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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尉府非但掌京畿治安，更曾下辖囤驻长安城的北军，中尉即为京畿卫戍长官，因近年来朝廷数度对禁军进行改制，北军先更为城卫军，再更为京卫，不再受中尉府辖制，改由新设的京尉统御。
如此，中尉府的职守就仅余维持京畿治安，却非限于帝都长安，周边郡县的都尉和县尉也都直属中尉府管辖，故中尉的职权仍是很重的。
张汤昔年接替郅都出任中尉，至今已足足十七年。
十七年，人生能有多少个十七年？
汉承秦制，采二十等军功爵制，高爵可荫妻蔽子，世代承袭，故世家权贵历来重视爵位更胜官职。
汉廷政治风气又较为开明，君臣间颇有先秦那等“合则来，不合则去”的感觉。
皇帝若是太过刚愎自用，不纳大臣苦谏良言，有“气节”的大臣索性就辞官归家，反正有爵位在身，家中有屋又有田，饿不死的；皇帝对待大臣的态度亦如此，若实在是治政理念差异太大，不是让大臣闭门反省，就是直接贬谪甚或罢官。
虽是如此，但汉廷的政局却不会出现甚么混乱，主要是归功于较为严密和完善的官僚体制。
大臣不完全等同官吏，朝堂上的公卿约莫类似后世的特任政务官，各府署属官乃至各地官府的官吏等通过层层评鉴和拔擢的事务官，才是大汉文官体制的真正基石。
正因如此特殊的政体，使得大汉公卿更迭速度颇快，汉初数朝短短七十余年，历任三公九卿高达百余位，在任超过十年的，用手指都能数得过来，更遑论位秩稍低的诸多列卿了。
中尉位列诸卿，且位高权重，张汤能稳坐此位十七载，非但是因得蒙天家信重，更是他确实做得极为出色。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后世史书以此来赞颂贞观盛唐时，大唐百姓品德高尚，社会风气良好，现下的大汉百姓或许尚达不到此等传说中的思想境界，然中尉张汤却是凭借着严刑峻法，使得京畿治安愈发良好，百姓愈发良善。
律法是道德的最低标准，张汤无非是将这道标准稍稍拔高了些，倒也算不得真正的执法残暴，毕竟是在天子脚下，还有御史府在后头时刻盯着，不时上奏纠举其执法过苛，故张汤也仅止在律法容许的范围内，对犯人从重量刑罢了。
譬如窃盗者可依犯行轻重而量刑，多处鞭笞之刑，数鞭还是数十鞭，就看断罪官员的心证权衡，较为尽责官员甚至会考量犯因和犯意，假设是个孝子想给自家食不果腹的爹娘偷些吃食，那量刑无疑会轻不少。
嗯……华夏自古是人治更胜法治的，说不上是好是坏，若真要做到“法不容情”，不去考量“其情可悯”，虽显得更为公正公平，但也未必是最好的执法方式。
后世欧美法系中，特意纳入陪审团制度，不也是要保有人性和法律间的平衡么？
实话实说，在大汉群臣中，张汤或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执法严明，便连其前任郅都在这点上都比不得他，他鲜少不考虑旁的因素，犯罪就是犯罪，该判刑就绝不轻纵。
大汉军律严苛，然民律较为宽松，尤是汉文帝数度着廷尉府减轻刑律，废除大多数残酷的肉刑，因着上行下效，汉官们在断罪时也会较为“手软”。
在此等治政风气下，张汤的执法方式自然更显出“严刑峻法”的酷吏作风，要说他真是残酷暴虐，那未免也太过了。
至少皇帝刘彻是不这么认为的，昔年尚是在位的太上皇刘启亦不觉张汤有甚么错处，若非有张汤坐镇中尉府，权贵云集的长安可没现今这般安宁，一众高爵勋贵和纨绔世家子也没现今这般老实。
闻得张汤将要迁任玄菟太守，正朔大朝后便会外放离京，长安城的王侯权贵们纷纷弹冠相庆，恨不能大摆筵席为张汤早日送行，跟送瘟神也差不多。
皇帝刘彻得了暗卫呈报，觉着这群家伙真是不安分，如此得意忘形着实让他不爽，难不成没了张汤，长安城又要被搅得乌烟瘴气？
离着年节尚有数日，皇帝陛下颁布诏令，着胶东王刘寄除细柳校尉，升任长安中尉，广川王刘越亦卸去细柳骑营监军之职，升任黄埔军学的军学祭酒。
此诏颁下，群臣皆为之哗然。
黄埔军学专为汉军培养将官而创立，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然彻底融入建军体系中，非但是军武世家的适龄子弟会入学就读，便连出身寒门庶户的军中将官也会逐年逐批的轮调进修，唯有在黄埔军学内获得较好的评鉴，日后的晋升之路方会更为通达。
且不提将官们在黄埔军学会习得符合汉军现下发展需求的兵法韬略，单说从中获取的人脉，就是必不可少的。
现今在汉军的精锐行伍中，大多将官皆曾入黄埔军学就学或进修，同窗加袍泽的情谊，彼此间无疑具备更高的信赖感和凝聚力，将帅也更放心将重要的战术执行交给系出同源的麾下将领，好歹没有沟通障碍不是？
