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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历史的不可颠覆的偶然与必然性结果辩论中，我们一直在寻找导致这种偶然或必然性结果发生的某些蛛丝马迹。
不列颠英语民族在近代只用了两百多年时间就统治了大半个地球，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一场复杂的公式解算过程，中间充满了太多幸运、蹊跷、血腥、算计与阴差阳错。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列颠民族本身的地域民族性与社会精神，与同为欧洲滨海国家的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法兰西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细节。
首先，是人口问题。
16世纪开始到17世纪初，欧洲进入了一个社会自我整顿与对外探索求知阶段，大规模的欧洲内部战争的发生频率降低到中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大多数时间里都和平安定的英格兰本土，更是出现了一个持续百年的人口增长高峰期。
用现在的科学尺度来看，英格兰自16世纪以来的人口增长似乎没啥了不起，但和同期的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却是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17世纪初，抛开还不属于未来大英帝国政治版图的爱尔兰和苏格兰不计，英格兰本地人口就突破了420万，人口密度大大超过同期的其他欧洲国家。
初步兴起的城市化，导致伦敦等英格兰大城市人口压力剧增，各行各业都人手多余。相安无事的生活无法保障，游手好闲的失业者和小偷流氓导致伦敦的监狱人满为患。英属北美时期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创始人，约翰.温思罗普在日记里曾抱怨：“所有的村镇都在抱怨穷人们所造成的负担。”
16世纪末开始蔓延全球的小冰河气候。外加国内人口的激增，使社会问题显得更加突出，打17世纪初开始，就坚定着英格兰向海外移民的决心。
一百多年后，一位名叫马尔萨斯的牧师出版了一本《人口原理》的小册子，阐述了关于人口膨胀和国家经济的矛盾关系，提出了让人毛骨悚然的“马尔萨斯陷阱”人口理论：
和平的经济发展环境必然带来人口的提升,人口的增加反过来又必然稀释人均资本占有量。并进而使人均产出继续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可以是瘟疫，可以是饥荒，可以是战争。也可以是其他……
不得不说，英格兰人在17世纪开始的“高瞻远瞩”的对外大规模殖民活动，让英格兰人未雨绸缪地绕过了马尔萨斯陷阱，并在之后的两百多年里让不列颠人后裔布满了整个地球。
另一个方面，从16世纪开始萌发的德意志地区的宗教改革运动，也势不可挡地进入了不列颠岛，打破教会陈旧繁腐的社会约束，寻求自由信仰与思想解放。以清教徒为代表的不列颠新教徒与英格兰统治者的矛盾，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宗教层面。
1603年，清教徒向当时的英格兰詹姆斯一世国王提出了《千人情愿书》。在当权者眼里，太多“自以为是的理念”是不可容忍的。詹姆斯一世声称，如果清教徒不顺从，就把他们统统赶出国外。
高压政策下，清教徒们只能离开家乡。漂泊到荷兰，可惜的是同样信奉新教的荷兰人却严格限制了英格兰人的从业范围，导致失望的英格兰清教徒又只能成群结队地迁徙到新大陆寻求建立符合他们政治理想的移民区。
可以说，在17世纪初的英格兰对外移民行动中，宗教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第三个方面，大概就是老生常谈的经济问题。
公开资料记录。早在16世纪中期，英格兰的国内市场就已饱和，又随着越来越多的来自东方的超廉价纺织品涌入欧洲，英格兰人引以为荣的不列颠呢绒等毛纺织品的出口量开始惨不忍睹，国内的纺织产业更是雪上加霜。金融市场陷入混乱，英格兰的经济自“圈地运动”纺织业大发展后进入了衰退期。
不管是排挤他国商人，还是对本国商人实行优惠，再或者又如“回档”一样强制把牧场又还原为农场，限制羊毛纺织品生产，英格兰人从上到下都试图从内部解决问题。
但无论是英格兰贵族还是商人们都深知，只有开拓新的国外替代市场和经济增长点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
16世纪伊始，英格兰的国家动员、组织和控制能力，已经明显增强，具备了支持对外殖民扩张的强有力的国家条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冒险家和商人们，从新世界殖民地源源不断地运回大量财富，这种暴发户式的国家发展不能不令英格兰王室羡慕嫉妒恨，有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巨大示范效应，英格兰的对外探险和殖民活动也就不可阻挡了。
北美和英格兰在地理位置上相距较近，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势力未及的地区，对英格兰的殖民活动具有多种便利，英格兰人同样指望在那里获得金银矿藏。
