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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做人物分析，最可贵之处也即最紧要之处在于：我们不能任由原作摆布，也就是不能一味跟随原作者的意图而去。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事先“人物分析”文字的初衷。希望本文能给人以这样的感觉。 在我们所共享的世界文化的人物长廊之中，有两个人物是值得我们再一次投向关注的目光的。其中一个是斯丹达尔的代表作红与黑里的于连，另外一人是莫泊桑的长篇漂亮朋友里的杜洛瓦。相信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都曾分别受到人们的不断审视与众多批评，但是把这两个人物放在一起分析谈论，恐怕这还是第一次。
对于杜洛瓦，相信会有很多人认定他是一个标本的小人，正如书中结尾处瓦尔特夫人极悲痛说的“您是我认识的最卑鄙无耻的人”因为他不但引诱了德马雷尔夫人，勾引了瓦尔特夫人，恬不知耻的对妻子“瓜分”财产，而且狠毒的对妻子实行“捉奸”想方设法的对付瓦尔特先生，最后竟还用阴谋诱拐了苏珊那个玩具娃娃。但我们对杜洛瓦的认识不应就到此为至，我们在故事最后不能不深深震动于他的巨大成功：巨额的嫁妆，漂亮的新娘，如云的宾客，潮水般的夸羡与鲜花，再加上严肃的罗马主教近乎肉麻的祝词，以及那样“激动的可怜的母亲”——这一切简直构成了一幅完美而又残忍的婚礼图。而这样盛大的气象使我们的眼球和内心不得不产生一种“英雄”的感觉与滋味。而对于于连，千百年来似乎人们都不吝给予同情与叹息，甚至还有人对其十分钦佩和夸赞，把他看作一个失败的英雄。的确，于连从不便有一种很深的英雄主义情结，崇拜拿破仑已到了迷恋的地步，幻想有一天步其后尘，也“做世界的主人”而他最终死的结局更体现了一种古典英雄的悲壮；当然最令人吃惊和肃然起敬的还是他在法庭上面对获救的大好机会，却毅然的慷慨陈词“我对你们不求任何宽恕。等待我的是死亡，而死亡对我是公正的”但是同样我们的理解不应就仅仅如此，我们还应看到于连怎样在心里仇恨他的父亲与哥哥，怎样一副冷酷面孔对待德莱纳夫人，他对玛蒂尔德疑心重重，处处戒备，到死都不愿承认她对他的感情，他野心勃勃，而又谨慎虚伪，以臭名昭著的伪君子答尔丢夫为师，却又对卢梭的忏悔录爱不释手，他彻底的不信教，却努力把新约全书和教皇传熟背如流，为了获得一个小小军衔，竟不知羞耻的甘心接受贵族阶层为他编造的私生子的谎言，当他明白自己的所有计划都失败时，狂怒之下竟去枪杀德莱纳夫人——这一切已经太真实的暴露了于连内心深处暗藏的“小人”
由此可知，在于连和杜洛瓦身上都具有很明显的“小人性”与“英雄性”并且其这种小人性是渐渐向英雄性进行转化的，两人也必然的由小人到英雄转变。但是，杜洛瓦和于连的“转变”却有着极大不同。其中杜洛瓦的转变是以物质的成功，即金钱、权力及情欲的获取为基础的，而于连的转变却是以纯精神的自我反省与忏悔来实现的。杜洛瓦是一步步接近成功，一点点享受成功的，而于连则是一步步接近失败，最后在狱中形象突然间变的高大的。杜洛瓦是一个成功的英雄华丽外衣掩饰下的小人，而于连却有一颗失败的小人疲倦身躯和脸庞下的英雄之心。杜洛瓦是把他的思想交给世俗的魔鬼的，正如诱惑浮士德的那个梅菲斯特，他的成功其实是一种堕落，而于连却是把他的灵魂献给上帝的，就如指引但丁走进天堂的维吉尔和贝阿特丽齐，他的失败实际上是一种崇高。可是，杜洛瓦的“英雄”很容易为人们理解，却难以令世人接受和认可，也许这仅仅是因为人们在现实中往往更倾向于物质利益的获取而无视心灵的解脱，以致于不免对杜洛瓦流于妒忌，可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于是便不乐意光明正大的去赞扬他，反而大加批判，却对那个失败了的死的倒霉蛋于连却不吝同情和感叹。
但这种人性的心理弱点并不是本文所要研讨的内容，让我们还是冷静而详细的分析一下于连与杜洛瓦不同转变的原因吧，那对我们也许更有启发意义。我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思想与性格
