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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四十八岁的妇人是一本书第一部分的女主角，德国人，身高一米七一，体重六十八点八公斤(穿便服)，比标准体重只少三四百克。长着一对时而深蓝时而乌黑的眼睛，一头浓密的金发，几丝白发夹杂其中，蓬松地在脑后垂着，像一顶头盔紧紧地套在她头上。这个女人名叫莱尼普法伊弗，娘家姓格鲁伊滕。她有过历时三十二年(当然有中断)、人们称为工作经历的奇特经历。先在她父亲的公司当过五年办事员，后来又当了二十七年花圃工人，事先都未经过职业培训。她本来在新市区拥有一幢坚固的公寓楼房，这是一笔可观的不动产，今天至少价值四十万马克，可是她满不在乎地在通货膨胀的年头把它出手了。因此，自从她既非因病亦非因年老而毫无道理地停止工作以后，就几乎一无所有了。她由于在一九四一年曾和德国国防军的一名职业军士结婚，共同生活过三天，如今领取一份阵亡士兵家属抚恤金，没能增领一份社会保险养老金。可以说，目前莱尼的境况———不仅在经济方面———相当糟糕，尤其是她的爱子身入囹圄之后。
莱尼如果把头发剪得短一些，再染得灰白一点，看上去就会像一个保养得很好的四十岁妇女。现在她留的发式是年轻人的发式，同她那已不怎么年轻的面孔很不相称，人们估计她已年近半百，这固然是她的实际年龄，但她却放弃了一个本应利用的机会。她给人的印象犹如一个———其实并非如此———生活放荡或追求放荡生活的年老色衰的金发女人。超短裙莱尼可以穿，因为她的大腿和小腿既不露青筋也无皱纹，这在她这岁数的女人中，简直是凤毛麟角。莱尼仍墨守着，一九四二年前后流行的长裙这主要是由于她一直还穿自己的旧裙子并喜欢穿衬衣和外套，因为(有一定道理)穿套衫她觉得会使胸脯显得过于刺眼。至于大衣和鞋子，她始终还在使用自己的大量存货，这些都是她出嫁前父母一度富有时购置的，而且很好的保留着。提花花呢大衣有各种颜色的:灰色和粉色交织的，绿蓝两色的，黑白相间的，天蓝的(单色);她如果认为戴头饰合适，就使用一条头巾。她的鞋子都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期间不难买到的———只要有足够的钱在手头———所谓“经久耐用”的高档货。
莱尼眼下没有男人经常给以保护或参谋，因此她一直对自己的发式抱有错觉。这要怪她的那面镜子，这件一八九四年的古老家什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仍然完好无损，这是莱尼的不幸。莱尼从未进理发馆过，也从未去过一家有很多镜子的超级商场，她只在一家即将被时代淘汰的小铺子里采购，因此也就完全依靠这面镜子。她的外祖母盖尔塔巴尔克尔(娘家姓霍尔姆)尽管早就说过，它把人的相貌美化得太过分了。这面镜子，莱尼就经常照。莱尼的发式是引起莱尼苦恼的原因之一，但这一点她并未觉察到。她深有体会的是，在她周围，在她住的楼里以及左邻右舍中，人们对她越来越嗤之以鼻。这几个月，莱尼有过许多男客:有信贷机构派出人员，由于莱尼对催还贷款通知不予理睬，登门向她提出了;最后和最最后的警告有执达员;有律师的信差;还有执达员派来取走抵押品的法警。莱尼此外有三间带家具的房间出租，不时更换房客，因此自然也会有年轻一些的男人上门来看房子。在这些男客中间，有人想占便宜、吊膀子———当然一无所获。谁都知道，正是那些调情不成功的男人喜欢吹嘘自己吊膀子大有收获，人人因此都能料到，很快莱尼的名声就被败坏了。
