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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厅和两间浴室，屋子陈设无懈可击，美观大方，色调和造型彼此协调，并且由于她藏书可说汗牛充栋，在室内装潢上用不着操心。她很冷静，但并非不亲切，一头银发，很考究的一身打扮。在佩尔策曾经出示的那张摄于一九四四年的全厂职工联欢活动照片上，大概谁也认不出那个神情严肃、围着头巾、略显矮胖的小个子女人就是这位端庄稳重地出现在笔者面前的妖滴滴的徐娘，用细银丝编的耳环样子像小篮子，里面各有一颗圆珊瑚球在滚动，另外，她还不断地转动她那一对仍炯炯有神的褐色眼睛，使得她的脑袋成为一个有四处在颤动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目标:在颤动耳环里的珊瑚球，在颤动她的脑袋，也在颤动脑袋上的眼睛，她的装扮得体，脖子和手腕上微皱的皮肤看来保养得不错，但这决不是赫太太想把自己的年龄隐瞒。茶，花式小点心，盛放在一只银烟盒(勉强可放八支)里的香烟，点着的一支蜡烛，火柴放在一个手绘瓷盒里，瓷盒上画的是黄道十二宫图，但只有十一幅图，正中是以传统手法画的人马座，粉红色，明显区别于其他呈天蓝色的星座，使人猜想赫太太是人马座下凡。窗帘是略微带紫的玫瑰色，家具是核桃木浅褐色，地毯是白色，墙上没有被书橱遮盖的地方挂着手工精制着色的莱茵河风景版画，有六七幅(笔者对此不敢担保绝对准确)，最多大小为六乘四厘米，很精致，像宝石一样晶莹:从德伊茨看科隆，从博伊尔看波恩，从莱茵河右岸乌尔登巴赫和鲍姆贝格之间看丛斯，博帕德，奥伯温特，雷斯；此外，笔者还想起曾看到过克桑滕，被艺术家移到更加靠近莱茵河的地方，略有不同与地理位置———由此可见，一定是七幅。“是呀，不错，”赫特霍尼太太说，把银烟盒并递给笔者，他觉得她的神情像是预期他不会取出烟来抽(他不得不使她失望，并且也看到她脸上掠过淡淡的一丝不悦)。“您看得没错，莱茵河左岸风光全都是的(她的敏感迅速超过了笔者的理解、洞察和解释速度)。我从前是分离主义者，现在仍然是分离主义者，而且不仅仅是在思想上:我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曾在埃吉丁贝格受伤，不是站在光彩的一方，而是在不光彩的一方站着，但我一直仍认为这是光彩的一方。我的观点谁也改变不了:这块土地不属于普鲁士，从来就不属于普鲁士，也不属于由普鲁士建立的所谓德意志国。今天我仍是分离主义者，不是主张成立一个法国莱茵兰，而是主张成立一个德意志莱茵兰。以莱茵河作为莱茵兰的边界，阿尔萨斯和洛林当然也包括；与一个非沙文主义的法国为邻，当然是共和制的法国。嗯，于一九二三年我逃往法国，在那儿治好伤，改名换姓是当时不得不做的事情，后来，一九二四年使用假证件回到德国。到了一九三三年，叫赫特霍尼还是比叫艾莉马克思要好些，而我又不想再度流亡了，不想再度流亡。您知道为什么？我爱这个地方，爱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民:他们只是生不逢时罢了。黑格尔的话您尽管搬出(笔者不想搬出黑格尔！———笔者)来对我说，一个人生不逢时是不可能的。一九三三年后，我觉得最好放弃我那兴旺的园林建筑师事务所，干脆让它破产，这是最简单、最不引人注目的办法，尽管也困难，因为我的事务所很兴旺。之后，又遇上家世证明的问题，即麻烦，又危险，可在法国我当然还有朋友，就在那儿办理。于一九二四年这个莉安妮赫特霍尼已死于巴黎一家妓院，干脆他们偷梁换柱，说死去的是萨尔路易的艾莉马克思。我让巴黎一位律师办了家世将这件事证明，此人在大使馆有熟人。这件事虽然是秘密的，但有一天从奥斯纳布吕克附近一个村庄寄来了一封信，一个名叫艾哈德赫特霍尼的人在信中给他的莉安妮写道，她所做的一切他愿原谅，‘希望你回家来，我和你好好过日子’。嗯，我们等到把家世证明全都办妥，在巴黎才让这个莉安妮赫特霍尼死去，而她却在德国作为园艺师活了下来。嘿，大功告成了。相当保险，但决不是绝对有把握，因此，我认为在佩尔策这样一个纳粹分子手下安身要好一些。”
