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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必须珍惜国内人民;想要治好人民,必须珍惜民力之耗尽。没有办法养活人民,人们就要外逃而不能阻止;没有办法治理人民,即使留下来也不能使用。远地的人们来而不走,是因为有效地养活了他们;人口众多而可以统一号令,是因为有效地治理了他们。见到人们做好事,喜悦而要有实际奖赏;见到人们做坏事,厌恶而要有具体惩罚。赏功罚过,对于亲身经历的人们确实兑现了,那末,没有亲身经历的也就不敢胡作非为了。如果见到人们做好事,空自喜悦而没有实际奖赏;见到人们做坏事,空自厌恶而没有具体惩罚;赏功罚过,对于亲身经历的都没有兑现,要指望没有经历的人们为之感化,那是办不到的。君主能够付出厚爱和厚利,就可以亲近人民,申明知识相礼节,就可以教育人民。要以身作则来引导人民,审定规章制度来防范人民,设置乡的官吏来指导人民。然后再用法令加以约束,用奖赏加以鼓励,用刑罚加以威慑。这样,百姓就都愿意做好事,暴乱的行为便不会发生了。 土地生产财富,受时令的限制;人民花费劳力,有疲倦的时候;但是人君的欲望则是无止境的。以“生财有时”的土地和“用力有倦”的人民来供养欲望无穷的君主,这中间若没有一个合理的限度,上下之间就会互相怨恨,于是臣杀其君、子杀其父的现象产生了。因此,对人民征收有度,耗费又有节制的,国家虽小也一定安宁;对人民征收无度,耗费没有节制的,国家虽大也一定危亡。 有土地而不开辟,等于不是自己的土地;有人民而不治理,等于不是自己的人民。凡是治理人民,对于按劳绩给予禄赏的问题,不可不审慎从事。劳绩多的禄赏多,劳绩少的禄赏少,没有劳绩的就不给予禄赏。如果有劳绩而没有禄赏,人们就离心离德;劳绩多而禄赏少,人们就不努力工作;劳绩少而禄赏多,人们就弄虚作假;无劳绩而空得禄赏,人们就贪图侥幸。凡是离心离德、工作不力、弄虚作假、贪图侥幸的,举办大事不会成功,对敌作战也不会尽力。所以说,根据人的能力授予官职,按照劳绩差别赐予禄赏,这是用人的关键。 农田与市场往往争劳力,民家与官府往往争财货,货币与粮食往往争贵贱,地方与朝廷往往争治理权限。所以,让田野不积杂草,就应把农业放在首位;让官府不积财货,就应把财富藏于民间;让市场店铺不成行列,就需要做到家用自足;让朝廷不聚众议事,就需要做到分权到乡。田野无杂草,官府无积货,市场店铺不成行列,朝廷不聚众议事,这些都是治国的最高水平。 人的本性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人的思想性情是可以掌握的。了解他喜欢什么和厌恶什么,就可以知道他的长处和短处;观察他同什么样的人交往,就能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把握住这两点,就能够对人民进行管理了。 国土的保障在于城池,城池的保障在于军队,军队的保障在于人民,而人民的保障在于粮食。因此,土地不开辟,就会造成城池不巩固。君主不能治理自身。怎么能治理别人?不能治人,怎能治家?不能治家,怎能治乡?不能治乡,怎能治国?不能治国,怎能治理天下?而天下又是以国为根本,国以乡为根本,乡以家为根本,家以人为根本,人以自身为根本,自身又以治世之道为根本。所以,君主若不重视农业,就不肯禁止奢侈品的工商业,不禁止奢侈品的工商业,人们就会延误农时农事而轻忽土地之利。在轻忽地利的情况下,还指望田野开辟、仓廪充实,那是办不到的。 商人在朝中掌权,财货贿赂就流往上层;妇人参与政事,赏功罚过就不能准确;男女没有界限,人民就不知廉耻。在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的情况下,要求百姓为国家甘冒危难,兵士为国家献身死节,是办不到的。朝廷不整肃,贵贱无区别,长幼不分,制度不明,服制没有等级,君臣都超越应守的规范,这样,要求得百姓尊重君主的政令,是办不到的。君主好搞阴谋欺诈,官吏争收苛捐杂税,使役人民只偷取一时之快,以致百姓怨恨,这样,要求得人民亲近君主,是办不到的。拥有土地而不注重农业,统治国家而不能统一号令人民,这样,要求国家不发生危机,是办不到的。君主行事依靠求神问卜,好用巫医,这样,鬼神反而会经常作起怪来。总之,功业不成,名声不显,将产生三种祸患:一是养成独断专横的君主;二是成为贫穷卑贱的君主;三是成为政务混乱、整日里疲于奔命的君主。 作一年的打算,最好是种植五谷;作十年的打算,最好是种植树木;作终身的打算,最好是培育人材。种谷,是一种一收;种树,是一种十收;培育人材,则是一种百收的事情。如果我们注重培养人材,其效用将是神奇的;而如此举事收得神效的,只有王者之门才能够做到。 凡是治理人民的,应该使男人没有邪僻行为,使女人没有淫乱的事情。使男人不行邪僻,要靠教育;使女人没有淫乱,要靠训诲。教训形成风气,刑罚就会减少,这是自然的道理。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走正道。