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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准尉用武士刀将其斩首，他的杀人行为竟然还博得了围观日军的一阵欢呼声。佐佐木接着又杀死了4名战俘，在他之后，大批日本水兵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屠杀其余战俘。
在屠杀过程中，这些日本水兵还一边大笑和互相逗乐。由于日本水兵笨拙的动作，一些受害者被推进低洼地时还活着，他们在洼地内痛苦地呻吟，身体则在抽搐。下令进行这次屠杀的晶山广一郎后来遭到澳大利亚的指控，但他在接受审判前就死了。另外还有4名日本军官因为此次屠杀而被绞死。由于缺乏目击证人，使得盟军方面很难继续控告其余日本水兵。
据“法国老兵及战争受害者联合会”颁发的这些材料，仅在越南、老挝等地，就有包括法国、北非以及一些当地战俘在内的约4万名战俘，被日军投入许多“死亡战俘营”内。在这些战俘营中，食物极其短缺，医疗条件极差，生活环境恶劣之极，而战俘们每天干着非常沉重的体力活，许多人因此累死、病死，还有许多人被日军成批屠杀或折磨致死。到日本宣布投降时，这部分人中仅有9000多人幸存。
“法国老兵及战争受害者联合会”及法国战俘协会的统计表明，日军战俘营中的死亡率，甚至大大超过了纳粹德国的某些集中营。日军当时的暴行，完全违反了关于对待战俘的《日内瓦公约》。当记者问身边的一位敦刻尔克市民是否了解这段历史时，他表示，不少法国人都知道，在当时的印度支那地区，日军残酷对待战俘，而受害者有法国人、英国人以及许许多多其他国家的人。
“法国老兵及战争受害者联合会”敦刻尔克地区负责人伊夫·吉兰说：“在声讨纳粹德国罪行、庆祝二战欧洲解放的日子，人们不应该忘记发生在亚洲的惨痛历史，日本对战俘犯下了难以宽恕的罪行，却从来都轻描淡写。我知道它对待在中国所犯的罪行也同样如此。今年是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欧洲战场胜利以及日本投降60周年，纪念日本投降的活动将重新触动二战老兵的伤口，也会让人们对如何正确面对历史问题进行深思。”
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和新加坡大屠杀，是日军在二战期间制造的三大暴行。除巴丹死亡行军外，马尼拉惨案也常与南京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一起，被称为二战日军屠杀平民三大惨案。
1945年月，美军直逼菲律宾马尼拉城下。在美军强攻马尼拉期间，发生了日军持续一月的屠杀事件。期间，菲律宾人被日军杀害者达10万以上。有一部分是死于美日两军的交火，但大部分菲律宾人是死于日军有组织的大屠杀。美军缴获了这样一份日军命令：“杀死菲律宾人时，尽量集中在一个地方，采用节省弹药和人力的方式进行，尸体的处理很麻烦，应把尸体塞进预定烧掉或炸毁的房屋里，或扔进河里。”
最残忍、最骇人听闻的，是日军在圣保罗大学一次杀害994名菲律宾儿童。日军先在大学餐厅里摆放了一些点心，把孩子们哄骗进来。正当孩子们吃点心的时候，一个兽兵拉动了藏在灯架内的集束手榴弹，孩子们被炸得血肉横飞，没死的在奔跑中倒在了机枪的火舌下。
在沈阳中捷友谊厂内，有一幢普通的二层楼房和几间平房。这就是当年日军关押盟军战俘的奉天俘虏收容所遗址。这个鲜为人知的战俘营，也被一些学者称为“东方奥斯维辛集中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大举进攻美、英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194年，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菲律宾战场失利，大批盟军官兵被俘。当年10月6日，日军挑选数千名盟军战俘，从马尼拉用船运往朝鲜釜山，然后用火车押往中国。11月11日，第一批被押往中国的盟军战俘到达冰天雪地的奉天(沈阳)。
战俘们来到沈阳后，先是被关押在沈阳大北监狱里，不久被转到专门为他们修建的奉天俘虏收容所。奉天收容所是日军设立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心战俘营，日军还在吉林省郑家屯(今双辽市)和西安县(今辽源市)，分别设立了直接隶属于这个收容所的两个分所，主要用于关押被俘的盟军高级将领和高级文官。1945年9月日，麦克阿瑟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时，站在他身后的美军中将温赖特，就曾被关押在西安县战俘营。关押在这里的还有英军中将帕西瓦尔。