上等香茗，比那些修女的要浓三倍，还有可口的小点心，可是笔者向银烟盒伸手过于频繁了，现在已是第三次，虽然几乎那个并不比核桃壳大的烟灰缸已放不下第三支烟的烟灰和烟蒂。毫无疑义:赫特霍尼是个聪明而稳健的女人，由于笔者没有反驳而且也不想反驳她的分离主义观点，因此，他尽管抽烟喝茶(已是第三杯！)漫无节制，看来她对他的好感并未减少。“您可想而知，我那时提心吊胆，虽然这在客观上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因为这个莉安妮的亲属从未露面，但在佩尔策那里有可能进行严格的企业审查、人事审查，外加那个该死的纳粹克雷姆普、汪夫特和民族党的策芬。我和策芬同在一张桌子上干活。一向佩尔策的嗅觉很灵敏，准是觉察到我有点忐忑不安，因为当他在鲜花和绿树上开始相当明目张胆地弄手脚时，我倒不是怕自己会出问题，而是怕他受连累，就想辞职不干。我对他说过之后，他以一种可笑的神情瞅着我说:‘您要辞职，您行吗？’他什么也不知道，我肯定，但他觉察到了———我胆怯了，便收回辞职要求，可他当然发现我真的胆怯了并且不会事出无因，于是每逢有机会就把我的名字着重念出，似乎这个名字有假。他当然知道克雷默尔的丈夫是共产党，在集中营死去。对普法伊弗，他也觉察到什么，而且确实又猜对了，比我们大家所料到的要多。普法伊弗姑娘和那个波利斯利沃维奇彼此情投意合，是比较明显的，但也是够危险的，不过这———她会有此胆量我没有想到。再者，有一点也证明佩尔策嗅觉很灵，他一九四五年就知道英语管花叫‘flowers’，花圈不过没说过，他把花圈叫‘circles”有一段时间，美国人还以为他说的是秘密团体哩。”
稍停片刻，笔者提了几个问题。在这期间他颇为费劲地把第三支香烟的烟蒂塞进那只银质核桃壳，并且不无好感地注意到，在那其他方面完美无缺的书橱中，普鲁斯特、斯丹达尔托尔斯泰和卡夫卡作品的封皮显得很旧了，不脏，没有污斑，只是用旧了，就像一件补过洗过多次的心爱的衣服一样。
“是呀，我爱看书，手不释卷，有些书已看过好多遍了，普鲁斯特的作品在一九二九年我就看过本亚明的译本———现在谈谈莱尼吧:当然是一个好姑娘，不错，我说的是姑娘，虽然她已经快五十了，只是，你无法接近她，战时也好，战后也好，都是这样，倒不是她冷若冰霜，只不过是文静和沉默寡言；和蔼可亲———但固执倔强，沉默寡言；‘女士’的外号我首先得到了，莱尼来了以后，大家叫我们为‘两位女士’，但不到半年，人们又不叫她‘女士’了，又只剩下一位女士了，就是我。奇怪———我后来很晚才弄明白莱尼为什么那么古怪，叫人几乎看不透———她是无产阶级，是的，我始终认为，对金钱、时势等等态度她是无产阶级的。本来她是可以青云直上的，但她不想上进，倒不是缺乏责任感，也不是没有能力担当重任，甚至她胸有成竹，嗯，这一点可以说她已充分证明了。她和波利斯利沃维奇相好将近一年半之久，我们当中没有人，没有一个人认为会有这事，他们或他都没有被人抓住过。我对您说吧，他们俩受到了汪夫特、谢尔夫和那个下流坯克雷姆普的严密监视，有时我放心不下，心想要是他们搞什么名堂，那可就要倒霉了。开始时不只是有危险，他们———光是由于实际原因———什么名堂根本不可能搞出，当然有时我怀疑她是否———如果她———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她十分天真。如上所述:不看重钱财。
每周我们挣二十五至四十马克，视津贴和加班情况有所不同，所谓“清单奖”后来佩尔策还发给我们”:每个花圈额外补发二十芬尼，分给大家，每周这样也能收入几个马克，可莱尼每周光喝咖啡这一项就至少花掉两周工资，这怎么能行呢，尽管她的房子还有房租收入。我常想而且今天还在想真:这个姑娘是少见。你真不知道她究竟是大智若愚呢，还是头脑简单———听起来虽然自相矛盾，我却认为她两者兼而有之，既是大智若愚，又是头脑简单，她只有一点不是，而且从来也不是:一个轻佻的女人。她不是那种人，不是的。
“我一九四五年没有得到赔偿金，因为弄不清我是作为分离主义者还是犹太人转入地下的。当然转入地下的分离主义者得不到赔偿———而作为犹太人，那就请你证明你是蓄意破产以转移人们对你的注意吧。我只拿到了一张经营园圃和花店的执照，而这也是靠法国军队里的一位朋友才弄到手的。我一九四五年年底，就把莱尼请到我的店里来工作，她当时带着孩子，生活相当困难，在我的店里她待了二十四年，到一九七年。
