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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是从北京开来的车，都无以回答。这时，我看到一个人正在向王学长走来，紧紧地握住王学长的双手。他中等的个子，穿着一件能挡风避雨的皮夹克，身后背着一个旅行包。长时期的四处奔波，使他的皮肤有些微黑；宽阔的脸庞显出北方人的刚强、直率，而从那眼神中又透出如南方人一样的精明。啊，这就是来采访老爷子的作家方军。这时，方军告诉我们：“今天刚到一所大学讲课，主题是如何写好记实文学。”
在汉口火车站外，我们乘上了一辆的士。的士司机是一位毛小伙子，车速较快。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路灯齐刷刷的亮着。天开始下起毛毛细雨，车在雨中穿过青年路，汇入到建设大道车流中，接着左转到新华路，再折到江汉北路。在王学长的指点下，车在一家煲汤馆前停下来。我们三人进到餐馆坐下。点了一个40多元一份的煲汤及其它的菜。方军看到煲汤的价格后，直啧舌：“这么贵的一份汤，武汉的老百姓用得起么？”用完餐后，我们来到循礼门饭店。这是王学长比较熟悉的一家饭店，据说他的一儿一女都是在这家饭店举行的婚礼。正在服务台办手续时，遇见了饭店经理——一位能干、精明且有几分有姿色的中年女子，她热情礼貌地将我们送进客房，就忙她的工作去了。
方军是一个十分重感情的人，因与武汉晚报的记者范春歌有些交往。一到饭店，方军就忙着与武汉晚报报社联系，希望能通过报社值班人员告诉范春歌：方军已到武汉，要去采访一位93岁的老兵，能否见上一面。我想，或许范春歌可以将方军到汉一事作为报料，进行采访。
方军是一个十分专注十分投入的人。他一边与我们交谈，一边检查他所带的照相机、录音笔、记录笔和纸。在谈话中，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很多人都在挖掘历史，但像我这样，不仅也一个人的过去，而且写一个人现在的。”
是啊，在他的记实报道中，写下了日本鬼子今天的忏悔、谢罪，更写下了抗战老兵今天生活的艰难、坎坷。在方军的笔下，活灵活现的再现了一群经历过那场战争人的形象。这些，不仅反映出历史的真实，更反映出现实的真实。
在在人间已无杨云峰一文中，他写了一个从1987年开始断断续续要饭吃的抗日老战士杨云峰。
杨云峰1926年在绥远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后来在29军37师当兵，1933年的喜峰口大战，他是当时大刀队的成员之一。他这个幸存者浑身都是伤，日军子弹从他左脸颊穿进，使他上下槽牙全掉了，左耳朵早被大炮震聋了。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进攻卢沟桥时，我军奋起反击，杨云峰和他所在的110旅官兵奋勇杀敌，在保卫宛平县城时不但刀劈数百鬼子兵，还击毙了日军指挥官松游少将。后来，他参加了大名保卫战，在血战中，他所在的179师抵抗日军三天两夜围攻，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大名失守。
1987年，当位于卢沟桥的抗战馆始建时，杨老头子就把他当年在卢沟桥上使用过的大刀捐献给了抗战馆。当方军在1999年7月专程去采访这个人物时，他出门要饭去了。作者在5年当中见到过数次杨云峰，见到最多的地点是在卢沟桥抗战馆。一次次，他来要饭。一次次，他又被送走。
当方军得知国民党军200师少校军官张家福把牺牲的戴安澜将军一直背回国内的一事后，他为这样的军人而感动。于是很快办手续去缅甸采访。他花三个星期重走了200师当年撤退的全程路线。他发现那条撤退路线时至今日还完全是刀耕火种的原始形态。可想而知，几十年前戴安澜将军率领部队抗战是多么的艰难啊！在把戴安澜将军背回国的二百师百岁老兵中，他用百岁老人、二百师的少校军官张家福自己的话转述了这位老人是怎样活下来的：“1950年云南和平解放，1951年9月4日我被逮捕。那时，我的军衔是中校。每天都有成车的下级军官被拉出去枪毙，有时，二十多，有时，三十多----。我想，哪一天就轮到我了吧，等啊，等啊。可是，最终我活了下来。”张老汉深邃的目光遥望着远方的翻滚的云团回忆：“后来，有个管理者说，根据调查，我的双手上从来没有沾染过人民的鲜血，罪不大、恶也不极。‘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穷凶极恶的外国侵略者，你没有后退半步。这是历史事实。根据调查，你会木匠？我们劳改大队就少木匠嘛’。”