西方美学家认为“性格决定命运”或“性格即命运”也就是指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的言谈举止，从而决定了他的生活与生命的轨迹。不论是俄底浦斯，还是哈姆雷特，都很准确的证明了这一定律。而一个人的性格，尤其是思想，虽然有来自天生的（比如种族或家族的遗传）一些东西，但更多的是受现实生活环境的影响和决定的，是后天形成的。
首先，让我们从于连和杜洛瓦各自的知识与信仰来分析，因为一个人读什么样的书，他的思想与性格就免不了爱其中什么样的内容所影响的，特别是他极为喜爱、一读又读的书。我们知道于连生命里最重要的书有三本：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以下简称圣。）、忏悔录和可兰经。其中，圣是由拿破仑的副官拉斯卡斯根据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时的谈话编写而成；忏悔录是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一部坦率的自传，可谓个性解放的宣言书；而可兰经（又可译为古兰经）则是伊斯兰教的经典。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于连是崇尚自由、重视自我、渴望成功的一个社会叛逆者形象。因为作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缔造者的拿破仑显然是一个时代的强者，而卢梭却又是法国倡导社会民主、自由与平等的最强烈最激进主义的代表人物。于连的根本思想便是来自这两人，而他之所以欢喜他们，除了其所建立的伟大功业，更有其各自的人生经历与于连自己的艰难状况十分相似：拿破仑出身于下层军官，卢梭生于贫民家庭，一生历经坎坷，受尽不公正的待遇。这使于连一方面找到了安慰，另一方面增强了开创其人生征服之路的信心与勇气。而于连的信仰却是源于古兰经，在当时天主教盛行的欧洲，特别是宗教改革炙手可热的法国，这本身就是一种叛逆与抗议，况且伊斯兰教为阿拉伯人所创，流行于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是苦难人民追求自由和翻身解放的宗教。
而对于杜洛瓦，我们翻遍整本小说却仍难找到他究竟读过什么书，似乎只对他与福雷斯蒂埃（以下简称福）的几句对话较有印象：
“你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没有？”
“没有，考了两次都没有及格。”
“这不要紧，反正中学课程你都读完了。要是有人对你说起西塞罗或者蒂贝尔来，你总大致知道是怎么回事吧？”
“是的，大致差不多。”
按书上译者的注释，西塞罗是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和哲学家，而蒂贝尔则是古罗马的一位皇帝。想必这两位大概就和我国的汉高祖刘邦、飞将军李广差不多知名度吧，可杜洛瓦却竟也来个“差不编者按 做人物分析，最可贵之处也即最紧要之处在于：我们不能任由原作摆布，也就是不能一味跟随原作者的意图而去。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事先“人物分析”文字的初衷。希望本文能给人以这样的感觉。多”可见他决非一个优秀的学生，他读过什么书，考古学家也未必知道；就算他曾读过一些书，在非洲过的那两年从军生涯，也定然早忘光了。而杜洛瓦的信仰，却也很值得怀疑，他是不大可能信天主教的，虽然他最后在与苏珊的婚礼上兴奋地接受那位来自罗马教廷的主教的祝福，而那只是一种应酬形式，是他与瓦尔特家族的身分与地位的象征。我们从小说中的第二部分第四章杜洛瓦约瓦尔特夫人在圣三会教堂见面的情景，以及杜洛瓦对教堂的嘲笑“对她来说教堂真是个好地方，可以派各种各样的用场”便推想而知。
由上可见，于连的知识是相当丰富的（或许并不广博，但这却是因为他的贫苦所致，而他的记忆力是极惊人的，况且他后来在市长家里和侯爵府上接触了大量书籍。）他的信仰是崇高正直的，但于连却又读书太“深”了，或说是读书中了毒。尤其是圣，即拿破仑。于连从少年时代起，就抱定了要出人头地的决心，作过无数英雄伟人的美梦，他幻想自己也象拿破仑那样凭着身佩的长剑摆脱卑微贫困的地位，年三十立功于战场，成为声名显赫的将军。于连的真正信仰其实不是古兰经，他是彻底的不信宗教的，那只不过是他的一种寄托，拿破仑才是他的偶像，是他的全部灵魂。于连心性高傲，但却甘心做拿破仑的奴仆，对于什么市长根本不放在眼里，他连拿破仑的一切缺点也都崇拜着，他所做的任何事似乎都是为拿破仑服务，是在完成他“交付”的命令与任务。