我曾经不止十次或二十次，不，是三十多次，提出请她主持一家分店，和她合作经营，她可以穿件漂亮衣裳在店堂里坐着接待顾客，可她宁愿穿上长罩衫，站在冷冰冰的后屋编花圈、扎花束。没有上进心，不想高升。我有时想，她是个幻想家。有点怪，但很可爱。而且，当然罗，这我认为有点像无产阶组级。她还相当娇生惯养:您知道，即使当了工人，至多每周工资五十马克，战争期间她仍把她家的老佣人留在身边———那个女佣人您知道每天给她烘烤什么吗？几个新鲜小面包，喷香松脆，告诉您吧，我有时直流口水，‘女士’的身份简直不顾了，真想说:‘孩子，让我咬一口，请你让我咬一口。’你可以放心，她是会让我咬的———啊，只要我求她，而且，既然现在她经济状况如此困难，她就尽管来找我借钱好了———可您知道，她此外还怎么样？骄傲。只有童话故事中的公主才会这样骄傲。至于她的扎花手艺，她被估计得过高了。当然，她心灵手巧，但我觉得她的修饰金银丝用得太多像刺绣，过于精细，不像好看的粗针编织，她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金银饰工，可干花活———您也许会感到意外———有时要大胆泼辣，她却从来也做不到，她的修饰颇有新意，但不大胆。不过，要知道她是半路出家，能学得这么快就已经了不起了，本身就很了不起。”由于不再举起茶壶，银烟盒也不再打开呈上，笔者得到的印象是这次谈话已经结束(事实证明不错)。赫特霍尼太太他觉得对完善莱尼的形象作出了重要贡献。赫太太还让他看了看她的小小的工作室，近来她在那里又搞起了园林艺术。她正在为未来的城市设计“空中花园”她称之为“塞密拉密斯”———对于一名如此热心的普鲁斯特读者来说，这个字眼笔者觉得不太富有想象力。笔者告别时感到这次访问终于结束了，但今后仍有可能前来访问，因为仍然赫太太脸上保留着十分亲切的神色，尽管倦容已经露出了。
马尔加汪夫特和伊尔泽克雷默尔两位女士的情况可以同时说明:伤残保险金两人都享受，一个七十岁，一个六十九岁，两人都已白发苍苍，住的都是一套一间半居室的大众化廉价公寓住宅，取暖用火炉，家具是五十年代初的产品，两人都给人以“不富裕”和苍老的印象。可是———开始这儿有所不同———一个(汪夫特)养了一只玫瑰鹦鹉，另一个(克雷默尔)养了一只虎皮鹦鹉。汪夫特———明显这方面差变得———神态严肃，几乎很难接近，嘴闭得紧紧的，好像是在不停地在把樱桃核吐出，由于嘴巴小而很费劲，不愿“多谈这个放荡的女人。我早就知道，我早就料到，但此事没有弄清，为此今天我还会打自己耳光。我真希望看到她剃光头，在大庭广众中受众人耻笑，这对她不会有什么坏处。我们的子弟在前方打仗，她的丈夫也阵亡了，而她却同一个俄国佬搞上了，而且她的父亲是个大奸商———三个月后就让她领导修饰组而不让我干。不，不过是个荡妇罢了———不知廉耻，总是凭她的色相———把男人们个个弄得神魂颠倒，格龙奇像只公猫向她摇尾乞怜，佩尔策把她看作是二号性爱后备对象，就连一向勤勤恳恳地干活的好工人克雷姆普也被她弄得晕头转向，变得十分讨人嫌。她还摆出了贵妇人的派头，其实不过是个潦倒的暴发户。别提她了。她没来之前，我们大家干得多和谐呀！打从她来了以后总是有一种紧张气氛，从来也没有爆发过———如果打一架，这种紧张状态倒能消除。嗯，那一套庸俗的外行的摆弄花的手法，他们全都上当了。不，打从她来了之后，我就孤立了，彻底孤立了，她请喝咖啡那一套我才不吃呢，我们称之为‘甜言蜜语、奉承巴结’，只不过是个破鞋、臭婆娘、十足的淫妇”汪夫特说的并不是像写出来这样一口气:一点一滴，就好像是从她口中挤出来的，多谈，她才不想的，但还是谈了，说老格龙奇是“不走运的法翁或潘，随您怎么说”佩尔策是“我所见过的最坏的无赖和投机分子，在党内我为他出过力，保过他。我是党(盖世太保？———笔者)信任的人，人们因此总是听取我的意见。战后呢？取消了我的抚恤金，因为我丈夫不是在战争中阵亡的，而是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的街头武斗死的。瓦尔特佩尔策先生和我丈夫一样参加过冲锋队，却啥事也没有。啥事也没有。靠小婊子和犹太女士的帮忙，他顺利过了关，而我却被关进去，蹲了班房。不，那些人别提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感恩图报和公正可言，我已看破红尘了”
笔者，就在同一天还走访了克雷默尔太太。她提供的有关莱尼的情况寥寥无几，只说莱尼是个“可怜可爱的姑娘———可爱的姑娘，可怜可爱的姑娘，可爱可怜的姑娘。而那个俄国佬啊，对您我得讲，当时我就十分怀疑，今天仍怀疑。怀疑他是不是盖世太保的密探。他说的德语多棒，又彬彬有礼，偏偏到花圃来为什么，而不到敢死队去清除炸弹和抢修铁路呢？他是个好小伙子，不错，但我不敢和他多说话，至少不超过工作所需要的范围”
