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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疑？”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采访中有与对方讨论的心态，因为我渐渐知道，有时偏见的造成是利益和庇护，也有无知和蒙昧。媒体重要的是呈现出判断事物应有的思维方法，而不是让一个人成为公敌。
但不管怎么问，覃局长的回答仍然是：“当然要科学，但我认为不容置疑。”
“不容置疑”这个词，他重复了三遍。
我想了想，换了一个问法：“那您的依据是什么？”
他说：“拍这个照片之前，专家组作过报告，说我们这儿是有华南虎的，所以总有人会拍到，不是周正龙就是李正龙、王正龙。”
二〇〇七年七月六日，陕西省林业厅曾组织专家对二〇〇六年牵头实施的《陕西华南虎调查报告》进行评审，专家们认定镇坪县仍有华南虎生存，只需要影像资料为证，就能申报建立华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好吧，那就采访专家组。
专家组的王廷正组长在西安，他七十多岁了，高校教授，说当时论证会就在西安召开，专家没有去镇坪当地调查，鉴定的依据是省华南虎调查队提供的疑似华南虎的脚印、虎爪印，以及当地群众的反映。寻找这些脚印和虎爪印时有三位群众作出了突出贡献，三人中有周正龙。他被通报表彰，奖了一千元，采访中他说过：“县领导来过我家，鼓励我如果将来能拍到华南虎照片，可以奖励我一百万。”
镇坪县领导曾经拿这些脚印找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谢焱教授做过鉴定，我们电话采访谢教授，她说当时已经明确告知对方，都是一些灵长类、熊类的脚印：“我们在东北地区有很多经验，能够非常明确地判断，那个确实不是老虎脚印，老虎的脚印基本上是一个圆形的。”
王组长坚持这是老虎的脚印。
我在网上查询过他的学术背景，他专业研究啮齿类动物，搜索引擎查找他所发表的论文，主要有《豫西黄土高原农作区鼠类群落动态》、《棕色田鼠种群年龄的研究》，我问：“您有没有发表过关于华南虎的论文？”
“我没写这个。”
“您有没有在华南虎的基地作过专项研究？”
“没有。”
“就是说您是在没有研究过华南虎，也没有实地考察的情况下，作出这个地方有华南虎的判断的？”
“只能是，根据我搞动物分类学，这个角度上我认为它应该是华南虎。”
我们还查询了其他几位参与论证会专家的专业背景，发现都没有大型兽类的研究方向。
“您是研究田鼠的，刘教授主要是研究金丝猴的，还有一位许教授主要是研究鱼的？”
“对。”
“听上去这些跟华南虎差距都挺大的。”
“人家要开鉴定会了，省上没有研究这个的，他只能是找动物学工作者。”
我问：“假如是一个关于田鼠的鉴定，可是由研究华南虎的专家来做，您觉得合适吗？”
老人家想了一会儿，说：“好像也不太合适。”
老郝在边上听完整个采访后，晚上跟我说：“你走得很远。”
“什么意思？”
“总是我们觉得可以了，你还要往里走，而且走得很远。”
“你觉得我尖刻？”
“倒不是。”
“那是什么……狠？”
“哎对。”
我明白她的意思，老教授满头白发，在他家里采访时，给我们每人倒杯水，待人接物的柔和像我们自己家里的长辈。采访时，他神色里的迷茫或者难堪，让看的人心里手下都会软一下，想“那个问题还是别问了吧”，但我还是问下去了。
我问老郝：“那你觉得我对他这个人有恶意么？”
“那倒没有。”
“哎，说真的，”我从床上爬起来正色问她，“我对人刻薄么？”
她“哼”一声：“对女的还行。”
“也不一定，我是个正直的人，你但凡有点错儿，我都左思右想，鼓足勇气跪谏。”
“滚。”
我又想了一会儿，对她说：“我没想太好，但我感觉记者应该是对事苛刻，对人宽容，你说呢？”
她又“哼”了一声，算作赞同。
省林业厅发布照片后，已向国家林业局申报镇坪华南虎保护区，我们去的时候，县城里已经挂上“野生华南虎保护区办公室”的牌子。我们电话采访了林业厅负责人孙厅长。