但是，拿破仑却已是属于历史，已过时了，尽管于连从维立叶尔小城到贝尚松神学院，再到巴黎侯爵府，随着眼界的开阔和了解现实的生活，他也已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在他的内心底处他却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接受它。并且，于连崇拜的只是拿破仑这一形象本身，却没有从他所拥有的时代和社会特殊性与整体性来全面分析，于连只是单纯的为崇拜而崇拜。正是因为于连对拿破仑不切实际的盲目崇拜，所以才使他的雄心成为空想，壮志成为幻梦。而杜洛瓦却是没有知识，没有信仰，只是把头脑用来追逐金钱、权力和情欲。如果说杜洛瓦刚到巴黎时，还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精打细算，对工作的薪金单薄感到痛苦与不满，而当他受福的引荐进入法兰西生活报，有了较体面的工作，特别是他成功地获取了德马雷尔夫人的芳心之后，使他终于拥有了一个上层社会的女人，这已表明他由情欲转为对地位的追求，而当他“娶”了玛德莱娜，有了一笔小小的钱，又承蒙瓦尔特夫人“好心”的帮忙赚了几万，特别是胜利地瓜分了妻子所继承的遗产，这使他对金钱产生了极大的贪欲，当然还有他的老板瓦尔特先生的巨大刺激。正因为杜洛瓦没有思想和信仰，所以他便没有束缚，凡事处处立足于现实生活，能够随机应变，见机而行，不断耍弄手段与花招，而又不被揭穿。
其次，让我们再从于连和杜洛瓦的道德伦理方面来分析，这同样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正是这一点直接关系到两人的“小人”到“英雄”的转变。我们先看于连的出场，这是极有风采的一段：第一，交待了于连受尽凌辱的地位；第二，表现了于连拿破仑式建功立业追求和喜欢读书的爱好，以及对体力劳动的轻视与心不在焉，当然最给我们留下印象的还是那句“将来，我到底和谁一桌吃饭呢？”于连高傲、敏感，他宁愿在家挨父亲的拳头，也不愿给贵族人家当奴仆。这看似不经意的一句，实际上却决定了于连一生的命运。因为这正是他性格生命里注定的一个弱点，这使得他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这便是他根深蒂固的“平民意识”他总是以“外省人”自居，把别人都看成不友善的敌人。于连生不逢时，在法国大革命结束后的王政复辟时期，平民根本没有穿军官制服的可能（于连那次获得迎接国王的资格，就全仗了德莱纳夫人之力。）唯一能够通向上层社会的途径就是当教士了（这倒和我国封建时代的“终南捷径”很相似）。当于连看到了一个德高望重的老法官在一场无聊的纠纷中被一个小小的教士所击败，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神甫就竟有三倍于拿破仑手下大将的收入，他就不再提起拿破仑的名字，而发奋攻读神学了。可是他骨子里却不信仰宗教，也不钦佩贵族，环境迫使他沿着教会势力往上爬，却始终没有沿最关键的捷径——告密与陷害尝试一步，尽管他在神学院期间对这一“捷径”早已掌握得一清二楚。相反的，于连却表现得十分正直，以致于被主考官所愚弄，还经常考第一名，不屑于与他人为伍，一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高风傲骨，于连在神学院看到了罪恶，却没有学会罪恶，从而为宗教界所深深憎恨，以致于当发现他稍稍获得一点前程时，便以揭发信达到了毁掉他的目的。
但是于连并没有真的忘掉拿破仑，这从他在市长家做教师时仍私藏着其画像可以证明，他自己也很清楚一旦画像被市长发现，结果不堪设想，但他却仍不以此为戒。这一次不成功的“暴露”已经埋下了其后枪击事件的彻底暴露。正是由于这潜藏的野心，于连犹犹豫豫地拒绝了富凯为他提供的一条发财的路，而是怀着痛苦和矛盾来到侯爵府作“秘书”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更多社会的丑陋与罪恶，尤其是贵族阶级按人的身分划分的极为周全的礼貌，谈吐中冷淡轻蔑的表情，餐桌上的末席地位等种种无形的刺激，更大地加深了于连内心的痛苦与嫉恨。