当年克雷默尔太太一定是个金发碧眼的姑娘，如今已白发苍苍，眼睛几乎已没有神采了。显得松弛柔软的面庞，没有凶相，只是有些忧郁，愁眉不展，但苦恼是说不上的。用咖啡招待客人，自己却一口不喝。她说话慢慢腾腾，轻松自然，语气有些平淡，不太注意抑扬顿挫。她自己动手卷烟，有无比精湛的技术，不仅令人感到惊讶，简直叫人拍案叫绝:用有点润湿的黄澄澄的烟丝卷烟，准确无误，剪去碎絮用不着用剪刀。“是啊，很早我就学会了这一手，这也许是我学会的第一件事。
一九一六年我被关在堡牢半年，就不用说失业时期了，后来又是战争时期———卷烟的手艺从来我没有丢掉。”说到这里，她给自己点燃了一支。她口中叼着刚卷好的白色烟卷，突然使人会想到她青春年少、绰约动人的样子；自然她也请客人抽一支，不声不响，只是从桌子上推过来一支烟，用手一指。“不，不，我不想干了，不想干了。我一九二九年就不想干了；本来我就精力不济，现在更不行了。战争时期，只有我的儿子埃里希才使我有勇力和力量，在他长大前我始终希望战争能就结束，但他还是赶上了，学钳工还未满师，他们就把他拉走了。这孩子不声不响文静老实。他临走时，平生我最后一次冒着危险说了一句带政治性的话。‘跑过去，’我说，‘尽快。’‘跑过去？’他问，像平时那样皱着眉头，我于是向他解释跑过去是什么意思。这时他神情奇怪地把我望着，我担心他在什么地方会说出什么，不过即使他想这么干，大概也来不及了。他们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送他到比利时边境去挖战壕，我直到一九四五年年底才得知他已经死了。十七岁。这孩子一向神态严肃、闷闷不乐。他是私生子，您要知道，父母都是共产党的。在学校里和街上，他听到别人这样说。于一九四二年他的父亲死去，祖父母本身一无所有。好了。在一九二三年我就认识了佩尔策。您猜猜看是在什么地方？您一定猜不到。是在共产党内。是他看过的一部法西斯的宣传影片，这部影片的目的是叫人望而生畏，不料却对他产生了吸引力。瓦尔特把革命跟打砸抢混为一谈，完全弄拧了，被战斗同盟开除后，将义勇团参加了。之后，一九二九年就参加了冲锋队。他有一阵子还当过皮条客。此人样样都会。他当然也懂园艺，当倒爷，随您怎么说都行。好色之徒。花圈场的职工您想想，有哪些人:三个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克雷姆普、汪夫特和谢尔夫；两个中间派:弗莉达策芬和赫尔加霍埃特；我是个不起作用的共产党；女士是共和派和犹太人；政治上莱尼不好定性，由于她父亲的丑闻而受牵连，但至少是阵亡军人的遗孀；再有就是那个俄国佬，对他佩尔策确实大献殷勤———战后他又能出什么事呢？太平无事。他一九三三年以前，对我以‘你’相称，每次我见到他，他都说:‘嗯，伊尔泽，谁会胜利，是你们还是我们？’他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对我改称‘您’。美国人来了还不到五天，他就又拿到了营业执照，跑来找我，又叫我伊尔泽，以为现在我一定会当市议员了。不，不，不———我已经等待太久了；我在孩子离家时就该洗手不干了。我不想再干了，早就不想再干了。莱尼在一九四四年年底到我家里来过一次，坐在那里抽了一支烟，总是笑眯眯地把我看着，神色有点不安，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她大概会说什么，我甚至知道，但我不想知道。一个人决不要知道得太多。我什么也不想知道，她由于一声不吭、心神不安地笑眯眯坐在那里，我最后就对她说:‘嗯，看得出来你怀孕了。有个私生子，这意味着什么，我是知道的。”啊，后来战争结束后，抵抗呀，年金呀，赔偿呀，闹得乌烟瘴气，还有人成立了一个新的共产党，而我知道那帮人对我的维利之死是负有责任的。我叫他们什么您知道吗？祭坛侍者。不，不———这个糊里糊涂的莱尼夹在中间，这个可怜可爱的姑娘，居然他们说服她以‘英勇的红军战士遗属’的身份充当拉选票的金发女郎。她想给她的小男孩取名为莱夫波利索维奇格鲁伊滕———嗯，大概后来所有亲友都加以劝阻。她才放弃了这个打算，但这样一来，她的名声比战争期间更臭了。几年后还有人叫她‘金发苏联婊子’———这个可怜可爱的姑娘。不，她从来没有过过轻松日子，至今仍然如此。”