对莱尼的全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爱情生活笔者不曾亲眼目睹，但为了将有关莱尼的情况收集，掌握人们所说的客观材料(甚至在有关段落说出被采访的知情人的名字！)，笔者已竭尽全力，可以十拿九稳地说这里的报道是属实的。莱尼少言寡语，守口如瓶———两种非躯体的特点这里既然提到了，就应当再补充两点:莱尼一不怨天尤人，二不事后懊悔，她甚至并不后悔自己对第一个丈夫之死从未表示哀痛。莱尼从来不后悔，丝毫没有或“多”或“少”的懊悔心情，很可能她根本不知懊悔为何物。在这一点上———以及其他一些方面———肯定她所受的宗教教育是失败了，或者应该说是失败了，这对莱尼也许有益无害吧。
知情人提供的情况一清二楚地表明:对这个世界莱尼已理解不了，她怀疑自己过去是否理解过这个世界。她不明白，为什么周围的人如此敌视她，人们为什么对她如此气愤，对她这么恼火;她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也不曾得罪过别人。近来，为购买生活必需品而不得不离家外出时，受到了公开的嘲笑，诸如“骚货！”“破鞋！”之类的话还算是比较客气的，有人甚至搬出将近三十年前的事情来骂她:“共产党婊子！”“俄国人的姘头！”这些辱骂莱尼不理睬。在她背后别人说她是“荡妇”对她来说是已是司空见惯。人们认为她感觉迟钝或麻木不仁;其实这两点都不对，根据可靠的证人(女证人:马尔娅范多尔恩)反映，有时她坐在家里一连哭上好几个小时，大肆活动她的泪囊和泪腺。甚至迄今一直与莱尼很友好的街坊孩子们也被唆使和她作对，在她背后喊出一些他们自己和莱尼都不太明白的话来。可是，根据大量详尽的旁证材料，将有关莱尼的最新和最最新的材料包括在内，可以断定，至今莱尼一生中总共大概和男人同房二十多次:两次与后来娶她为妻的阿洛伊斯普法伊弗(一次在婚前，一次在总共历时三天的婚后共同生活期间);其余是和第二个男人，如果当时情况许可，她甚至会嫁给那个男人。本书故事情节(还需等待一段时间在允许莱尼直接进入)以后几分钟失足的事情，她将第一次做出人们可以称之为:她答应一个跪在地上用她听不懂的语言向她求爱的土耳其人，她之所以———作为让步———将他答应，只是因为她不忍心看到有人向她下跪，(她自己不会下跪，这是莱尼所具备的品性)。也许还要补充一点:莱尼是个孤儿，父母双亡，有几个别扭的婆家亲戚，还有几个住在乡下不太别扭的娘家亲戚，以及一个儿子。儿子二十五岁，姓她娘家的姓，目前正在坐牢。还有一个身体上的特征也许颇为重要，对判断男人们的纠缠也具有参考价值:莱尼有一对几乎永不萎缩的乳房，这是一个受过别人温情脉脉的抚爱的女人的标志。周围的人们巴不得莱尼消失或滚蛋，在她背后甚至叫一声“去你妈的！”或“滚蛋！”有据可查，间或还有人要求用毒气将她杀死，这种愿望确实存在。至于是否有此可能，笔者就不得而知了;这一点他只能再补充了:这种愿望是十分强烈的。
关于莱尼的生活习惯，还得提供几点细节。她爱吃，但适可而止。她的主餐是早餐，必不可少的是两个松脆新鲜的小面包、一只煮得很嫩的新鲜鸡蛋、少许黄油、一匙或两匙果酱(具体地说，就是在别的地方叫波维德的那种李子酱)、放很少糖并将热牛奶的浓咖啡兑上。她对所谓午餐的那一顿不太讲究:汤和少许点心水果就够了。她晚上吃冷餐:两三片面包，少量色拉、香肠和肉，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莱尼最讲求的是新鲜的小面包。她不让别人代买，而是亲自去挑选，她并不是用手去摸，只是仔细察看面包的色泽。什么东西也没有———至少是在吃的方面———像不新鲜的小面包那样更叫她讨厌了。为了小面包，也由于每天的早餐是她的节日盛宴，她甚至清早出门，到人群中去，不管人们的坏话、辱骂和侮慢。
莱尼十七岁开始抽烟，每天通常八支，决不会超过，有时还要少一些;她战时曾一度戒烟，为的是把香烟偷偷地塞给心上人。(不是她的丈夫！)莱尼属于那种有时爱喝几口葡萄酒的人，每次从不超过半瓶，一杯酒根据天气情况喝，心情愉快、经济宽裕时则来上一杯雪利酒。另外还要交代的是，从一九三九年起莱尼就有汽车驾驶执照(是经特许领到的，详情以后再说明)，但是汽车从一九四三年起就没有了。她喜欢驾驶汽车，几乎入迷。