“您觉得这个鉴定有公信力吗？”我问。
“比如说王廷正教授，他是我的老师，他搞了一辈子兽类，华南虎能不是兽类吗？”
我张嘴想问，没插进去。
他继续说：“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他们了解陕西的山水。”
“他们也许熟悉陕西的山水，可是他们不熟悉华南虎啊。他们怎么做这个鉴定呢？”
他反问我：“那你认为我应该相信谁呢？”
“在苏州跟福建都有华南虎的繁殖基地，有很多人熟悉虎的习性。中科院也有十几位研究大型猫科动物的专家，他们可能权威一些，你们有没有想过邀请他们？”
“我认为陕西的专家可以代表陕西的水平。”他说完把电话挂了。
第二天，接到通知，华南虎事件不要再炒作。我打了个电话给梁主任：“我认为我们不是在炒作，是想认识清楚问题。”
梁主任沉吟一下，说你等等。
他打电话给主管的部门：“‘新闻调查’有它一贯求实、负责的标准，让她试一试吧。”又回电话对我说：“你们写个文案。”
晚上我想这文案怎么写，这期节目出发前，有人说：“这样的题材太小了，一张照片的事儿，不值得用四十五分钟的‘新闻调查’去做。”这话让我想起胡适。他本是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学者，却花了大量时间去考证《红楼梦》、《水浒传》这种通俗小说。舆论责备他不务正业，他后来解释：“我是要借这种人人知道的小说材料提倡一种方法……什么东西，都要拿证据来，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种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条主义、盲目主义，可以不受人欺骗，不受人牵着鼻子走。”
我原来觉得这句话并不高妙。
这次调查，才理解他为什么说“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
我写了一个文案给梁主任，开头说：“照片的真假之争，不仅事关技术，更是对事件各方科学精神的检验。”
他看完说：“可以，蛮好。”
我头一回恨不得拥抱领导。
吴县长是最后一天才接受采访的。
他之前不答应，那天忽然接受了，情绪很好：“小柴你应该看看昨天某某电视台采访我，向他们学习一下，做得很好。”
下属们在饭桌上站一圆圈，共同向县长敬酒：“昨天节目里您说得真好。”
吃完饭，在镜头对面含笑坐下后，他把昨天节目里的话又说了一遍：“最终这个照片的真伪需要国家权威部门进行鉴定，但是作为我们，我们肯定是确信无疑，镇坪发现了野生华南虎，不仅仅是镇坪的荣耀，同时也是中国的荣耀。”
我问：“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所说的，盛世出国虎，虎啸振国威。”这句话他在昨天节目里也说过，带着得意之色，又说一遍。
“您不觉得……”
他还没说完：“因为华南虎是中国虎，是国虎。”
我问：“您不觉得它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他眨了下眼睛，说：“当然它首先肯定是科学的问题。”
我问：“那您不觉得现在外界对于周正龙照片的真伪，包括镇坪是否存在华南虎这样的结论都存在争议和质疑的情况下，首先应该弄明白真相问题，然后再去寻找它的意义吗？”
这个问题，其实也问向我自己。
我二十出头做新闻评论节目“时空连线”，时任新闻中心主任的孙玉胜审我的片子，说“你应该去现场做记者”，又说“现在不是评论的时期，是报道的时期”，意思是没有夯实的报道为基础，评论只是沙中筑塔。
做新闻调查后，遇到热点事件时，我常与同事讨论，“我们的落点在哪里？能有新意么？价值观能高于别人么？”但慢慢觉得，你有一千个漂亮的第二落点，有一个问题还是绕不过去：“真，还是假？”美国的新闻人克朗凯特在世时，他的老板希望他在晚间新闻的最后五分钟加上评论，他拒绝了：“我做的不是社论，我做的是头版，最重要的是为电视观众提供真实客观的报道。”他的同事抱怨他过于谨小慎微了，但他说：“如果我一会儿想不带偏见地报道，一会再就同一题目发表一篇鲜明的社论，观众会把整个广播业看作持偏见的行业。”他每天节目的结尾语都是“事实就是如此”，这也是他去世前最后一篇博客的名字。