从战俘营历史照片上可以看到，四周开阔的田地中间，奉天战俘营高墙矗立，里面整齐地排着几栋房子。如今这些房子大部分已荡然无存，只有一座水塔和两栋宿舍楼还完好保存着。据笔者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在其本国及被其占领的亚洲国家共设立了六十几个战俘营。这里只是其中之一。
采访中，笔者了解到，从194年到1945年，这里曾先后关押过美、英等国家的战俘000多人，其中少将以上军衔的高级军官17名。日本战败后，这些战俘获释时，平均年龄6岁，最大的6岁，最小的只有18岁。
据统计，二战期间，盟军战俘在德国纳粹集中营的死亡率为1.%，而在这里的死亡率竟高达16%。可以说，这里是一座让人恐怖的魔窟地狱。日军置《日内瓦公约》和战争法于不顾，无视战俘们的起码尊严和人格，对战俘的精神和肉体进行肆意摧残。
在这里，战俘们不仅随时随地会受到日军的殴打，而且经常会受到各种独出心裁的惩罚。当时，日军官兵最常用的一种惩罚手段是，让受罚的战俘双腿交叉跪坐在一个木头箱子上，头上顶着一个盘子，盘子里面装满水。受罚的战俘不许弄洒一滴水，否则就要重头再来。如果日军官兵觉得不满意，还要对战俘进行痛打。
除了各种肉体的折磨，还有更可怕的“阴云”笼罩着战俘。战俘们发现，经常有一些同伴被莫名其妙地带走，而且一去不回。一批又一批的战俘失踪了，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近年来，随着一些战俘回忆录的出版和相关机密文件的公开，谜底终于解开。原来，被称作“黑太阳”的日本71部队，曾秘密地来到战俘营，以打预防针的名义，给一批战俘注射鼠疫菌。被注射的战俘轻者高烧不退，重者在痛苦中死去。71部队的人员还将战俘的尸体解剖，用于各种实验。
此外，战俘们还受到饥饿和疾病的威胁。战俘营的幸存者罗伯特·A·布朗回忆说：“当时物资极为匮乏，药品也奇缺，天气非常冷，死去的战俘很多，停尸房很快就被堆满了，后来成百具尸体被堆放到一间很大的库房里，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被埋葬。”
一位英军战俘在日记中这样写道：194年11月11日，到达奉天，一名美国人于当晚死亡；194年11月14日，很多美国人患上了痢疾；194年11月15日，生病者越来越多；151天内死亡01人
类似的日记还有很多。这些日记记录了战俘生命里最为惨痛的历史，也真实记录了日军残暴的罪行。二战结束后，被关押在这里的一些战俘自发地成立了“奉天幸存战俘联谊会”，许多人还回到沈阳故地重游。
00年9月，由10多名战俘组成的“美国奉天战俘幸存者访问团”，回到昔日被关押的地方。今年月5日，当年战俘营里最年轻的战俘罗伯特·A·布朗也重新踏上了阔别60年的沈阳。布朗是被押到沈阳的第一批盟军战俘。布朗说，很多战俘都想回来看看，但年纪不饶人。
盟军战俘们重返这个让他们饱受折磨的地方，不仅是因为忘不了在这里度过的苦难岁月，也是为了寻找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中国人。当年在战俘营编号为66号的美国战俘尼尔·加格，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回忆说，当年日军不仅不让战俘们吃饱饭，还强迫战俘做各种工作。他被日军强迫到“满洲工作机械会社”当一名钳工。和战俘们在一起干活的中国工友们，看见他们饿得发慌，经常暗地里给他们送些吃的东西。一次，在距离他干活的车床10米处工作的中国工人李立水，悄悄地从日本人运送蔬菜的马车上偷下两根黄瓜，乘日本监工不注意，扔到了尼尔的身边。对饥饿的战俘来说，这两根黄瓜就是一辈子的恩情。
1945年的春天，名美国战俘从战俘营逃跑的事件发生后，日军大为震怒。日军通过调查发现，这名战俘逃跑时所用的地图，是和战俘们一起干活的中国工人高德纯提供的。日军抓到高德纯后，对他进行了残酷折磨，并把他投入监狱。直至战俘营被解放后，高德纯才获得了自由。
重返战俘营的幸存者们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希望战俘营遗址能够被保留下来，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日军的暴行，不忘战争的灾难。据了解，今年5月上旬，战俘营旧址正式被沈阳市文物部门列入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战虽然过去了数十年，但历史仍在继续，尤其是面对日本国内对二战历史故意歪曲，甚至美化的部分日本人来说，更让人们感到痛心，更让人感到担心。我们决不能让这一罪恶重演。
中国自古有句名言，叫做“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若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定会报！”就在日军残酷地违背人道，残害人民的时候，上帝的报应终于到来了。在太平洋战场，日军开始走下坡路。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未完待续）