英格兰人更看到了北美殖民的巨大潜力，利用殖民者改造印第安人，就会为英格兰提供一个极大的消费市场。
另外，从北美极地还“有可能”隐藏着一条绕向亚洲的通道，这条在后世看来完全就是异想天开的北极通道在当时人们的幻想中可以说是一条“致富之路”。从远东获得财富也是英格兰人的梦想，从而在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竞争中占据优势。从战略方面看，英格兰人在北美建立殖民地，对于抗衡欧洲诸强具有难以替代的价值。
由于北美新大陆具备如此这般难以抗拒的种种巨大吸引力，使英格兰王室和政府也采取了诸多鼓励政策促使民众向北美迁移。
可以说。经济问题，是英格兰17世纪北美移民的根本性原因。
最后一个方面，就显得有点玄乎了，就是英格兰人的民族特性。
通常情况下，面对各种社会压力，人们应该不止一种应付办法。许多时候，人群也许根本不会选择远走他乡来摆脱贫困或迫害。
但大量的英格兰人则选择了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北美新大陆寻求活命的机会。从这点上看，也许可以肯定和英国人的性格特点和迁徙习惯有着极大联系。
从历史的长期片段中可以看出，不列颠诸岛的居民并非安土重迁、固守本分的人。他们早在17世纪以前的漫长岁月里，就已经习惯于通过迁徙来寻求机会和谋取生活环境的改善。
英格兰社会很早就存在活跃的人口运动，而尤以16到17世纪为盛。少有的几份17世纪英格兰社会学家的文献记载。在一个世纪里，英格兰本土仅有16%的家庭仍然留在原来居住的村镇，而早在北美殖民运动兴起之前，就有大批的英格兰人移居爱尔兰岛，把爱尔兰人欺负得屁滚尿流。
至于迁居到更加遥远的北美新大陆，对早已习惯迁徙的英格兰人来说，只是纯粹的距离上的差别而已。而且英格兰人的迁徙习惯，使他们的殖民地政策也和相对封闭的其他欧洲殖民地有所不同，面对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也是敞开门户。
由此以来，不列颠英格兰人种带有的明显混合性。其混合程度远远高于德意志人、荷兰人或法国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列颠英格兰人的人口运动更是立体多向的，这种民族特征对移民运动产生着内部的推动作用，为英格兰人的殖民活动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砝码……苏子宁从沉思中回过身。慢慢拿起了咖啡杯，送到嘴边的同时，偷偷打量着对面不远肃然端坐的英格兰王国弗吉尼亚公司（伦敦公司）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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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历史的不可颠覆的偶然与必然性结果辩论中，我们一直在寻找导致这种偶然或必然性结果发生的某些蛛丝马迹。
不列颠英语民族在近代只用了两百多年时间就统治了大半个地球，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一场复杂的公式解算过程，中间充满了太多幸运、蹊跷、血腥、算计与阴差阳错。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列颠民族本身的地域民族性与社会精神，与同为欧洲滨海国家的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法兰西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细节。
首先，是人口问题。
16世纪开始到17世纪初，欧洲进入了一个社会自我整顿与对外探索求知阶段，大规模的欧洲内部战争的发生频率降低到中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大多数时间里都和平安定的英格兰本土，更是出现了一个持续百年的人口增长高峰期。
用现在的科学尺度来看，英格兰自16世纪以来的人口增长似乎没啥了不起，但和同期的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却是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17世纪初，抛开还不属于未来大英帝国政治版图的爱尔兰和苏格兰不计，英格兰本地人口就突破了420万，人口密度大大超过同期的其他欧洲国家。
初步兴起的城市化，导致伦敦等英格兰大城市人口压力剧增，各行各业都人手多余。相安无事的生活无法保障，游手好闲的失业者和小偷流氓导致伦敦的监狱人满为患。英属北美时期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创始人，约翰.温思罗普在日记里曾抱怨：“所有的村镇都在抱怨穷人们所造成的负担。”
16世纪末开始蔓延全球的小冰河气候。外加国内人口的激增，使社会问题显得更加突出，打17世纪初开始，就坚定着英格兰向海外移民的决心。
一百多年后，一位名叫马尔萨斯的牧师出版了一本《人口原理》的小册子，阐述了关于人口膨胀和国家经济的矛盾关系，提出了让人毛骨悚然的“马尔萨斯陷阱”人口理论：
和平的经济发展环境必然带来人口的提升,人口的增加反过来又必然稀释人均资本占有量。并进而使人均产出继续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可以是瘟疫，可以是饥荒，可以是战争。也可以是其他……