莱尼始终还住在她出生的那幢房子里。这个市区由于弄不清楚的偶尔因素，没有毁于轰炸，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得以保全，只有百分之三十五被炸毁，可以说是受到了命运的优待。莱尼不久前遇到一件事，竟使她一反常态，变得爱说话起来，一有机会就马上告诉最要好的女友、主要的知己，也就是笔者的主要证人。对她说带着激动的声音莱尼:她一天早上，穿过马路去买小面包时，她的右脚认出了石子路面上一个小坑，它(她的右脚)最后一次踩过这个地方是在四十年前，莱尼在那儿和其他女孩子玩跳房子游戏时。那是大约一八九四年铺路时被铺路工敲落的一块玄武岩石块上的一个小小断裂处。立即，莱尼的脚把这一信息传递给她的脑干，脑干又把它传送到所有的感觉器官和感觉中心。由于莱尼是个非常注重感官享受的人，她会把一切，把一切立即都转化为性爱。因此，在欣喜、伤感、回忆和无比激动之余，她经历了一种过程，这种过程在神学词典中可能被称为“绝对存在之实现”它虽然别有所指，愚蠢的性爱学家和性行为神学教条主义者则以令人难堪的方式简化它为情欲高潮。
为了避免产生莱尼似乎很孤独的印象，就得一一列举她的所有朋友。这些朋友多数与她共过太平日子，有两人与她风雨同舟。莱尼的孤独完全是由于她生性守口如瓶、少言寡语，甚至可以说，是个不爱讲话的人。她的确难得有“倾诉衷情”的时候，对她最好的朋友玛格蕾特施勒默(娘家姓蔡斯特)和洛蒂霍伊泽(娘家姓伯恩特根)也是如此。在最困难的时刻这两人也站在她一边。玛格蕾特与莱尼同年，像莱尼一样寡居，不过可能这样说会引起误解。玛格蕾特和许多男人发生过关系，其原因后文还会交代，决不是出于私利，不过偶尔———她如果过于拮据的话———收取酬金，而最能说明玛格蕾特性格的是这一事实:生平她唯一一次出于私利委身事人，那个男人是她十八岁那年嫁的;也就是那一次，她说了唯一一句有据可查的娼妓式的话(那是一九四年):“一个阔佬，我抓到了，这家伙非要同我结婚不可。”
玛格蕾特目前正在住院，在隔离病房住着。她的性病很严重，可能已无法医治。她说自己“全坏了”———她的整个内分泌系统失调。与她谈话来院探视的人只能隔着一层玻璃。她对给她带来的每一包香烟和每一小瓶烧酒，哪怕只是市场上买得到的用最小的扁瓶重新灌装的廉价烧酒，也都感激万分。玛格蕾特的内分泌系统已如此紊乱，以致她“不会感到奇怪，从我的眼睛里如果突然流出小便而不是泪水”不论什么麻醉剂她都欢迎，如果有鸦片、吗啡、大麻，她也会接受。
医院位于郊外绿丛中，像一座平房式小别墅。为了见到玛格蕾特，笔者不得不采取种种不正当的手段:行贿、欺骗并伪造身份(她冒充卖淫社会学和卖淫心理学的讲师！)。
在介绍玛格蕾特之前，有一点在这里必须补充:她的情欲“其实”远远不如莱尼。玛格蕾特的堕落，并不是因为她自己贪恋风情，而是别人非常渴望从她身上得到欢乐，而她天生乐善好施，愿意将别人的要求满足。关于这一点，下文还会谈到。总而言之，莱尼很痛苦，玛格蕾特很痛苦。
本书开头就已提到的年已古稀的女证人马尔娅范多尔恩“其实”并不痛苦，只是因为的的确确地十分喜欢的莱尼痛苦而感到痛苦。她从前是莱尼双亲格鲁伊滕夫妇的女仆，如今在乡下隐居，享受伤残保险金，还有一个菜园、几棵果树、十二只鸡以及与人合养的半头猪和半头小牛犊，晚年生活还算称心。马尔娅和莱尼一起经历了太平的日子，只是遇上“黑风恶浪”的时候才忧心忡忡。必须明确指出，这种忧虑并不是道德品质方面的，而是出人意料地出于民族原因。在十五年或二十年前马尔娅大概还是个“心地正直”的人，如今她身上被人们估计过高的器官不知掉到哪里去了，如果说还存在的话，肯定没有掉进“裤裆里”她从来没有过胆小怕事。有人如此欺负她的莱尼，这真使她感到吃惊。对莱尼她确实了如指掌，肯定比那个使莱尼改姓他的姓的男人更了解莱尼。从一九二年到一九六年马尔娅范多尔恩毕竟在格鲁伊滕家呆了四十年，看着莱尼出生，经历过她的种种冒险和一生的遭遇。她正要重新迁回到莱尼那儿去住，不过暂时仍尽力争取将把莱尼接到乡下住的计划实现。她对莱尼所受到的对待和威胁感到吃惊，历史上的某些可怕的事情甚至宁可愿意相信，她过去也并非认为这种事情不大可能，只是怀疑是否有那么严重而已。