他用冷静的批判的眼光观察一切的人，这无疑给他带来的只会是敌人，他也很深切地意识到“在一切事业中，都需要聪明人，”于是更加谨慎，虚伪，以答尔丢夫为师，后来发现了拉莫尔小姐对他的巨大利用价值便一改先前对她的敌视，处心积虑地想抓住她，不惜以“五十三封假情书”为钓钩，抛开不实用的虚伪，而以马基雅维利主义为信仰真理，变得卑劣又凶恶。于连终于拴牢了玛蒂尔德，并迫使拉莫尔侯爵不得不让步，授予他封号和骑士头衔，于连为了这一切，甚至全丢掉了他以前的高傲，而竟甘心接受贵族私生子的谎言。但是于连这一手却来得太晚了，他刚做了两天中尉，正想象着三十岁当上司令的大好前程时“灾难”早已向他袭来。其实就算于连早一步行动，他也不会成功的，因为他本质上不是那种人，他还始终拥有一颗良心——那才是他的本性，而他的野心却是被迫的，是一种“痛苦的野心”于连可以虚伪，可以卑劣，可以欺骗他人，但他却永远都无法欺骗他自己。他太善于反思、反省了，当谢朗神甫含泪对他说“我的孩子，您若当了教士，我担心您能否获救”时，他禁不编者按 做人物分析，最可贵之处也即最紧要之处在于：我们不能任由原作摆布，也就是不能一味跟随原作者的意图而去。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事先“人物分析”文字的初衷。希望本文能给人以这样的感觉。住跑到小树林里大哭。于连太了解自己了，所以他一直想骗住自己一次，可又始终做不到，以致于痛苦、绝望、无助，只有当他被关进监狱，他才象找到了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安安静静的让心休息。于连反复的为自己忏悔，只有这才使他已极疲倦的灵魂得到些轻松，于是他拒绝上诉，甘愿上绞架。
相反的，杜洛瓦可不管什么良心道德，总是想方设法的利用他人来成全自己。开始时他还显得有些笨拙，而在玛德莱娜等人的“教诲”下很快变得阴险而狠毒，既大胆又无耻。虽然杜洛瓦也受到过那个埋汰的老诗人的一番死亡的大论而感到十分恐惧，但他很快便忘却了，他知道了德马雷尔夫人有过情人和妻子的“绿帽子”后，极为妒忌和恼怒，但也能劝服自己。由此可知，杜洛瓦也许初时并没有想到怎样去利用她们，可他至少知道如何为自己着想。而到了后来，随着杜洛瓦对上流社会认识得加深和身份地位的提高，他更强烈的感到他的“贫穷”于是更急切而开始有意识地去搞阴谋手段。比如当他偶然听妻子说瓦尔特夫人也喜欢他时，便当即决定抓住她，以对付瓦尔特先生，而当他发现了利用苏珊作武器会更加有效且名利双收时，他便毫不犹豫的打倒妻子，就像榨干了一只桔子，把空壳扔在大街上。杜洛瓦从未感到良心的不安，他只关心他的成功后的收获与喜悦，更不会觉得痛苦，反而越来越在上流社会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甚至野心勃勃的想去竞选部长。
第三，我们从于连与杜洛瓦所汲汲以求的目标与行动来看。于连其实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幻想者，却非一个善于行动的人。应该说于连很有决心，很有意志力，内心深处狂热的追求胜利与征服，效仿“拿破仑式的彻底作风”并且他有很大的野心，也有很好的计划。于连有强烈的目的“在拿破仑统治之下，我会是一名军官；在未来的神甫当中，我将是一位主教”可是，他实际上又缺少明确而清晰的目的，以致于在很大程度上他又是没有方向感，随波逐流的——从维立叶尔到贝尚松神学院，从贝尚松神学院又到巴黎拉莫尔侯爵府，这都是受人安排的，而非他自己的选择。并且这样的安排，事实上是与他内心理想的“既定方案”（事实上这种方案也是很模糊的）相违背甚至南辕北辙的，可他却又是那样的精力旺盛，言辞锐利，咄咄逼人，这样一来便更和他的目标越走越远。于连与贵族社会是对抗的，他对自身价值有着充分的自信，认为有权要求自己的社会地位配得上他的价值，他狂热的崇拜拿破仑，因为这个人的成功意味着等级制度的破产和个人价值的证明。这种不甘屈居人下的思想支配着他所有的情感与行动，使他崇尚绝对的自由和独立，认为人应当拥有对自己的一切权力，他只承认自我，只考虑自我，既不顾及传统，也不考虑现实，他只对自己负责。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小农与小资的态度和思想，即还是“平民意识”正是这种强烈的意识，使他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痛苦：一方面他的机会很多也很好，并且他也很明白那是机会，可他却不去珍惜和把握，却常常... -->>