随着高爆炸药，加农炮和掌心雷等新式军械出现，加之汉军的战略思维已从本土防御转化为境外远征，整个汉军的作战体系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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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尉府非但掌京畿治安，更曾下辖囤驻长安城的北军，中尉即为京畿卫戍长官，因近年来朝廷数度对禁军进行改制，北军先更为城卫军，再更为京卫，不再受中尉府辖制，改由新设的京尉统御。
如此，中尉府的职守就仅余维持京畿治安，却非限于帝都长安，周边郡县的都尉和县尉也都直属中尉府管辖，故中尉的职权仍是很重的。
张汤昔年接替郅都出任中尉，至今已足足十七年。
十七年，人生能有多少个十七年？
汉承秦制，采二十等军功爵制，高爵可荫妻蔽子，世代承袭，故世家权贵历来重视爵位更胜官职。
汉廷政治风气又较为开明，君臣间颇有先秦那等“合则来，不合则去”的感觉。
皇帝若是太过刚愎自用，不纳大臣苦谏良言，有“气节”的大臣索性就辞官归家，反正有爵位在身，家中有屋又有田，饿不死的；皇帝对待大臣的态度亦如此，若实在是治政理念差异太大，不是让大臣闭门反省，就是直接贬谪甚或罢官。
虽是如此，但汉廷的政局却不会出现甚么混乱，主要是归功于较为严密和完善的官僚体制。
大臣不完全等同官吏，朝堂上的公卿约莫类似后世的特任政务官，各府署属官乃至各地官府的官吏等通过层层评鉴和拔擢的事务官，才是大汉文官体制的真正基石。
正因如此特殊的政体，使得大汉公卿更迭速度颇快，汉初数朝短短七十余年，历任三公九卿高达百余位，在任超过十年的，用手指都能数得过来，更遑论位秩稍低的诸多列卿了。
中尉位列诸卿，且位高权重，张汤能稳坐此位十七载，非但是因得蒙天家信重，更是他确实做得极为出色。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后世史书以此来赞颂贞观盛唐时，大唐百姓品德高尚，社会风气良好，现下的大汉百姓或许尚达不到此等传说中的思想境界，然中尉张汤却是凭借着严刑峻法，使得京畿治安愈发良好，百姓愈发良善。
律法是道德的最低标准，张汤无非是将这道标准稍稍拔高了些，倒也算不得真正的执法残暴，毕竟是在天子脚下，还有御史府在后头时刻盯着，不时上奏纠举其执法过苛，故张汤也仅止在律法容许的范围内，对犯人从重量刑罢了。
譬如窃盗者可依犯行轻重而量刑，多处鞭笞之刑，数鞭还是数十鞭，就看断罪官员的心证权衡，较为尽责官员甚至会考量犯因和犯意，假设是个孝子想给自家食不果腹的爹娘偷些吃食，那量刑无疑会轻不少。
嗯……华夏自古是人治更胜法治的，说不上是好是坏，若真要做到“法不容情”，不去考量“其情可悯”，虽显得更为公正公平，但也未必是最好的执法方式。
后世欧美法系中，特意纳入陪审团制度，不也是要保有人性和法律间的平衡么？
实话实说，在大汉群臣中，张汤或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执法严明，便连其前任郅都在这点上都比不得他，他鲜少不考虑旁的因素，犯罪就是犯罪，该判刑就绝不轻纵。
大汉军律严苛，然民律较为宽松，尤是汉文帝数度着廷尉府减轻刑律，废除大多数残酷的肉刑，因着上行下效，汉官们在断罪时也会较为“手软”。
在此等治政风气下，张汤的执法方式自然更显出“严刑峻法”的酷吏作风，要说他真是残酷暴虐，那未免也太过了。
至少皇帝刘彻是不这么认为的，昔年尚是在位的太上皇刘启亦不觉张汤有甚么错处，若非有张汤坐镇中尉府，权贵云集的长安可没现今这般安宁，一众高爵勋贵和纨绔世家子也没现今这般老实。
闻得张汤将要迁任玄菟太守，正朔大朝后便会外放离京，长安城的王侯权贵们纷纷弹冠相庆，恨不能大摆筵席为张汤早日送行，跟送瘟神也差不多。
皇帝刘彻得了暗卫呈报，觉着这群家伙真是不安分，如此得意忘形着实让他不爽，难不成没了张汤，长安城又要被搅得乌烟瘴气？
离着年节尚有数日，皇帝陛下颁布诏令，着胶东王刘寄除细柳校尉，升任长安中尉，广川王刘越亦卸去细柳骑营监军之职，升任黄埔军学的军学祭酒。
此诏颁下，群臣皆为之哗然。
黄埔军学专为汉军培养将官而创立，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然彻底融入建军体系中，非但是军武世家的适龄子弟会入学就读，便连出身寒门庶户的军中将官也会逐年逐批的轮调进修，唯有在黄埔军学内获得较好的评鉴，日后的晋升之路方会更为通达。
且不提将官们在黄埔军学会习得符合汉军现下发展需求的兵法韬略，单说从中获取的人脉，就是必不可少的。
现今在汉军的精锐行伍中，大多将官皆曾入黄埔军学就学或进修，同窗加袍泽的情谊，彼此间无疑具备更高的信赖感和凝聚力，将帅也更放心将重要的战术执行交给系出同源的麾下将领，好歹没有沟通障碍不是？
随着高爆炸药，加农炮和掌心雷等新式军械出现，加之汉军的战略思维已从本土防御转化为境外远征，整个汉军的作战体系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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