日军准尉用武士刀将其斩首，他的杀人行为竟然还博得了围观日军的一阵欢呼声。佐佐木接着又杀死了4名战俘，在他之后，大批日本水兵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屠杀其余战俘。
在屠杀过程中，这些日本水兵还一边大笑和互相逗乐。由于日本水兵笨拙的动作，一些受害者被推进低洼地时还活着，他们在洼地内痛苦地呻吟，身体则在抽搐。下令进行这次屠杀的晶山广一郎后来遭到澳大利亚的指控，但他在接受审判前就死了。另外还有4名日本军官因为此次屠杀而被绞死。由于缺乏目击证人，使得盟军方面很难继续控告其余日本水兵。
据“法国老兵及战争受害者联合会”颁发的这些材料，仅在越南、老挝等地，就有包括法国、北非以及一些当地战俘在内的约4万名战俘，被日军投入许多“死亡战俘营”内。在这些战俘营中，食物极其短缺，医疗条件极差，生活环境恶劣之极，而战俘们每天干着非常沉重的体力活，许多人因此累死、病死，还有许多人被日军成批屠杀或折磨致死。到日本宣布投降时，这部分人中仅有9000多人幸存。
“法国老兵及战争受害者联合会”及法国战俘协会的统计表明，日军战俘营中的死亡率，甚至大大超过了纳粹德国的某些集中营。日军当时的暴行，完全违反了关于对待战俘的《日内瓦公约》。当记者问身边的一位敦刻尔克市民是否了解这段历史时，他表示，不少法国人都知道，在当时的印度支那地区，日军残酷对待战俘，而受害者有法国人、英国人以及许许多多其他国家的人。
“法国老兵及战争受害者联合会”敦刻尔克地区负责人伊夫·吉兰说：“在声讨纳粹德国罪行、庆祝二战欧洲解放的日子，人们不应该忘记发生在亚洲的惨痛历史，日本对战俘犯下了难以宽恕的罪行，却从来都轻描淡写。我知道它对待在中国所犯的罪行也同样如此。今年是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欧洲战场胜利以及日本投降60周年，纪念日本投降的活动将重新触动二战老兵的伤口，也会让人们对如何正确面对历史问题进行深思。”
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和新加坡大屠杀，是日军在二战期间制造的三大暴行。除巴丹死亡行军外，马尼拉惨案也常与南京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一起，被称为二战日军屠杀平民三大惨案。
1945年月，美军直逼菲律宾马尼拉城下。在美军强攻马尼拉期间，发生了日军持续一月的屠杀事件。期间，菲律宾人被日军杀害者达10万以上。有一部分是死于美日两军的交火，但大部分菲律宾人是死于日军有组织的大屠杀。美军缴获了这样一份日军命令：“杀死菲律宾人时，尽量集中在一个地方，采用节省弹药和人力的方式进行，尸体的处理很麻烦，应把尸体塞进预定烧掉或炸毁的房屋里，或扔进河里。”
最残忍、最骇人听闻的，是日军在圣保罗大学一次杀害994名菲律宾儿童。日军先在大学餐厅里摆放了一些点心，把孩子们哄骗进来。正当孩子们吃点心的时候，一个兽兵拉动了藏在灯架内的集束手榴弹，孩子们被炸得血肉横飞，没死的在奔跑中倒在了机枪的火舌下。
在沈阳中捷友谊厂内，有一幢普通的二层楼房和几间平房。这就是当年日军关押盟军战俘的奉天俘虏收容所遗址。这个鲜为人知的战俘营，也被一些学者称为“东方奥斯维辛集中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大举进攻美、英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194年，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菲律宾战场失利，大批盟军官兵被俘。当年10月6日，日军挑选数千名盟军战俘，从马尼拉用船运往朝鲜釜山，然后用火车押往中国。11月11日，第一批被押往中国的盟军战俘到达冰天雪地的奉天(沈阳)。
战俘们来到沈阳后，先是被关押在沈阳大北监狱里，不久被转到专门为他们修建的奉天俘虏收容所。奉天收容所是日军设立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心战俘营，日军还在吉林省郑家屯(今双辽市)和西安县(今辽源市)，分别设立了直接隶属于这个收容所的两个分所，主要用于关押被俘的盟军高级将领和高级文官。1945年9月日，麦克阿瑟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时，站在他身后的美军中将温赖特，就曾被关押在西安县战俘营。关押在这里的还有英军中将帕西瓦尔。
从战俘营历史照片上可以看到，四周开阔的田地中间，奉天战俘营高墙矗立，里面整齐地排着几栋房子。如今这些房子大部分已荡然无存，只有一座水塔和两栋宿舍楼还完好保存着。据笔者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在其本国及被其占领的亚洲国家共设立了六十几个战俘营。这里只是其中之一。