、门厅和两间浴室，屋子陈设无懈可击，美观大方，色调和造型彼此协调，并且由于她藏书可说汗牛充栋，在室内装潢上用不着操心。她很冷静，但并非不亲切，一头银发，很考究的一身打扮。在佩尔策曾经出示的那张摄于一九四四年的全厂职工联欢活动照片上，大概谁也认不出那个神情严肃、围着头巾、略显矮胖的小个子女人就是这位端庄稳重地出现在笔者面前的妖滴滴的徐娘，用细银丝编的耳环样子像小篮子，里面各有一颗圆珊瑚球在滚动，另外，她还不断地转动她那一对仍炯炯有神的褐色眼睛，使得她的脑袋成为一个有四处在颤动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目标:在颤动耳环里的珊瑚球，在颤动她的脑袋，也在颤动脑袋上的眼睛，她的装扮得体，脖子和手腕上微皱的皮肤看来保养得不错，但这决不是赫太太想把自己的年龄隐瞒。茶，花式小点心，盛放在一只银烟盒(勉强可放八支)里的香烟，点着的一支蜡烛，火柴放在一个手绘瓷盒里，瓷盒上画的是黄道十二宫图，但只有十一幅图，正中是以传统手法画的人马座，粉红色，明显区别于其他呈天蓝色的星座，使人猜想赫太太是人马座下凡。窗帘是略微带紫的玫瑰色，家具是核桃木浅褐色，地毯是白色，墙上没有被书橱遮盖的地方挂着手工精制着色的莱茵河风景版画，有六七幅(笔者对此不敢担保绝对准确)，最多大小为六乘四厘米，很精致，像宝石一样晶莹:从德伊茨看科隆，从博伊尔看波恩，从莱茵河右岸乌尔登巴赫和鲍姆贝格之间看丛斯，博帕德，奥伯温特，雷斯；此外，笔者还想起曾看到过克桑滕，被艺术家移到更加靠近莱茵河的地方，略有不同与地理位置———由此可见，一定是七幅。“是呀，不错，”赫特霍尼太太说，把银烟盒并递给笔者，他觉得她的神情像是预期他不会取出烟来抽(他不得不使她失望，并且也看到她脸上掠过淡淡的一丝不悦)。“您看得没错，莱茵河左岸风光全都是的(她的敏感迅速超过了笔者的理解、洞察和解释速度)。我从前是分离主义者，现在仍然是分离主义者，而且不仅仅是在思想上:我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曾在埃吉丁贝格受伤，不是站在光彩的一方，而是在不光彩的一方站着，但我一直仍认为这是光彩的一方。我的观点谁也改变不了:这块土地不属于普鲁士，从来就不属于普鲁士，也不属于由普鲁士建立的所谓德意志国。今天我仍是分离主义者，不是主张成立一个法国莱茵兰，而是主张成立一个德意志莱茵兰。以莱茵河作为莱茵兰的边界，阿尔萨斯和洛林当然也包括；与一个非沙文主义的法国为邻，当然是共和制的法国。嗯，于一九二三年我逃往法国，在那儿治好伤，改名换姓是当时不得不做的事情，后来，一九二四年使用假证件回到德国。到了一九三三年，叫赫特霍尼还是比叫艾莉马克思要好些，而我又不想再度流亡了，不想再度流亡。您知道为什么？我爱这个地方，爱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民:他们只是生不逢时罢了。黑格尔的话您尽管搬出(笔者不想搬出黑格尔！———笔者)来对我说，一个人生不逢时是不可能的。一九三三年后，我觉得最好放弃我那兴旺的园林建筑师事务所，干脆让它破产，这是最简单、最不引人注目的办法，尽管也困难，因为我的事务所很兴旺。之后，又遇上家世证明的问题，即麻烦，又危险，可在法国我当然还有朋友，就在那儿办理。于一九二四年这个莉安妮赫特霍尼已死于巴黎一家妓院，干脆他们偷梁换柱，说死去的是萨尔路易的艾莉马克思。我让巴黎一位律师办了家世将这件事证明，此人在大使馆有熟人。这件事虽然是秘密的，但有一天从奥斯纳布吕克附近一个村庄寄来了一封信，一个名叫艾哈德赫特霍尼的人在信中给他的莉安妮写道，她所做的一切他愿原谅，‘希望你回家来，我和你好好过日子’。嗯，我们等到把家世证明全都办妥，在巴黎才让这个莉安妮赫特霍尼死去，而她却在德国作为园艺师活了下来。嘿，大功告成了。相当保险，但决不是绝对有把握，因此，我认为在佩尔策这样一个纳粹分子手下安身要好一些。”