对虎照的调查中，几乎每个人物的采访，我都用了三个小时以上，交叉询问时间、地点、人物、证据、相机、速度、距离……知道节目中用不了这么多，有些东西也不便放在片子里。但疑问一旦开始，逻辑自会把你推向应往之地。采访时局长脸露难色说：“要不我们不愿意接受你采访呢，你问得太细。”可是，真相往往就在于毫末之间，把一杯水从桌上端到嘴边并不吃力，把它准确地移动一毫米却要花更长时间和更多气力，精确是一件笨重的事。
胡适说过做事情要“聪明人下笨功夫”，我原以为下笨功夫是一种精神，但体会了才知，笨功夫是一种方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
我担心过观众对技术性的东西会感到厌倦，但是后来我发现，人们从不厌倦于了解知识——只要这些知识是指向他们心中悬而未决的巨大疑问。现在出发前，我只敢问：“我们能拿到的事实是什么？这个事实经过验证吗？从这个事实里我能归纳出什么？有没有跟这个归纳相反的证据？他们能不能被足够呈现？”
回到北京，老郝编节目，修改了十几次。一个月过去了，天已经冷了，暖气还没来，我俩半夜里穿着棉袄戴着帽子坐在电脑边上，一来一回传稿子。
这么长时间播不了，通常编导就算了，把带子贴上橙色标签，封存在柜子里，去做下一个节目，养活自己。老郝没放弃，在看上去没指望的困境里熬着，一级一级去找领导审片。有天夜里，她在MSN上敲了一行字：“柴静，我觉得我要出问题了。”
我吓一跳。
她说在不断地哭，一边写一边哭：“不是痛苦，就是控制不了。”
她之前那么多节目没播出，我没见她叫过苦，也没见她软弱过，这次这种情绪有点像崩溃的前兆，我也没什么可安慰她的，只能跟她继续讨论，一遍遍修改，不断地改下去。
事情有一阵子像是停下来了，像是要被人忘记了，过去了。老郝继续去联系摄影家协会，联系发现年画的人，联系全国人大，联系律师协会……年底节目最终能够播的时候，我们采访了郝劲松，他对周正龙提起诉讼。
我问他：“你是以公益诉讼知名，这次为什么要介入虎照事件？”
郝劲松说：“我觉得这次仍然涉及公众的利益。”
“指什么？”
“现在华南虎事件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照片的真假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诚信、社会道德底线的问题，我们说一个不关注真相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不追求真相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堕落的社会。”
“为什么我们一定需要一个真相呢？”
“真相是一个民族发展最基础的东西，即便将来你查到有华南虎，这个照片真假你仍然不能绕过，因为这是民意的要求。”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八日节目播时，新闻时效已经过去了。但播出的反应之强烈，让我觉得，人们不会忘记没有答案的事情。在真相面前，这世界上不存在特殊的国民性，人性本身想要了解万事原由。
二〇〇八年二月四日，陕西省林业厅发出《向社会公众的致歉信》：“在缺乏实体证据的情况下，就草率发布发现华南虎的重大信息，反映出我厅存在着工作作风漂浮、工作纪律涣散等问题。”之后周正龙被警方证实是用老虎年画拍摄假虎照，用木质虎爪模具在雪地捺印假虎爪印，十一月十七日因诈骗和私藏枪支弹药罪，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半，缓期执行。本案涉及的十三名政府工作人员受到处分。但原林业厅副厅长朱巨龙与新闻发言人关克仍然坚持虎照为真。