音乐评论家黑尔韦格席尔滕施泰因博士在提供情况的人物中占有特殊地位。四十年来他一直住在一幢房子的后半部分，这幢房子在八十年前可算是豪华府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降了级，被一分为二。他在底层住，房子朝着院子的那一部分挨着莱尼的住宅，这使他有可能细心聆听莱尼的钢琴声达数十年之久。但他始终不知道，从她开始练琴，继而有所长进，以至后来升堂入室，弹钢琴的是莱尼。莱尼的面孔他虽然认得，四十年来有时在街上遇见她(莱尼玩跳房子游戏甚至很有可能看过，因为他对儿童游戏非常感兴趣，曾以儿童游戏中的音乐为题写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由于他并非无动于衷于女性魅力，这些年一定留心观察过莱尼的仪表举止，肯定有时还点头表示赞赏，甚或可能动过欲念。但是，必须指出，他认为莱尼———和所有那些曾同席尔滕施泰因同床共枕过的女人相比———“有点俗气”因而未予认真考虑。如果他当时知道那个弹钢琴的人就是莱尼，她在无师自通的情况下经过多年勤学苦练，尽管只是出色地掌握了舒伯特的两支乐曲，数十年却不曾翻来覆去弹奏使他感到无聊。那么，他这位甚至使莫尼克哈斯那样的人见到也不仅发抖而且肃然起敬的人，对莱尼的评价也许会改变吧。后来席尔滕施泰因不由自主地对莱尼产生爱情，并非双方心心相印，只是单相思式的爱情，这以后还会谈及。说句公道话:席尔滕施泰因也会与莱尼共患难的，只是没有机会罢了。
有一个八十五岁高龄的知情人对莱尼的双亲知之甚多，对莱尼的内心世界却知之不多，而对莱尼的外界世界几乎全都了解。他就是退休已有二十年的总会计师奥托霍伊泽，他住在一所兼具豪华旅馆和高级疗养院优点的舒适的养老院里。他常去看望莱尼，莱尼也常去看望他。
确切的证人，他的儿媳洛蒂霍伊泽(娘家姓伯恩特根);可靠性差一些的是洛蒂的两个儿子:三十五岁的维尔纳和三十岁的库特。洛蒂霍伊泽言辞简洁而尖刻。她不过从来不对莱尼尖刻。洛蒂五十七岁，和莱尼一样，也是阵亡军人遗孀。她是办公室职员。
洛蒂霍伊泽的一张利口毫无顾忌，骨肉情分不顾，说自己的公公奥托(见上文)和小儿子库特是恶棍，几乎把莱尼目前的悲惨遭遇全都归咎于他们祖孙二人。不久以前，她才“得知一些事情，我不忍心告诉莱尼，因为我难以启齿，哪怕对自己，简直无法理解”洛蒂住在市中心一套二居室住宅里，带厨房和浴室，房租占了她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她正在考虑搬回到莱尼的住宅去住，一来是出于同情，二来正如她咄咄逼人地(原因暂时不明)说的“是看看是否他们真的也会强令我迁出。我担心他们会这样做。”洛蒂是一家工会的工作人员“没有信仰”(她未被问及便自己补充道)“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想要活命。”
还有并非最不重要的情况提供人:斯拉夫语言学家朔尔斯多夫博士。他与莱尼的一生阴错阳差地发生了关系，且不管这种瓜葛多么复杂，还会在下文交代。由于多种原因(也将在适当的场合交代)，朔尔斯多夫进入金融界担任了高级职务。他想不久以后就提前退休，结束这种生涯。
另一位斯拉夫语言学博士亨格斯起着次要的作用。他作为情况提供人是... -->>