不得不说，英格兰人在17世纪开始的“高瞻远瞩”的对外大规模殖民活动，让英格兰人未雨绸缪地绕过了马尔萨斯陷阱，并在之后的两百多年里让不列颠人后裔布满了整个地球。
另一个方面，从16世纪开始萌发的德意志地区的宗教改革运动，也势不可挡地进入了不列颠岛，打破教会陈旧繁腐的社会约束，寻求自由信仰与思想解放。以清教徒为代表的不列颠新教徒与英格兰统治者的矛盾，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宗教层面。
1603年，清教徒向当时的英格兰詹姆斯一世国王提出了《千人情愿书》。在当权者眼里，太多“自以为是的理念”是不可容忍的。詹姆斯一世声称，如果清教徒不顺从，就把他们统统赶出国外。
高压政策下，清教徒们只能离开家乡。漂泊到荷兰，可惜的是同样信奉新教的荷兰人却严格限制了英格兰人的从业范围，导致失望的英格兰清教徒又只能成群结队地迁徙到新大陆寻求建立符合他们政治理想的移民区。
可以说，在17世纪初的英格兰对外移民行动中，宗教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第三个方面，大概就是老生常谈的经济问题。
公开资料记录。早在16世纪中期，英格兰的国内市场就已饱和，又随着越来越多的来自东方的超廉价纺织品涌入欧洲，英格兰人引以为荣的不列颠呢绒等毛纺织品的出口量开始惨不忍睹，国内的纺织产业更是雪上加霜。金融市场陷入混乱，英格兰的经济自“圈地运动”纺织业大发展后进入了衰退期。
不管是排挤他国商人，还是对本国商人实行优惠，再或者又如“回档”一样强制把牧场又还原为农场，限制羊毛纺织品生产，英格兰人从上到下都试图从内部解决问题。
但无论是英格兰贵族还是商人们都深知，只有开拓新的国外替代市场和经济增长点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
16世纪伊始，英格兰的国家动员、组织和控制能力，已经明显增强，具备了支持对外殖民扩张的强有力的国家条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冒险家和商人们，从新世界殖民地源源不断地运回大量财富，这种暴发户式的国家发展不能不令英格兰王室羡慕嫉妒恨，有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巨大示范效应，英格兰的对外探险和殖民活动也就不可阻挡了。
北美和英格兰在地理位置上相距较近，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势力未及的地区，对英格兰的殖民活动具有多种便利，英格兰人同样指望在那里获得金银矿藏。
英格兰人更看到了北美殖民的巨大潜力，利用殖民者改造印第安人，就会为英格兰提供一个极大的消费市场。
另外，从北美极地还“有可能”隐藏着一条绕向亚洲的通道，这条在后世看来完全就是异想天开的北极通道在当时人们的幻想中可以说是一条“致富之路”。从远东获得财富也是英格兰人的梦想，从而在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竞争中占据优势。从战略方面看，英格兰人在北美建立殖民地，对于抗衡欧洲诸强具有难以替代的价值。
由于北美新大陆具备如此这般难以抗拒的种种巨大吸引力，使英格兰王室和政府也采取了诸多鼓励政策促使民众向北美迁移。
可以说。经济问题，是英格兰17世纪北美移民的根本性原因。
最后一个方面，就显得有点玄乎了，就是英格兰人的民族特性。
通常情况下，面对各种社会压力，人们应该不止一种应付办法。许多时候，人群也许根本不会选择远走他乡来摆脱贫困或迫害。
但大量的英格兰人则选择了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北美新大陆寻求活命的机会。从这点上看，也许可以肯定和英国人的性格特点和迁徙习惯有着极大联系。
从历史的长期片段中可以看出，不列颠诸岛的居民并非安土重迁、固守本分的人。他们早在17世纪以前的漫长岁月里，就已经习惯于通过迁徙来寻求机会和谋取生活环境的改善。
英格兰社会很早就存在活跃的人口运动，而尤以16到17世纪为盛。少有的几份17世纪英格兰社会学家的文献记载。在一个世纪里，英格兰本土仅有16%的家庭仍然留在原来居住的村镇，而早在北美殖民运动兴起之前，就有大批的英格兰人移居爱尔兰岛，把爱尔兰人欺负得屁滚尿流。
至于迁居到更加遥远的北美新大陆，对早已习惯迁徙的英格兰人来说，只是纯粹的距离上的差别而已。而且英格兰人的迁徙习惯，使他们的殖民地政策也和相对封闭的其他欧洲殖民地有所不同，面对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也是敞开门户。
由此以来，不列颠英格兰人种带有的明显混合性。其混合程度远远高于德意志人、荷兰人或法国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列颠英格兰人的人口运动更是立体多向的，这种民族特征对移民运动产生着内部的推动作用，为英格兰人的殖民活动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砝码……苏子宁从沉思中回过身。慢慢拿起了咖啡杯，送到嘴边的同时，偷偷打量着对面不远肃然端坐的英格兰王国弗吉尼亚公司（伦敦公司）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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