国家林业局在镇坪做了两年的野外调查后，于二〇一〇年四月发布结论：调查期间调查区没有华南虎生存，该地自然环境不能满足华南虎最小种群单元长期生存。
一只野生老虎的生存至少需要七十平方公里的森林和丰富的偶蹄类动物。一九五八年镇坪大量山林被砍伐用于炼钢，羚羊和林麝被有枪的民兵“差不多打完了”。一九五九年，华南虎被宣布为害兽，号召捕猎。七十年代全国打虎能手在京召开狩猎会议。一九七七年，中国政府宣布保护华南虎，但九十年代开始，偷猎者以虎皮、虎骨牟利。二十一世纪开始，人类再也没有发现野生华南虎出没。
二〇一二年四月，周正龙出狱，对媒体说，要用余生上山寻虎。
二〇〇八年五月，北川杨柳坪村。我们送文超的牛奶，他倒在矿泉水盖里，用手指蘸着喂这只小猫。它细弱得连路都很难走，村里人都说它活不了，孩子说他也这么想，但他想养活它，“它也是一条命”。（图片来自视频截图）
置疑？”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采访中有与对方讨论的心态，因为我渐渐知道，有时偏见的造成是利益和庇护，也有无知和蒙昧。媒体重要的是呈现出判断事物应有的思维方法，而不是让一个人成为公敌。
但不管怎么问，覃局长的回答仍然是：“当然要科学，但我认为不容置疑。”
“不容置疑”这个词，他重复了三遍。
我想了想，换了一个问法：“那您的依据是什么？”
他说：“拍这个照片之前，专家组作过报告，说我们这儿是有华南虎的，所以总有人会拍到，不是周正龙就是李正龙、王正龙。”
二〇〇七年七月六日，陕西省林业厅曾组织专家对二〇〇六年牵头实施的《陕西华南虎调查报告》进行评审，专家们认定镇坪县仍有华南虎生存，只需要影像资料为证，就能申报建立华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好吧，那就采访专家组。
专家组的王廷正组长在西安，他七十多岁了，高校教授，说当时论证会就在西安召开，专家没有去镇坪当地调查，鉴定的依据是省华南虎调查队提供的疑似华南虎的脚印、虎爪印，以及当地群众的反映。寻找这些脚印和虎爪印时有三位群众作出了突出贡献，三人中有周正龙。他被通报表彰，奖了一千元，采访中他说过：“县领导来过我家，鼓励我如果将来能拍到华南虎照片，可以奖励我一百万。”
镇坪县领导曾经拿这些脚印找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谢焱教授做过鉴定，我们电话采访谢教授，她说当时已经明确告知对方，都是一些灵长类、熊类的脚印：“我们在东北地区有很多经验，能够非常明确地判断，那个确实不是老虎脚印，老虎的脚印基本上是一个圆形的。”
王组长坚持这是老虎的脚印。
我在网上查询过他的学术背景，他专业研究啮齿类动物，搜索引擎查找他所发表的论文，主要有《豫西黄土高原农作区鼠类群落动态》、《棕色田鼠种群年龄的研究》，我问：“您有没有发表过关于华南虎的论文？”
“我没写这个。”
“您有没有在华南虎的基地作过专项研究？”
“没有。”
“就是说您是在没有研究过华南虎，也没有实地考察的情况下，作出这个地方有华南虎的判断的？”
“只能是，根据我搞动物分类学，这个角度上我认为它应该是华南虎。”
我们还查询了其他几位参与论证会专家的专业背景，发现都没有大型兽类的研究方向。
“您是研究田鼠的，刘教授主要是研究金丝猴的，还有一位许教授主要是研究鱼的？”
“对。”
“听上去这些跟华南虎差距都挺大的。”
“人家要开鉴定会了，省上没有研究这个的，他只能是找动物学工作者。”
我问：“假如是一个关于田鼠的鉴定，可是由研究华南虎的专家来做，您觉得合适吗？”
老人家想了一会儿，说：“好像也不太合适。”
老郝在边上听完整个采访后，晚上跟我说：“你走得很远。”
“什么意思？”
“总是我们觉得可以了，你还要往里走，而且走得很远。”
“你觉得我尖刻？”
“倒不是。”
“那是什么……狠？”
“哎对。”
我明白她的意思，老教授满头白发，在他家里采访时，给我们每人倒杯水，待人接物的柔和像我们自己家里的长辈。采访时，他神色里的迷茫或者难堪，让看的人心里手下都会软一下，想“那个问题还是别问了吧”，但我还是问下去了。
