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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你刚到北京，初次到工厂班，带着女儿多不方便，留在忻县，我把她放姥姥家，我常去照顾，你在北京安心班。”
胡雪花知道，这话明里是关心自己，暗中又防着女儿和自己都在北京，怕把他这个当丈夫和爸爸的人忘了，小肚鸡肠，贼心眼蛮多。
胡雪花到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报到后，由于她是党员，在忻县食品公司又是党支部记，又是主任，所以只在厂工会干了两个月，便给提拔为工厂的团委记。工厂在厂区给她分了一间平房，作为宿舍。
胡雪花人长的漂亮，年轻，说话谦和，工作又认真负责，讲究工作方法，把工厂的团组织生活搞的很活跃，工作也搞的红红火火。年底，第二汽车厂的团委被北京评为先进团委。她自己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先进党员。
胡雪花春节放假时，回到忻县，吃晚饭时，便把自己在北京工厂的事告诉丈夫赵亮。赵亮好像很有兴趣地听着，待胡雪花说完后，他突然问：“你们那个厂长和记多大年纪了？”
“厂长四十来岁，记五十岁下。”胡雪花说。
“你们那厂长和记他们的老婆都长的漂亮吗？”
“我怎么知道，我又没去过厂长记家，都没见过他们爱人，不知道！”胡雪花猜测赵亮在怀疑自己，不禁生气地说。
“你到汽车厂工作都半年多了，又给提拔成团委记，你一趟没去过厂长和记的家？”赵亮撇撇嘴，表示不相信。
“没去过就是没去过，你咋那么不相信人呢，你以为我干工作和你一样，净想着一些不正经的路子。”胡雪花有些生气
刘炳坤自从见到侯三变调到炉前班后，便问过他：“不是你肝有毛病吗，地区重工业局人事处拒绝接收吗，怎么，现在通过什么关系又调来钢铁厂，到炉前班了？”
侯三变笑笑说：“事在人为，你办不成的事，未见得别人办不成，和你对调，我转氨酶高些，让区重工业局卡住，但是和别人对调，地区重工业局就没卡主。”
“走后门了，我找他们说理去！”刘炳坤忿忿地说。
“你找谁说理去呀，人家让我又到忻县县医院检查了一下身体，出的证明是我肝没问题，重工业局一看没问题，当然批了，我先对调到食品公司，才又从食品公司调到钢铁厂的。”
“那个和你对调到食品公司的人挺有路子啊？”
“当然，不光她是主任，她父亲也在咱地区是个大官！”
“呦，是谁啊，说来听听。”刘炳坤好奇心大起，不禁问道。
“这个我可不能说，对调时我答应人家，换成后不要乱说人家名字，我就不能乱说，我要言而有信。”
“呵，你还挺守信用！”刘炳坤赞道，也并未把此事放在心。
过去几日，刘炳坤王大力偶然忻县街去买熟肉，走进食品公司营业厅，刘炳坤猛然想起那日侯三变和自己说的话，不禁随口问那给自己称肉的售货员：“小师傅，问一下，你这柜台以前有个售货员怎么不见了？”
“谁啊？”那个称肉的售货员问。
“就是调去北京的那位。”
“你说她啊，她对调北京工作了，当然见不到了。”那位售货员说。
“她叫什么名字？”刘炳坤问。
“你找她什么事？”另一位年纪大的售货员走过来问。
“我该她钱还她！”刘炳坤急中生智道。
“她叫胡雪花，该她的钱还我，我碰到她丈夫替你给他。”那年纪大的女售货员说。
“她丈夫你能见到？”王大力插一句。
“他丈夫又没调回北京，经常能见到。”
“她丈夫是谁？”刘炳坤又问。
“叫赵亮，是钢铁厂的，你见她多少钱，交给我。”
“不是我欠她钱，是她欠我钱！”刘炳坤脑筋来个急转弯。
“神经病！”那年纪大的女售货员低声骂了一句，转身离开
“赵亮，问你点事？”刘炳坤截住赵亮。
“什么事？”赵亮站住。
“胡雪花是不是你爱人？”
“是啊，怎么了？”赵亮答。
“她是不是和咱们新调来的炉前工侯三变对调去的北京？”
“对啊。”赵亮坦然地答。
“你知道不知道我先前和侯三变对调过？”
“知道一点。”
“知道了，你还和他对调？”刘炳坤愤怒地说。
“我和你说，刘炳坤，你撒气找错地方了。我没和他对调，我要和他对调回了北京我还在这？我想和他对调，但是对调不成啊，他肝有毛病，咱重工业局不批呀！”赵亮一摊双手，一副无可奈何的样。