要求人民走正道,就不能不禁止小的邪恶。因为,小的邪恶是大的邪恶产生的根源。不禁止小的邪恶而想要大邪恶不危害国家,是办不到的。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礼”要求有礼,就不可不重视小礼。因为,在国内不重视小礼,而要求百姓能行大礼,是办不到的。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义”要求有义,就不可不实行小义。因为,在国内不行小义,而要求百姓能行大义,是办不到的。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廉”要求有廉,就不可不重视小廉。因为,在国内不重视小廉,而要求百姓能行大廉,是办不到的。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耻”要求有耻,就不可不整顿小耻。因为,在国内不整顿小耻,而要求百姓能行大耻,是办不到的。凡治理人民,要求人民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饬小耻、禁止小的坏事,这都是训练人民的办法。而人民能够作到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饬小耻并禁止小的坏事,又正是治国的根本。 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服从驱使。要人民服从驱使,就不可不重视“法”的作用。法,是用来建立朝廷权威的。要建立朝廷权威,就不可不重视爵位。如果把爵位授给“不义”的人,人民就轻视爵位;人民轻视爵位,君主就没有威信;君主没有威信,命令就不能推行了。法,是用来驱使人民出力的。驱使人民出力,就不可不重视禄赏。如果把禄赏授给“无功”的人,人民就轻视禄赏;人民轻视禄赏,君主就无法劝勉人民;君主无法劝勉人民,命令也就无法推行了。法,是用来发挥人民才能的。发挥人民才能,就不可不慎重地委派官职。如果委派官职不慎重,人民就背离其治理;人民背离治理,则下情不能上达;下情不能上达,人民就怨恨君主;人民怨恨君主,命令也就无法推行了。法,是用来决定人民生死的。决定人民生死;就不可不审慎地使用刑罚。如果刑罚不审慎,就会使坏人逃罪而好人蒙冤;坏人逃罪和好人蒙冤,就会出现杀无辜而赦有罪的事情;杀无辜而赦有罪,国家就难免被贼臣篡夺了。所以,爵位被鄙视,禄赏被轻视,人民背离统治,贼臣发动叛乱,这些都是败国的政教造成的。
家,必须珍惜国内人民;想要治好人民,必须珍惜民力之耗尽。没有办法养活人民,人们就要外逃而不能阻止;没有办法治理人民,即使留下来也不能使用。远地的人们来而不走,是因为有效地养活了他们;人口众多而可以统一号令,是因为有效地治理了他们。见到人们做好事,喜悦而要有实际奖赏;见到人们做坏事,厌恶而要有具体惩罚。赏功罚过,对于亲身经历的人们确实兑现了,那末,没有亲身经历的也就不敢胡作非为了。如果见到人们做好事,空自喜悦而没有实际奖赏;见到人们做坏事,空自厌恶而没有具体惩罚;赏功罚过,对于亲身经历的都没有兑现,要指望没有经历的人们为之感化,那是办不到的。君主能够付出厚爱和厚利,就可以亲近人民,申明知识相礼节,就可以教育人民。要以身作则来引导人民,审定规章制度来防范人民,设置乡的官吏来指导人民。然后再用法令加以约束,用奖赏加以鼓励,用刑罚加以威慑。这样,百姓就都愿意做好事,暴乱的行为便不会发生了。 土地生产财富,受时令的限制;人民花费劳力,有疲倦的时候;但是人君的欲望则是无止境的。以“生财有时”的土地和“用力有倦”的人民来供养欲望无穷的君主,这中间若没有一个合理的限度,上下之间就会互相怨恨,于是臣杀其君、子杀其父的现象产生了。因此,对人民征收有度,耗费又有节制的,国家虽小也一定安宁;对人民征收无度,耗费没有节制的,国家虽大也一定危亡。 有土地而不开辟,等于不是自己的土地;有人民而不治理,等于不是自己的人民。凡是治理人民,对于按劳绩给予禄赏的问题,不可不审慎从事。劳绩多的禄赏多,劳绩少的禄赏少,没有劳绩的就不给予禄赏。如果有劳绩而没有禄赏,人们就离心离德;劳绩多而禄赏少,人们就不努力工作;劳绩少而禄赏多,人们就弄虚作假;无劳绩而空得禄赏,人们就贪图侥幸。凡是离心离德、工作不力、弄虚作假、贪图侥幸的,举办大事不会成功,对敌作战也不会尽力。所以说,根据人的能力授予官职,按照劳绩差别赐予禄赏,这是用人的关键。 农田与市场往往争劳力,民家与官府往往争财货,货币与粮食往往争贵贱,地方与朝廷往往争治理权限。所以,让田野不积杂草,就应把农业放在首位;让官府不积财货,就应把财富藏于民间;让市场店铺不成行列,就需要做到家用自足;让朝廷不聚众议事,就需要做到分权到乡。田野无杂草,官府无积货,市场店铺不成行列,朝廷不聚众议事,这些都是治国的最高水平。 人的本性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人的思想性情是可以掌握的。