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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业后被分配到汉阳卫生部门。到汉阳后，落脚的第一处是鹦鹉洲汉阳区结核病防治所。接着是母亲在处于洋油街的汉阳妇幼保健站工作。那时的工作十分辛苦，遇到难产便是我母亲上阵。有时三更半夜里也有人拍门，急着等母亲去解决难产的问题。再远的路，也无车辆马匹，全靠步行。1953年、1955年，小弟和妹妹相继出世，母亲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记得小弟出生时，缺母乳喂养，父亲便带着我到汉阳郊外的奶牛养殖场去预订牛奶。在那里，我也是有生第一次看到了公牛与母牛的交配。
外祖母生活来源原本想依赖于三栋房屋。可三栋房子，不仅一栋也没落到，且还生出一些烦恼。靠司门口转角处，也就是原武昌区政府正对面处的门面屋，在抗战胜利之后，便被国民党的兵痞占住，解放后收为国有，文革后成为曹祥泰的一家糖果店，现在是一座大厦耸立于原址。另一栋在三府角的房子，因无人管理，被穷人占住，拆得东缺一块，西损一处，又无法收回租金，只好便宜卖掉。先贤街的一处，是程氏姓本家所住，但在社会主义改造时，被成为了改造对象，只留下大姨妈和外祖母居住的两处。为这件事，外祖母每天起床后就骂居住在对面房间里的其亲叔子，从早骂到晚，自己不能安身，对面叔外公的一家也不能安身。因这位叔外公时任居委会主任，房子充公后，只待喜报贴在了大门上，外祖母才知道失去了这栋房子。外祖母与叔外公的恩怨，也影响着我母亲的情绪，但我母亲念念不忘堂舅在恩施时对她全家的支助，善待堂舅一家。在堂舅父、舅母病重时，每天为其注射针药，使我那些表兄弟们感激不尽。
我上学后，母亲在国棉一厂工作，接着又调到桥口帆布厂，文革前调到东方红床单厂。这期间，母亲吃尽了苦头。从汉阳晴川街到桥口帆布厂，每天来回过江后要穿过整条汉正街，还要照顾在帆布厂幼儿园的弟妹。这还不说，她被人们认为是国民党军官的太太，加上平时爱唠叨，在政治上吃了不少的苦头。修筑丹江水坝时，她被派往去挑了几个月的黄泥巴。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她忍受饥饿，尽量让孩子们能多吃一点。
文革期间，父亲被拉去戴高帽子游街、下跪，膝关节被磨得鲜血直流，母亲的心像被针剌一样地痛。当有发生武斗的迹象时，母亲便提前将我送到省工农干部学校、小姨妈居住的地方，直到“七二”以后，才让我回家。这时，汉阳的租住房已被房东赶出来了，我们只好与外祖母挤住一处。
1968年下半年，我由于盲目的冲动，不顾同学们的阻拦，在三中第一个写出要求下农村的大字报，表明上山下乡的志愿。母亲毫无办法，只好让我早于其他同学离开她的身边。但她的心却时时牵挂着我。在下乡这一点上，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兄弟姊妹，各奔自己的前程，不允许下放到一处；不允许偷偷地离开，跑回武汉；18岁后，要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不能再依赖于父母了。所以，我们兄弟姊妹4人，下放的地方分为4处。这样，更使母亲为我们操心了。接着，已60岁的父亲，被安排随汉阳区卫生局下放到宜昌县凉水井公社，那只能出产包谷的山区。这时，在武汉，只剩下孤苦伶仃的母亲，加上外祖母的去世，剩下的唯一外祖母的一间房，被居委会主任占去，我们的家又被赶到后宰门低矮的平房去了，与德大的家为邻。我与萍萍结婚时，大怀写的喜联横联中“蓬荜生辉”四字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落实政策后，父母本该享享晚年的清福。不幸地是，1980年，大弟丢下弟媳和仅1岁多的儿子离开了人世，老年丧子的痛苦落到了父母的头上。母亲为了协助弟媳将失去父爱的侄儿费了不少精力，使一个不谙世事的顽童成为了有志青年。
1996年，父亲去世，母亲在失去伴侣不到一年的时间，远在襄樊的弟弟要自创一套功法，而无原无故地患病，失去了正常的思维。在母亲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中风瘫痪在床，大弟媳为了回报母亲对侄儿的照料之恩，精心照料和呵护母亲，为母亲端屎端尿，送茶喂饭，才使得母亲有一个善终。
甲申年腊月二十七日七时二十三分，母亲永远离开了人世，与我们永别了。她离我们而去，却一点一滴地为后人想到了。儿孙们因春节都回汉了，不需要另外受车马劳累之苦；新旧两年就在一转眼间渡过了；新香年与头七一起过；母亲安葬后又不耽误儿孙们在一起共渡除夕；每做一个七都是休息日，不需要另外请假；做完七七马上就是清明节。
这就是我母亲平凡而饱经沧桑一生。她用那甘美的乳汁，将儿女抚养成人。她倾注了一生的爱，爱亲人，爱生活；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去奉献社会。