我问老郝：“那你觉得我对他这个人有恶意么？”
“那倒没有。”
“哎，说真的，”我从床上爬起来正色问她，“我对人刻薄么？”
她“哼”一声：“对女的还行。”
“也不一定，我是个正直的人，你但凡有点错儿，我都左思右想，鼓足勇气跪谏。”
“滚。”
我又想了一会儿，对她说：“我没想太好，但我感觉记者应该是对事苛刻，对人宽容，你说呢？”
她又“哼”了一声，算作赞同。
省林业厅发布照片后，已向国家林业局申报镇坪华南虎保护区，我们去的时候，县城里已经挂上“野生华南虎保护区办公室”的牌子。我们电话采访了林业厅负责人孙厅长。
“您觉得这个鉴定有公信力吗？”我问。
“比如说王廷正教授，他是我的老师，他搞了一辈子兽类，华南虎能不是兽类吗？”
我张嘴想问，没插进去。
他继续说：“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他们了解陕西的山水。”
“他们也许熟悉陕西的山水，可是他们不熟悉华南虎啊。他们怎么做这个鉴定呢？”
他反问我：“那你认为我应该相信谁呢？”
“在苏州跟福建都有华南虎的繁殖基地，有很多人熟悉虎的习性。中科院也有十几位研究大型猫科动物的专家，他们可能权威一些，你们有没有想过邀请他们？”
“我认为陕西的专家可以代表陕西的水平。”他说完把电话挂了。
第二天，接到通知，华南虎事件不要再炒作。我打了个电话给梁主任：“我认为我们不是在炒作，是想认识清楚问题。”
梁主任沉吟一下，说你等等。
他打电话给主管的部门：“‘新闻调查’有它一贯求实、负责的标准，让她试一试吧。”又回电话对我说：“你们写个文案。”
晚上我想这文案怎么写，这期节目出发前，有人说：“这样的题材太小了，一张照片的事儿，不值得用四十五分钟的‘新闻调查’去做。”这话让我想起胡适。他本是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学者，却花了大量时间去考证《红楼梦》、《水浒传》这种通俗小说。舆论责备他不务正业，他后来解释：“我是要借这种人人知道的小说材料提倡一种方法……什么东西，都要拿证据来，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种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条主义、盲目主义，可以不受人欺骗，不受人牵着鼻子走。”
我原来觉得这句话并不高妙。
这次调查，才理解他为什么说“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
我写了一个文案给梁主任，开头说：“照片的真假之争，不仅事关技术，更是对事件各方科学精神的检验。”
他看完说：“可以，蛮好。”
我头一回恨不得拥抱领导。
吴县长是最后一天才接受采访的。
他之前不答应，那天忽然接受了，情绪很好：“小柴你应该看看昨天某某电视台采访我，向他们学习一下，做得很好。”
下属们在饭桌上站一圆圈，共同向县长敬酒：“昨天节目里您说得真好。”
吃完饭，在镜头对面含笑坐下后，他把昨天节目里的话又说了一遍：“最终这个照片的真伪需要国家权威部门进行鉴定，但是作为我们，我们肯定是确信无疑，镇坪发现了野生华南虎，不仅仅是镇坪的荣耀，同时也是中国的荣耀。”
我问：“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所说的，盛世出国虎，虎啸振国威。”这句话他在昨天节目里也说过，带着得意之色，又说一遍。
“您不觉得……”
他还没说完：“因为华南虎是中国虎，是国虎。”
我问：“您不觉得它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他眨了下眼睛，说：“当然它首先肯定是科学的问题。”
我问：“那您不觉得现在外界对于周正龙照片的真伪，包括镇坪是否存在华南虎这样的结论都存在争议和质疑的情况下，首先应该弄明白真相问题，然后再去寻找它的意义吗？”
这个问题，其实也问向我自己。
