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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火冒三丈，让有关单位彻查此事。
当天夜里，范晔就被传唤入宫，软禁在藩属事务部。
孔熙先兄弟则直接被捕入狱，在一番逼问下，他们对罪行供认不讳，并指认范晔是背后主谋。
范晔自觉冤枉，所以开始拒不认罪，直到刘义隆把他的手书拿了出来，范晔顿时万念俱灰。
第二天，范晔也被押往监狱。
按范晔的预期，当天他就会被处死，但刘义隆要彻查此事，所以一连二十几天都没有动静，范晔又燃起一线希望。
监狱的看守故意戏弄他说：“外面谣传，总管可能会判无期。”
范晔刚听说时，惊喜交加，但很快就意识到只是一句玩笑。
12月11日，范晔、谢综、孔熙先，以及他们的儿子弟弟、同党，全都伏诛。
行刑前，范晔的母亲也赶到了刑场，悲愤地斥责范晔，拍打他的脖颈，范晔强忍一口气，不动声色，接着妹妹和姬妾们也来送行，范晔终于哭了出来，声音之大，直冲霄汉。
一代史学大家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他在狱中时还念念不忘编写的《后汉书》，给外甥侄子写信说：“《赞》是我的文思精华，没有一个字没有用处，这部书流行之后，理当有知音。自古以来，内容这么庞大，思考这么缜密，还从没有过！”
性命危在旦夕，还对自己的作品这么上心，着实苦涩。
并非是他自负，《后汉书》的的确确是史学佳作，且名言警句颇多，诸如疾风知劲草、有志者事竟成、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等等等等。
臧质是臧熹的儿子，也就是刘裕的侄子，与刘义隆是表兄弟，徐湛之是刘义隆的侄子，所以二人都平安无事。
唯独范晔这个名副其实的局外人，偏偏成了谋反的罪魁祸首，稀里糊涂掉了脑袋。
两晋南北朝时期涌现了大批文豪级人物，但在政治上最得意的莫过范晔，而死得最离奇荒唐的也非他莫属。
在他之后的人暂且不说，之前比较知名的像干宝（代表作《晋纪》《搜神记》）、陶潜（《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二人官位都没有范晔的高，陶潜甚至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为由，借山隐居，但他和干宝都得以善终，且在民间的口碑很好。
当然无论范晔的遭遇有多不堪，丝毫不影响《后汉书》在史学界的地位，单凭这一作品，范晔也足以名垂青史。
与其说谋反，不说是几个闲得蛋疼的人集体自杀，这些人死后，刘义康的心情当真是瞬间降到冰点。
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谋，但既成了乱臣贼子打出的旗号，总是要为此付出代价，有关单位奏请削除刘义康的爵位，逮捕交付司法部定罪。
12月13日，刘义隆下诏：“剥夺刘义康及其儿女的所有封爵，全家贬为平民，注销皇家户籍，押解安成郡软禁看管，由宁朔将军沈邵为安成郡长，率军防守。”
沈邵是刘裕时代的名将沈林子的长子，与其弟沈璞，同受刘义隆的宠信，是此时吴兴沈氏的代表人物。
刘义康在安成无事可做，只有读书度日，当读到西汉淮南王刘长的事迹，不禁放下书本，叹息说：“原来古时候就有这种事，我竟不知道，弄到今天这个地步，也是应该。”
读史使人明智，因为历史上有很多值得后人借鉴的事件，当理清了其中的来龙去脉和黑白曲直，总是对当下的作为大有裨益。
刘义康的话未必出自本尊，但毕竟发人深省。
(本章完)
间火冒三丈，让有关单位彻查此事。
当天夜里，范晔就被传唤入宫，软禁在藩属事务部。
孔熙先兄弟则直接被捕入狱，在一番逼问下，他们对罪行供认不讳，并指认范晔是背后主谋。
范晔自觉冤枉，所以开始拒不认罪，直到刘义隆把他的手书拿了出来，范晔顿时万念俱灰。
第二天，范晔也被押往监狱。
按范晔的预期，当天他就会被处死，但刘义隆要彻查此事，所以一连二十几天都没有动静，范晔又燃起一线希望。
监狱的看守故意戏弄他说：“外面谣传，总管可能会判无期。”
范晔刚听说时，惊喜交加，但很快就意识到只是一句玩笑。
12月11日，范晔、谢综、孔熙先，以及他们的儿子弟弟、同党，全都伏诛。
行刑前，范晔的母亲也赶到了刑场，悲愤地斥责范晔，拍打他的脖颈，范晔强忍一口气，不动声色，接着妹妹和姬妾们也来送行，范晔终于哭了出来，声音之大，直冲霄汉。
一代史学大家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他在狱中时还念念不忘编写的《后汉书》，给外甥侄子写信说：“《赞》是我的文思精华，没有一个字没有用处，这部书流行之后，理当有知音。自古以来，内容这么庞大，思考这么缜密，还从没有过！”
性命危在旦夕，还对自己的作品这么上心，着实苦涩。
并非是他自负，《后汉书》的的确确是史学佳作，且名言警句颇多，诸如疾风知劲草、有志者事竟成、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等等等等。
臧质是臧熹的儿子，也就是刘裕的侄子，与刘义隆是表兄弟，徐湛之是刘义隆的侄子，所以二人都平安无事。
唯独范晔这个名副其实的局外人，偏偏成了谋反的罪魁祸首，稀里糊涂掉了脑袋。
两晋南北朝时期涌现了大批文豪级人物，但在政治上最得意的莫过范晔，而死得最离奇荒唐的也非他莫属。
在他之后的人暂且不说，之前比较知名的像干宝（代表作《晋纪》《搜神记》）、陶潜（《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二人官位都没有范晔的高，陶潜甚至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为由，借山隐居，但他和干宝都得以善终，且在民间的口碑很好。
当然无论范晔的遭遇有多不堪，丝毫不影响《后汉书》在史学界的地位，单凭这一作品，范晔也足以名垂青史。
与其说谋反，不说是几个闲得蛋疼的人集体自杀，这些人死后，刘义康的心情当真是瞬间降到冰点。
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谋，但既成了乱臣贼子打出的旗号，总是要为此付出代价，有关单位奏请削除刘义康的爵位，逮捕交付司法部定罪。
12月13日，刘义隆下诏：“剥夺刘义康及其儿女的所有封爵，全家贬为平民，注销皇家户籍，押解安成郡软禁看管，由宁朔将军沈邵为安成郡长，率军防守。”
沈邵是刘裕时代的名将沈林子的长子，与其弟沈璞，同受刘义隆的宠信，是此时吴兴沈氏的代表人物。
刘义康在安成无事可做，只有读书度日，当读到西汉淮南王刘长的事迹，不禁放下书本，叹息说：“原来古时候就有这种事，我竟不知道，弄到今天这个地步，也是应该。”
读史使人明智，因为历史上有很多值得后人借鉴的事件，当理清了其中的来龙去脉和黑白曲直，总是对当下的作为大有裨益。
刘义康的话未必出自本尊，但毕竟发人深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