采访中，笔者了解到，从194年到1945年，这里曾先后关押过美、英等国家的战俘000多人，其中少将以上军衔的高级军官17名。日本战败后，这些战俘获释时，平均年龄6岁，最大的6岁，最小的只有18岁。
据统计，二战期间，盟军战俘在德国纳粹集中营的死亡率为1.%，而在这里的死亡率竟高达16%。可以说，这里是一座让人恐怖的魔窟地狱。日军置《日内瓦公约》和战争法于不顾，无视战俘们的起码尊严和人格，对战俘的精神和肉体进行肆意摧残。
在这里，战俘们不仅随时随地会受到日军的殴打，而且经常会受到各种独出心裁的惩罚。当时，日军官兵最常用的一种惩罚手段是，让受罚的战俘双腿交叉跪坐在一个木头箱子上，头上顶着一个盘子，盘子里面装满水。受罚的战俘不许弄洒一滴水，否则就要重头再来。如果日军官兵觉得不满意，还要对战俘进行痛打。
除了各种肉体的折磨，还有更可怕的“阴云”笼罩着战俘。战俘们发现，经常有一些同伴被莫名其妙地带走，而且一去不回。一批又一批的战俘失踪了，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近年来，随着一些战俘回忆录的出版和相关机密文件的公开，谜底终于解开。原来，被称作“黑太阳”的日本71部队，曾秘密地来到战俘营，以打预防针的名义，给一批战俘注射鼠疫菌。被注射的战俘轻者高烧不退，重者在痛苦中死去。71部队的人员还将战俘的尸体解剖，用于各种实验。
此外，战俘们还受到饥饿和疾病的威胁。战俘营的幸存者罗伯特·A·布朗回忆说：“当时物资极为匮乏，药品也奇缺，天气非常冷，死去的战俘很多，停尸房很快就被堆满了，后来成百具尸体被堆放到一间很大的库房里，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被埋葬。”
一位英军战俘在日记中这样写道：194年11月11日，到达奉天，一名美国人于当晚死亡；194年11月14日，很多美国人患上了痢疾；194年11月15日，生病者越来越多；151天内死亡01人
类似的日记还有很多。这些日记记录了战俘生命里最为惨痛的历史，也真实记录了日军残暴的罪行。二战结束后，被关押在这里的一些战俘自发地成立了“奉天幸存战俘联谊会”，许多人还回到沈阳故地重游。
00年9月，由10多名战俘组成的“美国奉天战俘幸存者访问团”，回到昔日被关押的地方。今年月5日，当年战俘营里最年轻的战俘罗伯特·A·布朗也重新踏上了阔别60年的沈阳。布朗是被押到沈阳的第一批盟军战俘。布朗说，很多战俘都想回来看看，但年纪不饶人。
盟军战俘们重返这个让他们饱受折磨的地方，不仅是因为忘不了在这里度过的苦难岁月，也是为了寻找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中国人。当年在战俘营编号为66号的美国战俘尼尔·加格，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回忆说，当年日军不仅不让战俘们吃饱饭，还强迫战俘做各种工作。他被日军强迫到“满洲工作机械会社”当一名钳工。和战俘们在一起干活的中国工友们，看见他们饿得发慌，经常暗地里给他们送些吃的东西。一次，在距离他干活的车床10米处工作的中国工人李立水，悄悄地从日本人运送蔬菜的马车上偷下两根黄瓜，乘日本监工不注意，扔到了尼尔的身边。对饥饿的战俘来说，这两根黄瓜就是一辈子的恩情。
1945年的春天，名美国战俘从战俘营逃跑的事件发生后，日军大为震怒。日军通过调查发现，这名战俘逃跑时所用的地图，是和战俘们一起干活的中国工人高德纯提供的。日军抓到高德纯后，对他进行了残酷折磨，并把他投入监狱。直至战俘营被解放后，高德纯才获得了自由。
重返战俘营的幸存者们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希望战俘营遗址能够被保留下来，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日军的暴行，不忘战争的灾难。据了解，今年5月上旬，战俘营旧址正式被沈阳市文物部门列入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战虽然过去了数十年，但历史仍在继续，尤其是面对日本国内对二战历史故意歪曲，甚至美化的部分日本人来说，更让人们感到痛心，更让人感到担心。我们决不能让这一罪恶重演。
中国自古有句名言，叫做“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若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定会报！”就在日军残酷地违背人道，残害人民的时候，上帝的报应终于到来了。在太平洋战场，日军开始走下坡路。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