上等香茗，比那些修女的要浓三倍，还有可口的小点心，可是笔者向银烟盒伸手过于频繁了，现在已是第三次，虽然几乎那个并不比核桃壳大的烟灰缸已放不下第三支烟的烟灰和烟蒂。毫无疑义:赫特霍尼是个聪明而稳健的女人，由于笔者没有反驳而且也不想反驳她的分离主义观点，因此，他尽管抽烟喝茶(已是第三杯！)漫无节制，看来她对他的好感并未减少。“您可想而知，我那时提心吊胆，虽然这在客观上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因为这个莉安妮的亲属从未露面，但在佩尔策那里有可能进行严格的企业审查、人事审查，外加那个该死的纳粹克雷姆普、汪夫特和民族党的策芬。我和策芬同在一张桌子上干活。一向佩尔策的嗅觉很灵敏，准是觉察到我有点忐忑不安，因为当他在鲜花和绿树上开始相当明目张胆地弄手脚时，我倒不是怕自己会出问题，而是怕他受连累，就想辞职不干。我对他说过之后，他以一种可笑的神情瞅着我说:‘您要辞职，您行吗？’他什么也不知道，我肯定，但他觉察到了———我胆怯了，便收回辞职要求，可他当然发现我真的胆怯了并且不会事出无因，于是每逢有机会就把我的名字着重念出，似乎这个名字有假。他当然知道克雷默尔的丈夫是共产党，在集中营死去。对普法伊弗，他也觉察到什么，而且确实又猜对了，比我们大家所料到的要多。普法伊弗姑娘和那个波利斯利沃维奇彼此情投意合，是比较明显的，但也是够危险的，不过这———她会有此胆量我没有想到。再者，有一点也证明佩尔策嗅觉很灵，他一九四五年就知道英语管花叫‘flowers’，花圈不过没说过，他把花圈叫‘circles”有一段时间，美国人还以为他说的是秘密团体哩。”
稍停片刻，笔者提了几个问题。在这期间他颇为费劲地把第三支香烟的烟蒂塞进那只银质核桃壳，并且不无好感地注意到，在那其他方面完美无缺的书橱中，普鲁斯特、斯丹达尔托尔斯泰和卡夫卡作品的封皮显得很旧了，不脏，没有污斑，只是用旧了，就像一件补过洗过多次的心爱的衣服一样。
“是呀，我爱看书，手不释卷，有些书已看过好多遍了，普鲁斯特的作品在一九二九年我就看过本亚明的译本———现在谈谈莱尼吧:当然是一个好姑娘，不错，我说的是姑娘，虽然她已经快五十了，只是，你无法接近她，战时也好，战后也好，都是这样，倒不是她冷若冰霜，只不过是文静和沉默寡言；和蔼可亲———但固执倔强，沉默寡言；‘女士’的外号我首先得到了，莱尼来了以后，大家叫我们为‘两位女士’，但不到半年，人们又不叫她‘女士’了，又只剩下一位女士了，就是我。奇怪———我后来很晚才弄明白莱尼为什么那么古怪，叫人几乎看不透———她是无产阶级，是的，我始终认为，对金钱、时势等等态度她是无产阶级的。本来她是可以青云直上的，但她不想上进，倒不是缺乏责任感，也不是没有能力担当重任，甚至她胸有成竹，嗯，这一点可以说她已充分证明了。她和波利斯利沃维奇相好将近一年半之久，我们当中没有人，没有一个人认为会有这事，他们或他都没有被人抓住过。我对您说吧，他们俩受到了汪夫特、谢尔夫和那个下流坯克雷姆普的严密监视，有时我放心不下，心想要是他们搞什么名堂，那可就要倒霉了。开始时不只是有危险，他们———光是由于实际原因———什么名堂根本不可能搞出，当然有时我怀疑她是否———如果她———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她十分天真。如上所述:不看重钱财。
每周我们挣二十五至四十马克，视津贴和加班情况有所不同，所谓“清单奖”后来佩尔策还发给我们”:每个花圈额外补发二十芬尼，分给大家，每周这样也能收入几个马克，可莱尼每周光喝咖啡这一项就至少花掉两周工资，这怎么能行呢，尽管她的房子还有房租收入。我常想而且今天还在想真:这个姑娘是少见。你真不知道她究竟是大智若愚呢，还是头脑简单———听起来虽然自相矛盾，我却认为她两者兼而有之，既是大智若愚，又是头脑简单，她只有一点不是，而且从来也不是:一个轻佻的女人。她不是那种人，不是的。
“我一九四五年没有得到赔偿金，因为弄不清我是作为分离主义者还是犹太人转入地下的。当然转入地下的分离主义者得不到赔偿———而作为犹太人，那就请你证明你是蓄意破产以转移人们对你的注意吧。我只拿到了一张经营园圃和花店的执照，而这也是靠法国军队里的一位朋友才弄到手的。我一九四五年年底，就把莱尼请到我的店里来工作，她当时带着孩子，生活相当困难，在我的店里她待了二十四年，到一九七年。
