦乱跳，脑门儿上已经渗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能加入到好孩子的行列，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就象做梦一样难以置信。我以为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最出息最风光的一次，就暗地警告自己，一定要好好地完成这庄严的仪式，千万别出什么洋相。
人真是奇怪的很，你越是怕什么，就有什么。在我精神高度戒备的状态下，昂首挺胸地尾随在一长溜灰头土脸的队伍里，大踏步向主席台上行进的时候，竟然会在台阶上一脚踩空，身子前扑，把前面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女孩子搡倒，她又冷不防把她前面一个瘦小的男孩子推了个前趴儿，三个人都滚倒在台阶上，引得全礼堂的人哄堂大笑。我已经看到班主任老师的脸顿时黑了下来，就想，完了，好孩子还没来得及当，破烂帐本子上又被老师重重地记上了一笔。脑门儿上的汗珠子开始滚淌，既羞又恼，浑身燥热异常。待擦几把汗，慌慌张张地站到主席台上，等待大哥哥大姐姐们给戴红领巾时，两眼已是呆傻，台下的场景早已模糊成了一片，分不清哪儿是人头哪儿是过道了。
就在这沮丧万分的时候，有一串人影在面前闪过，就知道是哥哥姐姐们上台给我们戴红领巾了。忙挺直了腰板儿，接受这庄严的仪式。直到现在，那种温馨的感觉似乎还停留在我的脸上，并在心里轻轻地荡漾。那是一双忽闪着会说话的眼睛，眼里飘出一抹柔柔的目光，轻拂在我当时被汗和着灰土弄脏的脸上，并有若兰香般的甜甜气息淡淡地漫来，钻进鼻孔，沉入心里。是纹儿，她就站在我的面前，先是轻轻地帮我捋了捋凌乱的头发，才把红领巾系到我黝黑的脖子上，还叫着我的小名笑着说，我给你戴上。她的手圆润微凉，碰到肌肤上，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舒服而又清爽。临下台，她悄悄地说，回家快把脖子洗洗呀。
仪式结束后，那种奇妙的感觉依然没有散去，足足让我品味了整个下午。
放学回到家里，理直气壮地对母亲嚷嚷道，我要洗头。母亲以为我的脑子出了问题，扯着脖子上的红领巾把我拽到跟前，用手摸着我的前额道，是吃错药啦还是发烧啦。我不管，硬逼着母亲帮我洗了头和脖子，并第一次用母亲的镜子和梳子把头发梳理了一下，把母亲惊得目瞪口呆。
吃晚饭的时候，我把戴红领巾的经过大大地炫耀了一番，特别强调是纹儿给我戴的。父亲用筷子重重地戳了下饭桌，终止了我的话，脸色不太好看。母亲也撇撇嘴，对我和哥说，以后不准说纹儿，也不能与她来往。我不明白父母亲为什么这样，便在晚上偷偷地问哥。哥囔囔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好象是说纹儿在学校与谁搞对象之类的意思。这与我没有丝毫的关系，也没有影响到我的兴致。在睡前，我又对那种感觉细细品味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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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依然上我的学，依然在班上与男同学结成小帮派，专门有意与女同学们接近捣乱，以此搏得女生们的注意，并在男生中间获得认同。过了一段时日，老师为防止我们上课说话做小动作，特意安排我们几个与女生坐一张课桌。
与我一桌的是一位姓周的女生，厉害得很，整日耷拉着脸，象是谁上辈子欠了她什么似的。我们在课桌的中间用铅笔刀深深地刻下一道界线，谁也不准过界，包括书包课本什么的，甚至连胳膊腿也不行。过界了，就要接受处罚。处罚的方法简单有效，如是物品，便一把抓起，远远地扔到地上；若是身体，不是用铅笔盒砸，就是用手恶狠狠地拧、掐。于是，在不经意间，我们的桌子上经常会飞出课本或铅笔尺子，也经常发出哎呀喊疼的惊叫声。每当这时，我总是想起纹儿，想起那双眼睛，还有兰香似的缓缓流动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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