了解他喜欢什么和厌恶什么,就可以知道他的长处和短处;观察他同什么样的人交往,就能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把握住这两点,就能够对人民进行管理了。 国土的保障在于城池,城池的保障在于军队,军队的保障在于人民,而人民的保障在于粮食。因此,土地不开辟,就会造成城池不巩固。君主不能治理自身。怎么能治理别人?不能治人,怎能治家?不能治家,怎能治乡?不能治乡,怎能治国?不能治国,怎能治理天下?而天下又是以国为根本,国以乡为根本,乡以家为根本,家以人为根本,人以自身为根本,自身又以治世之道为根本。所以,君主若不重视农业,就不肯禁止奢侈品的工商业,不禁止奢侈品的工商业,人们就会延误农时农事而轻忽土地之利。在轻忽地利的情况下,还指望田野开辟、仓廪充实,那是办不到的。 商人在朝中掌权,财货贿赂就流往上层;妇人参与政事,赏功罚过就不能准确;男女没有界限,人民就不知廉耻。在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的情况下,要求百姓为国家甘冒危难,兵士为国家献身死节,是办不到的。朝廷不整肃,贵贱无区别,长幼不分,制度不明,服制没有等级,君臣都超越应守的规范,这样,要求得百姓尊重君主的政令,是办不到的。君主好搞阴谋欺诈,官吏争收苛捐杂税,使役人民只偷取一时之快,以致百姓怨恨,这样,要求得人民亲近君主,是办不到的。拥有土地而不注重农业,统治国家而不能统一号令人民,这样,要求国家不发生危机,是办不到的。君主行事依靠求神问卜,好用巫医,这样,鬼神反而会经常作起怪来。总之,功业不成,名声不显,将产生三种祸患:一是养成独断专横的君主;二是成为贫穷卑贱的君主;三是成为政务混乱、整日里疲于奔命的君主。 作一年的打算,最好是种植五谷;作十年的打算,最好是种植树木;作终身的打算,最好是培育人材。种谷,是一种一收;种树,是一种十收;培育人材,则是一种百收的事情。如果我们注重培养人材,其效用将是神奇的;而如此举事收得神效的,只有王者之门才能够做到。 凡是治理人民的,应该使男人没有邪僻行为,使女人没有淫乱的事情。使男人不行邪僻,要靠教育;使女人没有淫乱,要靠训诲。教训形成风气,刑罚就会减少,这是自然的道理。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走正道。要求人民走正道,就不能不禁止小的邪恶。因为,小的邪恶是大的邪恶产生的根源。不禁止小的邪恶而想要大邪恶不危害国家,是办不到的。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礼”要求有礼,就不可不重视小礼。因为,在国内不重视小礼,而要求百姓能行大礼,是办不到的。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义”要求有义,就不可不实行小义。因为,在国内不行小义,而要求百姓能行大义,是办不到的。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廉”要求有廉,就不可不重视小廉。因为,在国内不重视小廉,而要求百姓能行大廉,是办不到的。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耻”要求有耻,就不可不整顿小耻。因为,在国内不整顿小耻,而要求百姓能行大耻,是办不到的。凡治理人民,要求人民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饬小耻、禁止小的坏事,这都是训练人民的办法。而人民能够作到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饬小耻并禁止小的坏事,又正是治国的根本。 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服从驱使。要人民服从驱使,就不可不重视“法”的作用。法,是用来建立朝廷权威的。要建立朝廷权威,就不可不重视爵位。如果把爵位授给“不义”的人,人民就轻视爵位;人民轻视爵位,君主就没有威信;君主没有威信,命令就不能推行了。法,是用来驱使人民出力的。驱使人民出力,就不可不重视禄赏。如果把禄赏授给“无功”的人,人民就轻视禄赏;人民轻视禄赏,君主就无法劝勉人民;君主无法劝勉人民,命令也就无法推行了。法,是用来发挥人民才能的。发挥人民才能,就不可不慎重地委派官职。如果委派官职不慎重,人民就背离其治理;人民背离治理,则下情不能上达;下情不能上达,人民就怨恨君主;人民怨恨君主,命令也就无法推行了。法,是用来决定人民生死的。决定人民生死;就不可不审慎地使用刑罚。如果刑罚不审慎,就会使坏人逃罪而好人蒙冤;坏人逃罪和好人蒙冤,就会出现杀无辜而赦有罪的事情;杀无辜而赦有罪,国家就难免被贼臣篡夺了。所以,爵位被鄙视,禄赏被轻视,人民背离统治,贼臣发动叛乱,这些都是败国的政教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