一个四十八岁的妇人是一本书第一部分的女主角，德国人，身高一米七一，体重六十八点八公斤(穿便服)，比标准体重只少三四百克。长着一对时而深蓝时而乌黑的眼睛，一头浓密的金发，几丝白发夹杂其中，蓬松地在脑后垂着，像一顶头盔紧紧地套在她头上。这个女人名叫莱尼普法伊弗，娘家姓格鲁伊滕。她有过历时三十二年(当然有中断)、人们称为工作经历的奇特经历。先在她父亲的公司当过五年办事员，后来又当了二十七年花圃工人，事先都未经过职业培训。她本来在新市区拥有一幢坚固的公寓楼房，这是一笔可观的不动产，今天至少价值四十万马克，可是她满不在乎地在通货膨胀的年头把它出手了。因此，自从她既非因病亦非因年老而毫无道理地停止工作以后，就几乎一无所有了。她由于在一九四一年曾和德国国防军的一名职业军士结婚，共同生活过三天，如今领取一份阵亡士兵家属抚恤金，没能增领一份社会保险养老金。可以说，目前莱尼的境况———不仅在经济方面———相当糟糕，尤其是她的爱子身入囹圄之后。
莱尼如果把头发剪得短一些，再染得灰白一点，看上去就会像一个保养得很好的四十岁妇女。现在她留的发式是年轻人的发式，同她那已不怎么年轻的面孔很不相称，人们估计她已年近半百，这固然是她的实际年龄，但她却放弃了一个本应利用的机会。她给人的印象犹如一个———其实并非如此———生活放荡或追求放荡生活的年老色衰的金发女人。超短裙莱尼可以穿，因为她的大腿和小腿既不露青筋也无皱纹，这在她这岁数的女人中，简直是凤毛麟角。莱尼仍墨守着，一九四二年前后流行的长裙这主要是由于她一直还穿自己的旧裙子并喜欢穿衬衣和外套，因为(有一定道理)穿套衫她觉得会使胸脯显得过于刺眼。至于大衣和鞋子，她始终还在使用自己的大量存货，这些都是她出嫁前父母一度富有时购置的，而且很好的保留着。提花花呢大衣有各种颜色的:灰色和粉色交织的，绿蓝两色的，黑白相间的，天蓝的(单色);她如果认为戴头饰合适，就使用一条头巾。她的鞋子都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期间不难买到的———只要有足够的钱在手头———所谓“经久耐用”的高档货。
莱尼眼下没有男人经常给以保护或参谋，因此她一直对自己的发式抱有错觉。这要怪她的那面镜子，这件一八九四年的古老家什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仍然完好无损，这是莱尼的不幸。莱尼从未进理发馆过，也从未去过一家有很多镜子的超级商场，她只在一家即将被时代淘汰的小铺子里采购，因此也就完全依靠这面镜子。她的外祖母盖尔塔巴尔克尔(娘家姓霍尔姆)尽管早就说过，它把人的相貌美化得太过分了。这面镜子，莱尼就经常照。莱尼的发式是引起莱尼苦恼的原因之一，但这一点她并未觉察到。她深有体会的是，在她周围，在她住的楼里以及左邻右舍中，人们对她越来越嗤之以鼻。这几个月，莱尼有过许多男客:有信贷机构派出人员，由于莱尼对催还贷款通知不予理睬，登门向她提出了;最后和最最后的警告有执达员;有律师的信差;还有执达员派来取走抵押品的法警。莱尼此外有三间带家具的房间出租，不时更换房客，因此自然也会有年轻一些的男人上门来看房子。在这些男客中间，有人想占便宜、吊膀子———当然一无所获。谁都知道，正是那些调情不成功的男人喜欢吹嘘自己吊膀子大有收获，人人因此都能料到，很快莱尼的名声就被败坏了。
对莱尼的全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爱情生活笔者不曾亲眼目睹，但为了将有关莱尼的情况收集，掌握人们所说的客观材料(甚至在有关段落说出被采访的知情人的名字！)，笔者已竭尽全力，可以十拿九稳地说这里的报道是属实的。莱尼少言寡语，守口如瓶———两种非躯体的特点这里既然提到了，就应当再补充两点:莱尼一不怨天尤人，二不事后懊悔，她甚至并不后悔自己对第一个丈夫之死从未表示哀痛。莱尼从来不后悔，丝毫没有或“多”或“少”的懊悔心情，很可能她根本不知懊悔为何物。在这一点上———以及其他一些方面———肯定她所受的宗教教育是失败了，或者应该说是失败了，这对莱尼也许有益无害吧。