我曾经不止十次或二十次，不，是三十多次，提出请她主持一家分店，和她合作经营，她可以穿件漂亮衣裳在店堂里坐着接待顾客，可她宁愿穿上长罩衫，站在冷冰冰的后屋编花圈、扎花束。没有上进心，不想高升。我有时想，她是个幻想家。有点怪，但很可爱。而且，当然罗，这我认为有点像无产阶组级。她还相当娇生惯养:您知道，即使当了工人，至多每周工资五十马克，战争期间她仍把她家的老佣人留在身边———那个女佣人您知道每天给她烘烤什么吗？几个新鲜小面包，喷香松脆，告诉您吧，我有时直流口水，‘女士’的身份简直不顾了，真想说:‘孩子，让我咬一口，请你让我咬一口。’你可以放心，她是会让我咬的———啊，只要我求她，而且，既然现在她经济状况如此困难，她就尽管来找我借钱好了———可您知道，她此外还怎么样？骄傲。只有童话故事中的公主才会这样骄傲。至于她的扎花手艺，她被估计得过高了。当然，她心灵手巧，但我觉得她的修饰金银丝用得太多像刺绣，过于精细，不像好看的粗针编织，她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金银饰工，可干花活———您也许会感到意外———有时要大胆泼辣，她却从来也做不到，她的修饰颇有新意，但不大胆。不过，要知道她是半路出家，能学得这么快就已经了不起了，本身就很了不起。”由于不再举起茶壶，银烟盒也不再打开呈上，笔者得到的印象是这次谈话已经结束(事实证明不错)。赫特霍尼太太他觉得对完善莱尼的形象作出了重要贡献。赫太太还让他看了看她的小小的工作室，近来她在那里又搞起了园林艺术。她正在为未来的城市设计“空中花园”她称之为“塞密拉密斯”———对于一名如此热心的普鲁斯特读者来说，这个字眼笔者觉得不太富有想象力。笔者告别时感到这次访问终于结束了，但今后仍有可能前来访问，因为仍然赫太太脸上保留着十分亲切的神色，尽管倦容已经露出了。
马尔加汪夫特和伊尔泽克雷默尔两位女士的情况可以同时说明:伤残保险金两人都享受，一个七十岁，一个六十九岁，两人都已白发苍苍，住的都是一套一间半居室的大众化廉价公寓住宅，取暖用火炉，家具是五十年代初的产品，两人都给人以“不富裕”和苍老的印象。可是———开始这儿有所不同———一个(汪夫特)养了一只玫瑰鹦鹉，另一个(克雷默尔)养了一只虎皮鹦鹉。汪夫特———明显这方面差变得———神态严肃，几乎很难接近，嘴闭得紧紧的，好像是在不停地在把樱桃核吐出，由于嘴巴小而很费劲，不愿“多谈这个放荡的女人。我早就知道，我早就料到，但此事没有弄清，为此今天我还会打自己耳光。我真希望看到她剃光头，在大庭广众中受众人耻笑，这对她不会有什么坏处。我们的子弟在前方打仗，她的丈夫也阵亡了，而她却同一个俄国佬搞上了，而且她的父亲是个大奸商———三个月后就让她领导修饰组而不让我干。不，不过是个荡妇罢了———不知廉耻，总是凭她的色相———把男人们个个弄得神魂颠倒，格龙奇像只公猫向她摇尾乞怜，佩尔策把她看作是二号性爱后备对象，就连一向勤勤恳恳地干活的好工人克雷姆普也被她弄得晕头转向，变得十分讨人嫌。她还摆出了贵妇人的派头，其实不过是个潦倒的暴发户。别提她了。她没来之前，我们大家干得多和谐呀！打从她来了以后总是有一种紧张气氛，从来也没有爆发过———如果打一架，这种紧张状态倒能消除。嗯，那一套庸俗的外行的摆弄花的手法，他们全都上当了。不，打从她来了之后，我就孤立了，彻底孤立了，她请喝咖啡那一套我才不吃呢，我们称之为‘甜言蜜语、奉承巴结’，只不过是个破鞋、臭婆娘、十足的淫妇”汪夫特说的并不是像写出来这样一口气:一点一滴，就好像是从她口中挤出来的，多谈，她才不想的，但还是谈了，说老格龙奇是“不走运的法翁或潘，随您怎么说”佩尔策是“我所见过的最坏的无赖和投机分子，在党内我为他出过力，保过他。我是党(盖世太保？———笔者)信任的人，人们因此总是听取我的意见。战后呢？取消了我的抚恤金，因为我丈夫不是在战争中阵亡的，而是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的街头武斗死的。瓦尔特佩尔策先生和我丈夫一样参加过冲锋队，却啥事也没有。啥事也没有。靠小婊子和犹太女士的帮忙，他顺利过了关，而我却被关进去，蹲了班房。不，那些人别提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感恩图报和公正可言，我已看破红尘了”
笔者，就在同一天还走访了克雷默尔太太。她提供的有关莱尼的情况寥寥无几，只说莱尼是个“可怜可爱的姑娘———可爱的姑娘，可怜可爱的姑娘，可爱可怜的姑娘。而那个俄国佬啊，对您我得讲，当时我就十分怀疑，今天仍怀疑。怀疑他是不是盖世太保的密探。他说的德语多棒，又彬彬有礼，偏偏到花圃来为什么，而不到敢死队去清除炸弹和抢修铁路呢？他是个好小伙子，不错，但我不敢和他多说话，至少不超过工作所需要的范围”