编者按 做人物分析，最可贵之处也即最紧要之处在于：我们不能任由原作摆布，也就是不能一味跟随原作者的意图而去。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事先“人物分析”文字的初衷。希望本文能给人以这样的感觉。 在我们所共享的世界文化的人物长廊之中，有两个人物是值得我们再一次投向关注的目光的。其中一个是斯丹达尔的代表作红与黑里的于连，另外一人是莫泊桑的长篇漂亮朋友里的杜洛瓦。相信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都曾分别受到人们的不断审视与众多批评，但是把这两个人物放在一起分析谈论，恐怕这还是第一次。
对于杜洛瓦，相信会有很多人认定他是一个标本的小人，正如书中结尾处瓦尔特夫人极悲痛说的“您是我认识的最卑鄙无耻的人”因为他不但引诱了德马雷尔夫人，勾引了瓦尔特夫人，恬不知耻的对妻子“瓜分”财产，而且狠毒的对妻子实行“捉奸”想方设法的对付瓦尔特先生，最后竟还用阴谋诱拐了苏珊那个玩具娃娃。但我们对杜洛瓦的认识不应就到此为至，我们在故事最后不能不深深震动于他的巨大成功：巨额的嫁妆，漂亮的新娘，如云的宾客，潮水般的夸羡与鲜花，再加上严肃的罗马主教近乎肉麻的祝词，以及那样“激动的可怜的母亲”——这一切简直构成了一幅完美而又残忍的婚礼图。而这样盛大的气象使我们的眼球和内心不得不产生一种“英雄”的感觉与滋味。而对于于连，千百年来似乎人们都不吝给予同情与叹息，甚至还有人对其十分钦佩和夸赞，把他看作一个失败的英雄。的确，于连从不便有一种很深的英雄主义情结，崇拜拿破仑已到了迷恋的地步，幻想有一天步其后尘，也“做世界的主人”而他最终死的结局更体现了一种古典英雄的悲壮；当然最令人吃惊和肃然起敬的还是他在法庭上面对获救的大好机会，却毅然的慷慨陈词“我对你们不求任何宽恕。等待我的是死亡，而死亡对我是公正的”但是同样我们的理解不应就仅仅如此，我们还应看到于连怎样在心里仇恨他的父亲与哥哥，怎样一副冷酷面孔对待德莱纳夫人，他对玛蒂尔德疑心重重，处处戒备，到死都不愿承认她对他的感情，他野心勃勃，而又谨慎虚伪，以臭名昭著的伪君子答尔丢夫为师，却又对卢梭的忏悔录爱不释手，他彻底的不信教，却努力把新约全书和教皇传熟背如流，为了获得一个小小军衔，竟不知羞耻的甘心接受贵族阶层为他编造的私生子的谎言，当他明白自己的所有计划都失败时，狂怒之下竟去枪杀德莱纳夫人——这一切已经太真实的暴露了于连内心深处暗藏的“小人”
由此可知，在于连和杜洛瓦身上都具有很明显的“小人性”与“英雄性”并且其这种小人性是渐渐向英雄性进行转化的，两人也必然的由小人到英雄转变。但是，杜洛瓦和于连的“转变”却有着极大不同。其中杜洛瓦的转变是以物质的成功，即金钱、权力及情欲的获取为基础的，而于连的转变却是以纯精神的自我反省与忏悔来实现的。杜洛瓦是一步步接近成功，一点点享受成功的，而于连则是一步步接近失败，最后在狱中形象突然间变的高大的。杜洛瓦是一个成功的英雄华丽外衣掩饰下的小人，而于连却有一颗失败的小人疲倦身躯和脸庞下的英雄之心。杜洛瓦是把他的思想交给世俗的魔鬼的，正如诱惑浮士德的那个梅菲斯特，他的成功其实是一种堕落，而于连却是把他的灵魂献给上帝的，就如指引但丁走进天堂的维吉尔和贝阿特丽齐，他的失败实际上是一种崇高。可是，杜洛瓦的“英雄”很容易为人们理解，却难以令世人接受和认可，也许这仅仅是因为人们在现实中往往更倾向于物质利益的获取而无视心灵的解脱，以致于不免对杜洛瓦流于妒忌，可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于是便不乐意光明正大的去赞扬他，反而大加批判，却对那个失败了的死的倒霉蛋于连却不吝同情和感叹。
但这种人性的心理弱点并不是本文所要研讨的内容，让我们还是冷静而详细的分析一下于连与杜洛瓦不同转变的原因吧，那对我们也许更有启发意义。我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思想与性格
西方美学家认为“性格决定命运”或“性格即命运”也就是指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的言谈举止，从而决定了他的生活与生命的轨迹。不论是俄底浦斯，还是哈姆雷特，都很准确的证明了这一定律。而一个人的性格，尤其是思想，虽然有来自天生的（比如种族或家族的遗传）一些东西，但更多的是受现实生活环境的影响和决定的，是后天形成的。