知情人提供的情况一清二楚地表明:对这个世界莱尼已理解不了，她怀疑自己过去是否理解过这个世界。她不明白，为什么周围的人如此敌视她，人们为什么对她如此气愤，对她这么恼火;她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也不曾得罪过别人。近来，为购买生活必需品而不得不离家外出时，受到了公开的嘲笑，诸如“骚货！”“破鞋！”之类的话还算是比较客气的，有人甚至搬出将近三十年前的事情来骂她:“共产党婊子！”“俄国人的姘头！”这些辱骂莱尼不理睬。在她背后别人说她是“荡妇”对她来说是已是司空见惯。人们认为她感觉迟钝或麻木不仁;其实这两点都不对，根据可靠的证人(女证人:马尔娅范多尔恩)反映，有时她坐在家里一连哭上好几个小时，大肆活动她的泪囊和泪腺。甚至迄今一直与莱尼很友好的街坊孩子们也被唆使和她作对，在她背后喊出一些他们自己和莱尼都不太明白的话来。可是，根据大量详尽的旁证材料，将有关莱尼的最新和最最新的材料包括在内，可以断定，至今莱尼一生中总共大概和男人同房二十多次:两次与后来娶她为妻的阿洛伊斯普法伊弗(一次在婚前，一次在总共历时三天的婚后共同生活期间);其余是和第二个男人，如果当时情况许可，她甚至会嫁给那个男人。本书故事情节(还需等待一段时间在允许莱尼直接进入)以后几分钟失足的事情，她将第一次做出人们可以称之为:她答应一个跪在地上用她听不懂的语言向她求爱的土耳其人，她之所以———作为让步———将他答应，只是因为她不忍心看到有人向她下跪，(她自己不会下跪，这是莱尼所具备的品性)。也许还要补充一点:莱尼是个孤儿，父母双亡，有几个别扭的婆家亲戚，还有几个住在乡下不太别扭的娘家亲戚，以及一个儿子。儿子二十五岁，姓她娘家的姓，目前正在坐牢。还有一个身体上的特征也许颇为重要，对判断男人们的纠缠也具有参考价值:莱尼有一对几乎永不萎缩的乳房，这是一个受过别人温情脉脉的抚爱的女人的标志。周围的人们巴不得莱尼消失或滚蛋，在她背后甚至叫一声“去你妈的！”或“滚蛋！”有据可查，间或还有人要求用毒气将她杀死，这种愿望确实存在。至于是否有此可能，笔者就不得而知了;这一点他只能再补充了:这种愿望是十分强烈的。
关于莱尼的生活习惯，还得提供几点细节。她爱吃，但适可而止。她的主餐是早餐，必不可少的是两个松脆新鲜的小面包、一只煮得很嫩的新鲜鸡蛋、少许黄油、一匙或两匙果酱(具体地说，就是在别的地方叫波维德的那种李子酱)、放很少糖并将热牛奶的浓咖啡兑上。她对所谓午餐的那一顿不太讲究:汤和少许点心水果就够了。她晚上吃冷餐:两三片面包，少量色拉、香肠和肉，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莱尼最讲求的是新鲜的小面包。她不让别人代买，而是亲自去挑选，她并不是用手去摸，只是仔细察看面包的色泽。什么东西也没有———至少是在吃的方面———像不新鲜的小面包那样更叫她讨厌了。为了小面包，也由于每天的早餐是她的节日盛宴，她甚至清早出门，到人群中去，不管人们的坏话、辱骂和侮慢。
莱尼十七岁开始抽烟，每天通常八支，决不会超过，有时还要少一些;她战时曾一度戒烟，为的是把香烟偷偷地塞给心上人。(不是她的丈夫！)莱尼属于那种有时爱喝几口葡萄酒的人，每次从不超过半瓶，一杯酒根据天气情况喝，心情愉快、经济宽裕时则来上一杯雪利酒。另外还要交代的是，从一九三九年起莱尼就有汽车驾驶执照(是经特许领到的，详情以后再说明)，但是汽车从一九四三年起就没有了。她喜欢驾驶汽车，几乎入迷。