作于2006年1月26日
转业后被分配到汉阳卫生部门。到汉阳后，落脚的第一处是鹦鹉洲汉阳区结核病防治所。接着是母亲在处于洋油街的汉阳妇幼保健站工作。那时的工作十分辛苦，遇到难产便是我母亲上阵。有时三更半夜里也有人拍门，急着等母亲去解决难产的问题。再远的路，也无车辆马匹，全靠步行。1953年、1955年，小弟和妹妹相继出世，母亲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记得小弟出生时，缺母乳喂养，父亲便带着我到汉阳郊外的奶牛养殖场去预订牛奶。在那里，我也是有生第一次看到了公牛与母牛的交配。
外祖母生活来源原本想依赖于三栋房屋。可三栋房子，不仅一栋也没落到，且还生出一些烦恼。靠司门口转角处，也就是原武昌区政府正对面处的门面屋，在抗战胜利之后，便被国民党的兵痞占住，解放后收为国有，文革后成为曹祥泰的一家糖果店，现在是一座大厦耸立于原址。另一栋在三府角的房子，因无人管理，被穷人占住，拆得东缺一块，西损一处，又无法收回租金，只好便宜卖掉。先贤街的一处，是程氏姓本家所住，但在社会主义改造时，被成为了改造对象，只留下大姨妈和外祖母居住的两处。为这件事，外祖母每天起床后就骂居住在对面房间里的其亲叔子，从早骂到晚，自己不能安身，对面叔外公的一家也不能安身。因这位叔外公时任居委会主任，房子充公后，只待喜报贴在了大门上，外祖母才知道失去了这栋房子。外祖母与叔外公的恩怨，也影响着我母亲的情绪，但我母亲念念不忘堂舅在恩施时对她全家的支助，善待堂舅一家。在堂舅父、舅母病重时，每天为其注射针药，使我那些表兄弟们感激不尽。
我上学后，母亲在国棉一厂工作，接着又调到桥口帆布厂，文革前调到东方红床单厂。这期间，母亲吃尽了苦头。从汉阳晴川街到桥口帆布厂，每天来回过江后要穿过整条汉正街，还要照顾在帆布厂幼儿园的弟妹。这还不说，她被人们认为是国民党军官的太太，加上平时爱唠叨，在政治上吃了不少的苦头。修筑丹江水坝时，她被派往去挑了几个月的黄泥巴。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她忍受饥饿，尽量让孩子们能多吃一点。
文革期间，父亲被拉去戴高帽子游街、下跪，膝关节被磨得鲜血直流，母亲的心像被针剌一样地痛。当有发生武斗的迹象时，母亲便提前将我送到省工农干部学校、小姨妈居住的地方，直到“七二”以后，才让我回家。这时，汉阳的租住房已被房东赶出来了，我们只好与外祖母挤住一处。
1968年下半年，我由于盲目的冲动，不顾同学们的阻拦，在三中第一个写出要求下农村的大字报，表明上山下乡的志愿。母亲毫无办法，只好让我早于其他同学离开她的身边。但她的心却时时牵挂着我。在下乡这一点上，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兄弟姊妹，各奔自己的前程，不允许下放到一处；不允许偷偷地离开，跑回武汉；18岁后，要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不能再依赖于父母了。所以，我们兄弟姊妹4人，下放的地方分为4处。这样，更使母亲为我们操心了。接着，已60岁的父亲，被安排随汉阳区卫生局下放到宜昌县凉水井公社，那只能出产包谷的山区。这时，在武汉，只剩下孤苦伶仃的母亲，加上外祖母的去世，剩下的唯一外祖母的一间房，被居委会主任占去，我们的家又被赶到后宰门低矮的平房去了，与德大的家为邻。我与萍萍结婚时，大怀写的喜联横联中“蓬荜生辉”四字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落实政策后，父母本该享享晚年的清福。不幸地是，1980年，大弟丢下弟媳和仅1岁多的儿子离开了人世，老年丧子的痛苦落到了父母的头上。母亲为了协助弟媳将失去父爱的侄儿费了不少精力，使一个不谙世事的顽童成为了有志青年。
1996年，父亲去世，母亲在失去伴侣不到一年的时间，远在襄樊的弟弟要自创一套功法，而无原无故地患病，失去了正常的思维。在母亲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中风瘫痪在床，大弟媳为了回报母亲对侄儿的照料之恩，精心照料和呵护母亲，为母亲端屎端尿，送茶喂饭，才使得母亲有一个善终。
甲申年腊月二十七日七时二十三分，母亲永远离开了人世，与我们永别了。她离我们而去，却一点一滴地为后人想到了。儿孙们因春节都回汉了，不需要另外受车马劳累之苦；新旧两年就在一转眼间渡过了；新香年与头七一起过；母亲安葬后又不耽误儿孙们在一起共渡除夕；每做一个七都是休息日，不需要另外请假；做完七七马上就是清明节。
这就是我母亲平凡而饱经沧桑一生。她用那甘美的乳汁，将儿女抚养成人。她倾注了一生的爱，爱亲人，爱生活；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去奉献社会。
作于2006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