当年克雷默尔太太一定是个金发碧眼的姑娘，如今已白发苍苍，眼睛几乎已没有神采了。显得松弛柔软的面庞，没有凶相，只是有些忧郁，愁眉不展，但苦恼是说不上的。用咖啡招待客人，自己却一口不喝。她说话慢慢腾腾，轻松自然，语气有些平淡，不太注意抑扬顿挫。她自己动手卷烟，有无比精湛的技术，不仅令人感到惊讶，简直叫人拍案叫绝:用有点润湿的黄澄澄的烟丝卷烟，准确无误，剪去碎絮用不着用剪刀。“是啊，很早我就学会了这一手，这也许是我学会的第一件事。
一九一六年我被关在堡牢半年，就不用说失业时期了，后来又是战争时期———卷烟的手艺从来我没有丢掉。”说到这里，她给自己点燃了一支。她口中叼着刚卷好的白色烟卷，突然使人会想到她青春年少、绰约动人的样子；自然她也请客人抽一支，不声不响，只是从桌子上推过来一支烟，用手一指。“不，不，我不想干了，不想干了。我一九二九年就不想干了；本来我就精力不济，现在更不行了。战争时期，只有我的儿子埃里希才使我有勇力和力量，在他长大前我始终希望战争能就结束，但他还是赶上了，学钳工还未满师，他们就把他拉走了。这孩子不声不响文静老实。他临走时，平生我最后一次冒着危险说了一句带政治性的话。‘跑过去，’我说，‘尽快。’‘跑过去？’他问，像平时那样皱着眉头，我于是向他解释跑过去是什么意思。这时他神情奇怪地把我望着，我担心他在什么地方会说出什么，不过即使他想这么干，大概也来不及了。他们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送他到比利时边境去挖战壕，我直到一九四五年年底才得知他已经死了。十七岁。这孩子一向神态严肃、闷闷不乐。他是私生子，您要知道，父母都是共产党的。在学校里和街上，他听到别人这样说。于一九四二年他的父亲死去，祖父母本身一无所有。好了。在一九二三年我就认识了佩尔策。您猜猜看是在什么地方？您一定猜不到。是在共产党内。是他看过的一部法西斯的宣传影片，这部影片的目的是叫人望而生畏，不料却对他产生了吸引力。瓦尔特把革命跟打砸抢混为一谈，完全弄拧了，被战斗同盟开除后，将义勇团参加了。之后，一九二九年就参加了冲锋队。他有一阵子还当过皮条客。此人样样都会。他当然也懂园艺，当倒爷，随您怎么说都行。好色之徒。花圈场的职工您想想，有哪些人:三个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克雷姆普、汪夫特和谢尔夫；两个中间派:弗莉达策芬和赫尔加霍埃特；我是个不起作用的共产党；女士是共和派和犹太人；政治上莱尼不好定性，由于她父亲的丑闻而受牵连，但至少是阵亡军人的遗孀；再有就是那个俄国佬，对他佩尔策确实大献殷勤———战后他又能出什么事呢？太平无事。他一九三三年以前，对我以‘你’相称，每次我见到他，他都说:‘嗯，伊尔泽，谁会胜利，是你们还是我们？’他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对我改称‘您’。美国人来了还不到五天，他就又拿到了营业执照，跑来找我，又叫我伊尔泽，以为现在我一定会当市议员了。不，不，不———我已经等待太久了；我在孩子离家时就该洗手不干了。我不想再干了，早就不想再干了。莱尼在一九四四年年底到我家里来过一次，坐在那里抽了一支烟，总是笑眯眯地把我看着，神色有点不安，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她大概会说什么，我甚至知道，但我不想知道。一个人决不要知道得太多。我什么也不想知道，她由于一声不吭、心神不安地笑眯眯坐在那里，我最后就对她说:‘嗯，看得出来你怀孕了。有个私生子，这意味着什么，我是知道的。”啊，后来战争结束后，抵抗呀，年金呀，赔偿呀，闹得乌烟瘴气，还有人成立了一个新的共产党，而我知道那帮人对我的维利之死是负有责任的。我叫他们什么您知道吗？祭坛侍者。不，不———这个糊里糊涂的莱尼夹在中间，这个可怜可爱的姑娘，居然他们说服她以‘英勇的红军战士遗属’的身份充当拉选票的金发女郎。她想给她的小男孩取名为莱夫波利索维奇格鲁伊滕———嗯，大概后来所有亲友都加以劝阻。她才放弃了这个打算，但这样一来，她的名声比战争期间更臭了。几年后还有人叫她‘金发苏联婊子’———这个可怜可爱的姑娘。不，她从来没有过过轻松日子，至今仍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