“于是你让你爱人和她对调，你爱人调回北京了。”
“那也不是我的主意，也不是我能力所能办到的，我也不太想让我爱人调到北京，你说她一个二十来岁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女人，单个在北京，我的心能放下吗？就和陈鲁平常年在北京一样，我看你也是常往北京跑，也是心放不下啊。哥们儿，现在不是埋怨的时候，是该琢磨咱哥们咋能尽快调回北京的事，不然这两地生活，日久生变，真要各走各路了。”
正在刘炳坤为调不回北京而焦急的时候，刘炳坤的父亲来了封信，说以前的一个老下级来看他，现在在北京的一个劳改农场当副场长。
两人闲聊中，刘炳坤的父亲问：“你们劳改农场能调进个人吗？”
“不太容易，因为这个劳改农场属北京劳改局管，劳改局属公检法管，但是他是劳改局的副场长，要想调进一个半个人，托托关系，问题还是不大的。”
“你看，能不能把我儿子调你们劳改农场当个警察？”
“每年我们都有几个指标，因为这劳改农场虽然属于北京市，可离市中心快一百里路了，市里的警察都不愿意到那里工作，劳改农场工作又比市里其它公安工作待遇低，常有往市里调回去的，少有市里要求调劳改农场工作的，所以要经常补招些工作人员。”
“山西的行吗？”刘炳坤的父亲把刘炳坤的情况向他诉说了一遍。
“老首长，您别着急，我想想办法把这事给你解决了，但您先问问您儿子，劳改农场离市区远，他去不去。待遇低，又危险，他干不干，如果干的话，您给我打个电话。”
刘炳坤想了想，也行，饥不择食，慌不择路，一百里，也比近千里近，虽然在劳改农场工作，总算是在北京工作，于是便回了一封信，表示同意。
等了一个月，又寄来信，让刘炳坤写一个申请表，就是申请调到劳改农场工作的请调报告，这个好写，刘炳坤和侯三变对调时写过，于是依葫芦画瓢又写了一张，夹在信中寄回，又过了一个月，又寄来几张履历表，政审表，让自己填，证明自己以前在学和厂里没有受到过任何处分，也没被公安局处理过，刘炳坤一一填写完毕，到厂里盖高原钢铁厂的公章，再用挂号信寄回。
又说：“你刚到北京，初次到工厂班，带着女儿多不方便，留在忻县，我把她放姥姥家，我常去照顾，你在北京安心班。”
胡雪花知道，这话明里是关心自己，暗中又防着女儿和自己都在北京，怕把他这个当丈夫和爸爸的人忘了，小肚鸡肠，贼心眼蛮多。
胡雪花到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报到后，由于她是党员，在忻县食品公司又是党支部记，又是主任，所以只在厂工会干了两个月，便给提拔为工厂的团委记。工厂在厂区给她分了一间平房，作为宿舍。
胡雪花人长的漂亮，年轻，说话谦和，工作又认真负责，讲究工作方法，把工厂的团组织生活搞的很活跃，工作也搞的红红火火。年底，第二汽车厂的团委被北京评为先进团委。她自己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先进党员。
胡雪花春节放假时，回到忻县，吃晚饭时，便把自己在北京工厂的事告诉丈夫赵亮。赵亮好像很有兴趣地听着，待胡雪花说完后，他突然问：“你们那个厂长和记多大年纪了？”
“厂长四十来岁，记五十岁下。”胡雪花说。
“你们那厂长和记他们的老婆都长的漂亮吗？”
“我怎么知道，我又没去过厂长记家，都没见过他们爱人，不知道！”胡雪花猜测赵亮在怀疑自己，不禁生气地说。
“你到汽车厂工作都半年多了，又给提拔成团委记，你一趟没去过厂长和记的家？”赵亮撇撇嘴，表示不相信。
“没去过就是没去过，你咋那么不相信人呢，你以为我干工作和你一样，净想着一些不正经的路子。”胡雪花有些生气
刘炳坤自从见到侯三变调到炉前班后，便问过他：“不是你肝有毛病吗，地区重工业局人事处拒绝接收吗，怎么，现在通过什么关系又调来钢铁厂，到炉前班了？”
侯三变笑笑说：“事在人为，你办不成的事，未见得别人办不成，和你对调，我转氨酶高些，让区重工业局卡住，但是和别人对调，地区重工业局就没卡主。”
“走后门了，我找他们说理去！”刘炳坤忿忿地说。