莱尼始终还住在她出生的那幢房子里。这个市区由于弄不清楚的偶尔因素，没有毁于轰炸，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得以保全，只有百分之三十五被炸毁，可以说是受到了命运的优待。莱尼不久前遇到一件事，竟使她一反常态，变得爱说话起来，一有机会就马上告诉最要好的女友、主要的知己，也就是笔者的主要证人。对她说带着激动的声音莱尼:她一天早上，穿过马路去买小面包时，她的右脚认出了石子路面上一个小坑，它(她的右脚)最后一次踩过这个地方是在四十年前，莱尼在那儿和其他女孩子玩跳房子游戏时。那是大约一八九四年铺路时被铺路工敲落的一块玄武岩石块上的一个小小断裂处。立即，莱尼的脚把这一信息传递给她的脑干，脑干又把它传送到所有的感觉器官和感觉中心。由于莱尼是个非常注重感官享受的人，她会把一切，把一切立即都转化为性爱。因此，在欣喜、伤感、回忆和无比激动之余，她经历了一种过程，这种过程在神学词典中可能被称为“绝对存在之实现”它虽然别有所指，愚蠢的性爱学家和性行为神学教条主义者则以令人难堪的方式简化它为情欲高潮。
为了避免产生莱尼似乎很孤独的印象，就得一一列举她的所有朋友。这些朋友多数与她共过太平日子，有两人与她风雨同舟。莱尼的孤独完全是由于她生性守口如瓶、少言寡语，甚至可以说，是个不爱讲话的人。她的确难得有“倾诉衷情”的时候，对她最好的朋友玛格蕾特施勒默(娘家姓蔡斯特)和洛蒂霍伊泽(娘家姓伯恩特根)也是如此。在最困难的时刻这两人也站在她一边。玛格蕾特与莱尼同年，像莱尼一样寡居，不过可能这样说会引起误解。玛格蕾特和许多男人发生过关系，其原因后文还会交代，决不是出于私利，不过偶尔———她如果过于拮据的话———收取酬金，而最能说明玛格蕾特性格的是这一事实:生平她唯一一次出于私利委身事人，那个男人是她十八岁那年嫁的;也就是那一次，她说了唯一一句有据可查的娼妓式的话(那是一九四年):“一个阔佬，我抓到了，这家伙非要同我结婚不可。”
玛格蕾特目前正在住院，在隔离病房住着。她的性病很严重，可能已无法医治。她说自己“全坏了”———她的整个内分泌系统失调。与她谈话来院探视的人只能隔着一层玻璃。她对给她带来的每一包香烟和每一小瓶烧酒，哪怕只是市场上买得到的用最小的扁瓶重新灌装的廉价烧酒，也都感激万分。玛格蕾特的内分泌系统已如此紊乱，以致她“不会感到奇怪，从我的眼睛里如果突然流出小便而不是泪水”不论什么麻醉剂她都欢迎，如果有鸦片、吗啡、大麻，她也会接受。
医院位于郊外绿丛中，像一座平房式小别墅。为了见到玛格蕾特，笔者不得不采取种种不正当的手段:行贿、欺骗并伪造身份(她冒充卖淫社会学和卖淫心理学的讲师！)。
在介绍玛格蕾特之前，有一点在这里必须补充:她的情欲“其实”远远不如莱尼。玛格蕾特的堕落，并不是因为她自己贪恋风情，而是别人非常渴望从她身上得到欢乐，而她天生乐善好施，愿意将别人的要求满足。关于这一点，下文还会谈到。总而言之，莱尼很痛苦，玛格蕾特很痛苦。
本书开头就已提到的年已古稀的女证人马尔娅范多尔恩“其实”并不痛苦，只是因为的的确确地十分喜欢的莱尼痛苦而感到痛苦。她从前是莱尼双亲格鲁伊滕夫妇的女仆，如今在乡下隐居，享受伤残保险金，还有一个菜园、几棵果树、十二只鸡以及与人合养的半头猪和半头小牛犊，晚年生活还算称心。马尔娅和莱尼一起经历了太平的日子，只是遇上“黑风恶浪”的时候才忧心忡忡。必须明确指出，这种忧虑并不是道德品质方面的，而是出人意料地出于民族原因。在十五年或二十年前马尔娅大概还是个“心地正直”的人，如今她身上被人们估计过高的器官不知掉到哪里去了，如果说还存在的话，肯定没有掉进“裤裆里”她从来没有过胆小怕事。有人如此欺负她的莱尼，这真使她感到吃惊。对莱尼她确实了如指掌，肯定比那个使莱尼改姓他的姓的男人更了解莱尼。从一九二年到一九六年马尔娅范多尔恩毕竟在格鲁伊滕家呆了四十年，看着莱尼出生，经历过她的种种冒险和一生的遭遇。她正要重新迁回到莱尼那儿去住，不过暂时仍尽力争取将把莱尼接到乡下住的计划实现。她对莱尼所受到的对待和威胁感到吃惊，历史上的某些可怕的事情甚至宁可愿意相信，她过去也并非认为这种事情不大可能，只是怀疑是否有那么严重而已。