首先，让我们从于连和杜洛瓦各自的知识与信仰来分析，因为一个人读什么样的书，他的思想与性格就免不了爱其中什么样的内容所影响的，特别是他极为喜爱、一读又读的书。我们知道于连生命里最重要的书有三本：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以下简称圣。）、忏悔录和可兰经。其中，圣是由拿破仑的副官拉斯卡斯根据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时的谈话编写而成；忏悔录是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一部坦率的自传，可谓个性解放的宣言书；而可兰经（又可译为古兰经）则是伊斯兰教的经典。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于连是崇尚自由、重视自我、渴望成功的一个社会叛逆者形象。因为作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缔造者的拿破仑显然是一个时代的强者，而卢梭却又是法国倡导社会民主、自由与平等的最强烈最激进主义的代表人物。于连的根本思想便是来自这两人，而他之所以欢喜他们，除了其所建立的伟大功业，更有其各自的人生经历与于连自己的艰难状况十分相似：拿破仑出身于下层军官，卢梭生于贫民家庭，一生历经坎坷，受尽不公正的待遇。这使于连一方面找到了安慰，另一方面增强了开创其人生征服之路的信心与勇气。而于连的信仰却是源于古兰经，在当时天主教盛行的欧洲，特别是宗教改革炙手可热的法国，这本身就是一种叛逆与抗议，况且伊斯兰教为阿拉伯人所创，流行于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是苦难人民追求自由和翻身解放的宗教。
而对于杜洛瓦，我们翻遍整本小说却仍难找到他究竟读过什么书，似乎只对他与福雷斯蒂埃（以下简称福）的几句对话较有印象：
“你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没有？”
“没有，考了两次都没有及格。”
“这不要紧，反正中学课程你都读完了。要是有人对你说起西塞罗或者蒂贝尔来，你总大致知道是怎么回事吧？”
“是的，大致差不多。”
按书上译者的注释，西塞罗是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和哲学家，而蒂贝尔则是古罗马的一位皇帝。想必这两位大概就和我国的汉高祖刘邦、飞将军李广差不多知名度吧，可杜洛瓦却竟也来个“差不编者按 做人物分析，最可贵之处也即最紧要之处在于：我们不能任由原作摆布，也就是不能一味跟随原作者的意图而去。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事先“人物分析”文字的初衷。希望本文能给人以这样的感觉。多”可见他决非一个优秀的学生，他读过什么书，考古学家也未必知道；就算他曾读过一些书，在非洲过的那两年从军生涯，也定然早忘光了。而杜洛瓦的信仰，却也很值得怀疑，他是不大可能信天主教的，虽然他最后在与苏珊的婚礼上兴奋地接受那位来自罗马教廷的主教的祝福，而那只是一种应酬形式，是他与瓦尔特家族的身分与地位的象征。我们从小说中的第二部分第四章杜洛瓦约瓦尔特夫人在圣三会教堂见面的情景，以及杜洛瓦对教堂的嘲笑“对她来说教堂真是个好地方，可以派各种各样的用场”便推想而知。
由上可见，于连的知识是相当丰富的（或许并不广博，但这却是因为他的贫苦所致，而他的记忆力是极惊人的，况且他后来在市长家里和侯爵府上接触了大量书籍。）他的信仰是崇高正直的，但于连却又读书太“深”了，或说是读书中了毒。尤其是圣，即拿破仑。于连从少年时代起，就抱定了要出人头地的决心，作过无数英雄伟人的美梦，他幻想自己也象拿破仑那样凭着身佩的长剑摆脱卑微贫困的地位，年三十立功于战场，成为声名显赫的将军。于连的真正信仰其实不是古兰经，他是彻底的不信宗教的，那只不过是他的一种寄托，拿破仑才是他的偶像，是他的全部灵魂。于连心性高傲，但却甘心做拿破仑的奴仆，对于什么市长根本不放在眼里，他连拿破仑的一切缺点也都崇拜着，他所做的任何事似乎都是为拿破仑服务，是在完成他“交付”的命令与任务。