2005年年5月19日，由于他的采写与交往，促成了当年的日本鬼子兵91岁的日本侵华老兵本多立太郎在卢沟桥下跪谢罪。
告别方军，我和王学长从饭店走出来时，雨下大了。我俩冒着大雨，走在回家的路上，并约好再相见。
星期一这天，我上班时忘了带手机。回家后，听萍萍说，王学长打了无数个电话找我。到晚上，正好他又打电话过来，约好明天晚上见。
3月18日（星期二）下班后，我匆匆地往王学长的家里赶，一进家门，看见老谢、望江楼主、胜蓝等人和方军正围着电脑，点击着人民网日本版上方军的帖子。后来又从电脑中翻出了王学长父亲与家人在中山公园受降纪念碑前留影的照片。照片中，王老先生高举着他亲笔书写的：“我托胡主席访问日本时，带去意愿，中日友好，中日不再战。71年前与日本作战的老兵92岁王建华”的条幅。
用餐前，我特意问了方军：“见着范春歌吗？”他对我摇了摇头。后来，我从武汉晚报上才得知，记者范春歌正在黄石、鄂州等8个城市采访，正在做着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试验区采访的大文章。而且根据范春歌的特点，她所进行的采访是极细致、极艰苦、极专注、极执着的，一时半会赶不来见老朋友方军应当是可以理解的。
在饭桌上，方军这位北方汉子，应该是很有酒量的，但他很克制，因为他时时刻刻都处于工作状态。这不，当老谢正举着酒杯，在讲他父亲谢镜止和叔父谢威俩兄弟1926年参加革命后的经历时，方军却悄悄地启动了他的录音笔，把老谢所讲的话作为一份可贵的史料记录下来了。
晚饭后，作家方军与我们辞别了，他准备明天回北京，回到他那像博物馆似的小屋。然后，带着照相机、录音笔、采访纸和笔，背着行囊，风餐露宿，继续采访最后一批人，或者说，最后几个人。
是否是从北京开来的车，都无以回答。这时，我看到一个人正在向王学长走来，紧紧地握住王学长的双手。他中等的个子，穿着一件能挡风避雨的皮夹克，身后背着一个旅行包。长时期的四处奔波，使他的皮肤有些微黑；宽阔的脸庞显出北方人的刚强、直率，而从那眼神中又透出如南方人一样的精明。啊，这就是来采访老爷子的作家方军。这时，方军告诉我们：“今天刚到一所大学讲课，主题是如何写好记实文学。”
在汉口火车站外，我们乘上了一辆的士。的士司机是一位毛小伙子，车速较快。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路灯齐刷刷的亮着。天开始下起毛毛细雨，车在雨中穿过青年路，汇入到建设大道车流中，接着左转到新华路，再折到江汉北路。在王学长的指点下，车在一家煲汤馆前停下来。我们三人进到餐馆坐下。点了一个40多元一份的煲汤及其它的菜。方军看到煲汤的价格后，直啧舌：“这么贵的一份汤，武汉的老百姓用得起么？”用完餐后，我们来到循礼门饭店。这是王学长比较熟悉的一家饭店，据说他的一儿一女都是在这家饭店举行的婚礼。正在服务台办手续时，遇见了饭店经理——一位能干、精明且有几分有姿色的中年女子，她热情礼貌地将我们送进客房，就忙她的工作去了。
方军是一个十分重感情的人，因与武汉晚报的记者范春歌有些交往。一到饭店，方军就忙着与武汉晚报报社联系，希望能通过报社值班人员告诉范春歌：方军已到武汉，要去采访一位93岁的老兵，能否见上一面。我想，或许范春歌可以将方军到汉一事作为报料，进行采访。
方军是一个十分专注十分投入的人。他一边与我们交谈，一边检查他所带的照相机、录音笔、记录笔和纸。在谈话中，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很多人都在挖掘历史，但像我这样，不仅也一个人的过去，而且写一个人现在的。”
是啊，在他的记实报道中，写下了日本鬼子今天的忏悔、谢罪，更写下了抗战老兵今天生活的艰难、坎坷。在方军的笔下，活灵活现的再现了一群经历过那场战争人的形象。这些，不仅反映出历史的真实，更反映出现实的真实。