音乐评论家黑尔韦格席尔滕施泰因博士在提供情况的人物中占有特殊地位。四十年来他一直住在一幢房子的后半部分，这幢房子在八十年前可算是豪华府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降了级，被一分为二。他在底层住，房子朝着院子的那一部分挨着莱尼的住宅，这使他有可能细心聆听莱尼的钢琴声达数十年之久。但他始终不知道，从她开始练琴，继而有所长进，以至后来升堂入室，弹钢琴的是莱尼。莱尼的面孔他虽然认得，四十年来有时在街上遇见她(莱尼玩跳房子游戏甚至很有可能看过，因为他对儿童游戏非常感兴趣，曾以儿童游戏中的音乐为题写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由于他并非无动于衷于女性魅力，这些年一定留心观察过莱尼的仪表举止，肯定有时还点头表示赞赏，甚或可能动过欲念。但是，必须指出，他认为莱尼———和所有那些曾同席尔滕施泰因同床共枕过的女人相比———“有点俗气”因而未予认真考虑。如果他当时知道那个弹钢琴的人就是莱尼，她在无师自通的情况下经过多年勤学苦练，尽管只是出色地掌握了舒伯特的两支乐曲，数十年却不曾翻来覆去弹奏使他感到无聊。那么，他这位甚至使莫尼克哈斯那样的人见到也不仅发抖而且肃然起敬的人，对莱尼的评价也许会改变吧。后来席尔滕施泰因不由自主地对莱尼产生爱情，并非双方心心相印，只是单相思式的爱情，这以后还会谈及。说句公道话:席尔滕施泰因也会与莱尼共患难的，只是没有机会罢了。
有一个八十五岁高龄的知情人对莱尼的双亲知之甚多，对莱尼的内心世界却知之不多，而对莱尼的外界世界几乎全都了解。他就是退休已有二十年的总会计师奥托霍伊泽，他住在一所兼具豪华旅馆和高级疗养院优点的舒适的养老院里。他常去看望莱尼，莱尼也常去看望他。
确切的证人，他的儿媳洛蒂霍伊泽(娘家姓伯恩特根);可靠性差一些的是洛蒂的两个儿子:三十五岁的维尔纳和三十岁的库特。洛蒂霍伊泽言辞简洁而尖刻。她不过从来不对莱尼尖刻。洛蒂五十七岁，和莱尼一样，也是阵亡军人遗孀。她是办公室职员。
洛蒂霍伊泽的一张利口毫无顾忌，骨肉情分不顾，说自己的公公奥托(见上文)和小儿子库特是恶棍，几乎把莱尼目前的悲惨遭遇全都归咎于他们祖孙二人。不久以前，她才“得知一些事情，我不忍心告诉莱尼，因为我难以启齿，哪怕对自己，简直无法理解”洛蒂住在市中心一套二居室住宅里，带厨房和浴室，房租占了她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她正在考虑搬回到莱尼的住宅去住，一来是出于同情，二来正如她咄咄逼人地(原因暂时不明)说的“是看看是否他们真的也会强令我迁出。我担心他们会这样做。”洛蒂是一家工会的工作人员“没有信仰”(她未被问及便自己补充道)“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想要活命。”
还有并非最不重要的情况提供人:斯拉夫语言学家朔尔斯多夫博士。他与莱尼的一生阴错阳差地发生了关系，且不管这种瓜葛多么复杂，还会在下文交代。由于多种原因(也将在适当的场合交代)，朔尔斯多夫进入金融界担任了高级职务。他想不久以后就提前退休，结束这种生涯。
另一位斯拉夫语言学博士亨格斯起着次要的作用。他作为情况提供人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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