但是，拿破仑却已是属于历史，已过时了，尽管于连从维立叶尔小城到贝尚松神学院，再到巴黎侯爵府，随着眼界的开阔和了解现实的生活，他也已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在他的内心底处他却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接受它。并且，于连崇拜的只是拿破仑这一形象本身，却没有从他所拥有的时代和社会特殊性与整体性来全面分析，于连只是单纯的为崇拜而崇拜。正是因为于连对拿破仑不切实际的盲目崇拜，所以才使他的雄心成为空想，壮志成为幻梦。而杜洛瓦却是没有知识，没有信仰，只是把头脑用来追逐金钱、权力和情欲。如果说杜洛瓦刚到巴黎时，还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精打细算，对工作的薪金单薄感到痛苦与不满，而当他受福的引荐进入法兰西生活报，有了较体面的工作，特别是他成功地获取了德马雷尔夫人的芳心之后，使他终于拥有了一个上层社会的女人，这已表明他由情欲转为对地位的追求，而当他“娶”了玛德莱娜，有了一笔小小的钱，又承蒙瓦尔特夫人“好心”的帮忙赚了几万，特别是胜利地瓜分了妻子所继承的遗产，这使他对金钱产生了极大的贪欲，当然还有他的老板瓦尔特先生的巨大刺激。正因为杜洛瓦没有思想和信仰，所以他便没有束缚，凡事处处立足于现实生活，能够随机应变，见机而行，不断耍弄手段与花招，而又不被揭穿。
其次，让我们再从于连和杜洛瓦的道德伦理方面来分析，这同样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正是这一点直接关系到两人的“小人”到“英雄”的转变。我们先看于连的出场，这是极有风采的一段：第一，交待了于连受尽凌辱的地位；第二，表现了于连拿破仑式建功立业追求和喜欢读书的爱好，以及对体力劳动的轻视与心不在焉，当然最给我们留下印象的还是那句“将来，我到底和谁一桌吃饭呢？”于连高傲、敏感，他宁愿在家挨父亲的拳头，也不愿给贵族人家当奴仆。这看似不经意的一句，实际上却决定了于连一生的命运。因为这正是他性格生命里注定的一个弱点，这使得他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这便是他根深蒂固的“平民意识”他总是以“外省人”自居，把别人都看成不友善的敌人。于连生不逢时，在法国大革命结束后的王政复辟时期，平民根本没有穿军官制服的可能（于连那次获得迎接国王的资格，就全仗了德莱纳夫人之力。）唯一能够通向上层社会的途径就是当教士了（这倒和我国封建时代的“终南捷径”很相似）。当于连看到了一个德高望重的老法官在一场无聊的纠纷中被一个小小的教士所击败，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神甫就竟有三倍于拿破仑手下大将的收入，他就不再提起拿破仑的名字，而发奋攻读神学了。可是他骨子里却不信仰宗教，也不钦佩贵族，环境迫使他沿着教会势力往上爬，却始终没有沿最关键的捷径——告密与陷害尝试一步，尽管他在神学院期间对这一“捷径”早已掌握得一清二楚。相反的，于连却表现得十分正直，以致于被主考官所愚弄，还经常考第一名，不屑于与他人为伍，一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高风傲骨，于连在神学院看到了罪恶，却没有学会罪恶，从而为宗教界所深深憎恨，以致于当发现他稍稍获得一点前程时，便以揭发信达到了毁掉他的目的。
但是于连并没有真的忘掉拿破仑，这从他在市长家做教师时仍私藏着其画像可以证明，他自己也很清楚一旦画像被市长发现，结果不堪设想，但他却仍不以此为戒。这一次不成功的“暴露”已经埋下了其后枪击事件的彻底暴露。正是由于这潜藏的野心，于连犹犹豫豫地拒绝了富凯为他提供的一条发财的路，而是怀着痛苦和矛盾来到侯爵府作“秘书”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更多社会的丑陋与罪恶，尤其是贵族阶级按人的身分划分的极为周全的礼貌，谈吐中冷淡轻蔑的表情，餐桌上的末席地位等种种无形的刺激，更大地加深了于连内心的痛苦与嫉恨。他用冷静的批判的眼光观察一切的人，这无疑给他带来的只会是敌人，他也很深切地意识到“在一切事业中，都需要聪明人，”于是更加谨慎，虚伪，以答尔丢夫为师，后来发现了拉莫尔小姐对他的巨大利用价值便一改先前对她的敌视，处心积虑地想抓住她，不惜以“五十三封假情书”为钓钩，抛开不实用的虚伪，而以马基雅维利主义为信仰真理，变得卑劣又凶恶。