在在人间已无杨云峰一文中，他写了一个从1987年开始断断续续要饭吃的抗日老战士杨云峰。
杨云峰1926年在绥远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后来在29军37师当兵，1933年的喜峰口大战，他是当时大刀队的成员之一。他这个幸存者浑身都是伤，日军子弹从他左脸颊穿进，使他上下槽牙全掉了，左耳朵早被大炮震聋了。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进攻卢沟桥时，我军奋起反击，杨云峰和他所在的110旅官兵奋勇杀敌，在保卫宛平县城时不但刀劈数百鬼子兵，还击毙了日军指挥官松游少将。后来，他参加了大名保卫战，在血战中，他所在的179师抵抗日军三天两夜围攻，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大名失守。
1987年，当位于卢沟桥的抗战馆始建时，杨老头子就把他当年在卢沟桥上使用过的大刀捐献给了抗战馆。当方军在1999年7月专程去采访这个人物时，他出门要饭去了。作者在5年当中见到过数次杨云峰，见到最多的地点是在卢沟桥抗战馆。一次次，他来要饭。一次次，他又被送走。
当方军得知国民党军200师少校军官张家福把牺牲的戴安澜将军一直背回国内的一事后，他为这样的军人而感动。于是很快办手续去缅甸采访。他花三个星期重走了200师当年撤退的全程路线。他发现那条撤退路线时至今日还完全是刀耕火种的原始形态。可想而知，几十年前戴安澜将军率领部队抗战是多么的艰难啊！在把戴安澜将军背回国的二百师百岁老兵中，他用百岁老人、二百师的少校军官张家福自己的话转述了这位老人是怎样活下来的：“1950年云南和平解放，1951年9月4日我被逮捕。那时，我的军衔是中校。每天都有成车的下级军官被拉出去枪毙，有时，二十多，有时，三十多----。我想，哪一天就轮到我了吧，等啊，等啊。可是，最终我活了下来。”张老汉深邃的目光遥望着远方的翻滚的云团回忆：“后来，有个管理者说，根据调查，我的双手上从来没有沾染过人民的鲜血，罪不大、恶也不极。‘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穷凶极恶的外国侵略者，你没有后退半步。这是历史事实。根据调查，你会木匠？我们劳改大队就少木匠嘛’。”
2005年年5月19日，由于他的采写与交往，促成了当年的日本鬼子兵91岁的日本侵华老兵本多立太郎在卢沟桥下跪谢罪。
告别方军，我和王学长从饭店走出来时，雨下大了。我俩冒着大雨，走在回家的路上，并约好再相见。
星期一这天，我上班时忘了带手机。回家后，听萍萍说，王学长打了无数个电话找我。到晚上，正好他又打电话过来，约好明天晚上见。
3月18日（星期二）下班后，我匆匆地往王学长的家里赶，一进家门，看见老谢、望江楼主、胜蓝等人和方军正围着电脑，点击着人民网日本版上方军的帖子。后来又从电脑中翻出了王学长父亲与家人在中山公园受降纪念碑前留影的照片。照片中，王老先生高举着他亲笔书写的：“我托胡主席访问日本时，带去意愿，中日友好，中日不再战。71年前与日本作战的老兵92岁王建华”的条幅。
用餐前，我特意问了方军：“见着范春歌吗？”他对我摇了摇头。后来，我从武汉晚报上才得知，记者范春歌正在黄石、鄂州等8个城市采访，正在做着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试验区采访的大文章。而且根据范春歌的特点，她所进行的采访是极细致、极艰苦、极专注、极执着的，一时半会赶不来见老朋友方军应当是可以理解的。
在饭桌上，方军这位北方汉子，应该是很有酒量的，但他很克制，因为他时时刻刻都处于工作状态。这不，当老谢正举着酒杯，在讲他父亲谢镜止和叔父谢威俩兄弟1926年参加革命后的经历时，方军却悄悄地启动了他的录音笔，把老谢所讲的话作为一份可贵的史料记录下来了。
晚饭后，作家方军与我们辞别了，他准备明天回北京，回到他那像博物馆似的小屋。然后，带着照相机、录音笔、采访纸和笔，背着行囊，风餐露宿，继续采访最后一批人，或者说，最后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