“你找谁说理去呀，人家让我又到忻县县医院检查了一下身体，出的证明是我肝没问题，重工业局一看没问题，当然批了，我先对调到食品公司，才又从食品公司调到钢铁厂的。”
“那个和你对调到食品公司的人挺有路子啊？”
“当然，不光她是主任，她父亲也在咱地区是个大官！”
“呦，是谁啊，说来听听。”刘炳坤好奇心大起，不禁问道。
“这个我可不能说，对调时我答应人家，换成后不要乱说人家名字，我就不能乱说，我要言而有信。”
“呵，你还挺守信用！”刘炳坤赞道，也并未把此事放在心。
过去几日，刘炳坤王大力偶然忻县街去买熟肉，走进食品公司营业厅，刘炳坤猛然想起那日侯三变和自己说的话，不禁随口问那给自己称肉的售货员：“小师傅，问一下，你这柜台以前有个售货员怎么不见了？”
“谁啊？”那个称肉的售货员问。
“就是调去北京的那位。”
“你说她啊，她对调北京工作了，当然见不到了。”那位售货员说。
“她叫什么名字？”刘炳坤问。
“你找她什么事？”另一位年纪大的售货员走过来问。
“我该她钱还她！”刘炳坤急中生智道。
“她叫胡雪花，该她的钱还我，我碰到她丈夫替你给他。”那年纪大的女售货员说。
“她丈夫你能见到？”王大力插一句。
“他丈夫又没调回北京，经常能见到。”
“她丈夫是谁？”刘炳坤又问。
“叫赵亮，是钢铁厂的，你见她多少钱，交给我。”
“不是我欠她钱，是她欠我钱！”刘炳坤脑筋来个急转弯。
“神经病！”那年纪大的女售货员低声骂了一句，转身离开
“赵亮，问你点事？”刘炳坤截住赵亮。
“什么事？”赵亮站住。
“胡雪花是不是你爱人？”
“是啊，怎么了？”赵亮答。
“她是不是和咱们新调来的炉前工侯三变对调去的北京？”
“对啊。”赵亮坦然地答。
“你知道不知道我先前和侯三变对调过？”
“知道一点。”
“知道了，你还和他对调？”刘炳坤愤怒地说。
“我和你说，刘炳坤，你撒气找错地方了。我没和他对调，我要和他对调回了北京我还在这？我想和他对调，但是对调不成啊，他肝有毛病，咱重工业局不批呀！”赵亮一摊双手，一副无可奈何的样。
“于是你让你爱人和她对调，你爱人调回北京了。”
“那也不是我的主意，也不是我能力所能办到的，我也不太想让我爱人调到北京，你说她一个二十来岁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女人，单个在北京，我的心能放下吗？就和陈鲁平常年在北京一样，我看你也是常往北京跑，也是心放不下啊。哥们儿，现在不是埋怨的时候，是该琢磨咱哥们咋能尽快调回北京的事，不然这两地生活，日久生变，真要各走各路了。”
正在刘炳坤为调不回北京而焦急的时候，刘炳坤的父亲来了封信，说以前的一个老下级来看他，现在在北京的一个劳改农场当副场长。
两人闲聊中，刘炳坤的父亲问：“你们劳改农场能调进个人吗？”
“不太容易，因为这个劳改农场属北京劳改局管，劳改局属公检法管，但是他是劳改局的副场长，要想调进一个半个人，托托关系，问题还是不大的。”
“你看，能不能把我儿子调你们劳改农场当个警察？”
“每年我们都有几个指标，因为这劳改农场虽然属于北京市，可离市中心快一百里路了，市里的警察都不愿意到那里工作，劳改农场工作又比市里其它公安工作待遇低，常有往市里调回去的，少有市里要求调劳改农场工作的，所以要经常补招些工作人员。”
“山西的行吗？”刘炳坤的父亲把刘炳坤的情况向他诉说了一遍。
“老首长，您别着急，我想想办法把这事给你解决了，但您先问问您儿子，劳改农场离市区远，他去不去。待遇低，又危险，他干不干，如果干的话，您给我打个电话。”
刘炳坤想了想，也行，饥不择食，慌不择路，一百里，也比近千里近，虽然在劳改农场工作，总算是在北京工作，于是便回了一封信，表示同意。
等了一个月，又寄来信，让刘炳坤写一个申请表，就是申请调到劳改农场工作的请调报告，这个好写，刘炳坤和侯三变对调时写过，于是依葫芦画瓢又写了一张，夹在信中寄回，又过了一个月，又寄来几张履历表，政审表，让自己填，证明自己以前在学和厂里没有受到过任何处分，也没被公安局处理过，刘炳坤一一填写完毕，到厂里盖高原钢铁厂的公章，再用挂号信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