于连终于拴牢了玛蒂尔德，并迫使拉莫尔侯爵不得不让步，授予他封号和骑士头衔，于连为了这一切，甚至全丢掉了他以前的高傲，而竟甘心接受贵族私生子的谎言。但是于连这一手却来得太晚了，他刚做了两天中尉，正想象着三十岁当上司令的大好前程时“灾难”早已向他袭来。其实就算于连早一步行动，他也不会成功的，因为他本质上不是那种人，他还始终拥有一颗良心——那才是他的本性，而他的野心却是被迫的，是一种“痛苦的野心”于连可以虚伪，可以卑劣，可以欺骗他人，但他却永远都无法欺骗他自己。他太善于反思、反省了，当谢朗神甫含泪对他说“我的孩子，您若当了教士，我担心您能否获救”时，他禁不编者按 做人物分析，最可贵之处也即最紧要之处在于：我们不能任由原作摆布，也就是不能一味跟随原作者的意图而去。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事先“人物分析”文字的初衷。希望本文能给人以这样的感觉。住跑到小树林里大哭。于连太了解自己了，所以他一直想骗住自己一次，可又始终做不到，以致于痛苦、绝望、无助，只有当他被关进监狱，他才象找到了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安安静静的让心休息。于连反复的为自己忏悔，只有这才使他已极疲倦的灵魂得到些轻松，于是他拒绝上诉，甘愿上绞架。
相反的，杜洛瓦可不管什么良心道德，总是想方设法的利用他人来成全自己。开始时他还显得有些笨拙，而在玛德莱娜等人的“教诲”下很快变得阴险而狠毒，既大胆又无耻。虽然杜洛瓦也受到过那个埋汰的老诗人的一番死亡的大论而感到十分恐惧，但他很快便忘却了，他知道了德马雷尔夫人有过情人和妻子的“绿帽子”后，极为妒忌和恼怒，但也能劝服自己。由此可知，杜洛瓦也许初时并没有想到怎样去利用她们，可他至少知道如何为自己着想。而到了后来，随着杜洛瓦对上流社会认识得加深和身份地位的提高，他更强烈的感到他的“贫穷”于是更急切而开始有意识地去搞阴谋手段。比如当他偶然听妻子说瓦尔特夫人也喜欢他时，便当即决定抓住她，以对付瓦尔特先生，而当他发现了利用苏珊作武器会更加有效且名利双收时，他便毫不犹豫的打倒妻子，就像榨干了一只桔子，把空壳扔在大街上。杜洛瓦从未感到良心的不安，他只关心他的成功后的收获与喜悦，更不会觉得痛苦，反而越来越在上流社会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甚至野心勃勃的想去竞选部长。
第三，我们从于连与杜洛瓦所汲汲以求的目标与行动来看。于连其实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幻想者，却非一个善于行动的人。应该说于连很有决心，很有意志力，内心深处狂热的追求胜利与征服，效仿“拿破仑式的彻底作风”并且他有很大的野心，也有很好的计划。于连有强烈的目的“在拿破仑统治之下，我会是一名军官；在未来的神甫当中，我将是一位主教”可是，他实际上又缺少明确而清晰的目的，以致于在很大程度上他又是没有方向感，随波逐流的——从维立叶尔到贝尚松神学院，从贝尚松神学院又到巴黎拉莫尔侯爵府，这都是受人安排的，而非他自己的选择。并且这样的安排，事实上是与他内心理想的“既定方案”（事实上这种方案也是很模糊的）相违背甚至南辕北辙的，可他却又是那样的精力旺盛，言辞锐利，咄咄逼人，这样一来便更和他的目标越走越远。于连与贵族社会是对抗的，他对自身价值有着充分的自信，认为有权要求自己的社会地位配得上他的价值，他狂热的崇拜拿破仑，因为这个人的成功意味着等级制度的破产和个人价值的证明。这种不甘屈居人下的思想支配着他所有的情感与行动，使他崇尚绝对的自由和独立，认为人应当拥有对自己的一切权力，他只承认自我，只考虑自我，既不顾及传统，也不考虑现实，他只对自己负责。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小农与小资的态度和思想，即还是“平民意识”正是这种强烈的意识，使他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痛苦：一方面他的机会很多也很好，并且他也很明白那是机会，可他却不去珍惜和把握，却常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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