我二十出头做新闻评论节目“时空连线”，时任新闻中心主任的孙玉胜审我的片子，说“你应该去现场做记者”，又说“现在不是评论的时期，是报道的时期”，意思是没有夯实的报道为基础，评论只是沙中筑塔。
做新闻调查后，遇到热点事件时，我常与同事讨论，“我们的落点在哪里？能有新意么？价值观能高于别人么？”但慢慢觉得，你有一千个漂亮的第二落点，有一个问题还是绕不过去：“真，还是假？”美国的新闻人克朗凯特在世时，他的老板希望他在晚间新闻的最后五分钟加上评论，他拒绝了：“我做的不是社论，我做的是头版，最重要的是为电视观众提供真实客观的报道。”他的同事抱怨他过于谨小慎微了，但他说：“如果我一会儿想不带偏见地报道，一会再就同一题目发表一篇鲜明的社论，观众会把整个广播业看作持偏见的行业。”他每天节目的结尾语都是“事实就是如此”，这也是他去世前最后一篇博客的名字。
对虎照的调查中，几乎每个人物的采访，我都用了三个小时以上，交叉询问时间、地点、人物、证据、相机、速度、距离……知道节目中用不了这么多，有些东西也不便放在片子里。但疑问一旦开始，逻辑自会把你推向应往之地。采访时局长脸露难色说：“要不我们不愿意接受你采访呢，你问得太细。”可是，真相往往就在于毫末之间，把一杯水从桌上端到嘴边并不吃力，把它准确地移动一毫米却要花更长时间和更多气力，精确是一件笨重的事。
胡适说过做事情要“聪明人下笨功夫”，我原以为下笨功夫是一种精神，但体会了才知，笨功夫是一种方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
我担心过观众对技术性的东西会感到厌倦，但是后来我发现，人们从不厌倦于了解知识——只要这些知识是指向他们心中悬而未决的巨大疑问。现在出发前，我只敢问：“我们能拿到的事实是什么？这个事实经过验证吗？从这个事实里我能归纳出什么？有没有跟这个归纳相反的证据？他们能不能被足够呈现？”
回到北京，老郝编节目，修改了十几次。一个月过去了，天已经冷了，暖气还没来，我俩半夜里穿着棉袄戴着帽子坐在电脑边上，一来一回传稿子。
这么长时间播不了，通常编导就算了，把带子贴上橙色标签，封存在柜子里，去做下一个节目，养活自己。老郝没放弃，在看上去没指望的困境里熬着，一级一级去找领导审片。有天夜里，她在MSN上敲了一行字：“柴静，我觉得我要出问题了。”
我吓一跳。
她说在不断地哭，一边写一边哭：“不是痛苦，就是控制不了。”
她之前那么多节目没播出，我没见她叫过苦，也没见她软弱过，这次这种情绪有点像崩溃的前兆，我也没什么可安慰她的，只能跟她继续讨论，一遍遍修改，不断地改下去。
事情有一阵子像是停下来了，像是要被人忘记了，过去了。老郝继续去联系摄影家协会，联系发现年画的人，联系全国人大，联系律师协会……年底节目最终能够播的时候，我们采访了郝劲松，他对周正龙提起诉讼。
我问他：“你是以公益诉讼知名，这次为什么要介入虎照事件？”
郝劲松说：“我觉得这次仍然涉及公众的利益。”
“指什么？”
“现在华南虎事件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照片的真假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诚信、社会道德底线的问题，我们说一个不关注真相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不追求真相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堕落的社会。”
“为什么我们一定需要一个真相呢？”
“真相是一个民族发展最基础的东西，即便将来你查到有华南虎，这个照片真假你仍然不能绕过，因为这是民意的要求。”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八日节目播时，新闻时效已经过去了。但播出的反应之强烈，让我觉得，人们不会忘记没有答案的事情。在真相面前，这世界上不存在特殊的国民性，人性本身想要了解万事原由。
二〇〇八年二月四日，陕西省林业厅发出《向社会公众的致歉信》：“在缺乏实体证据的情况下，就草率发布发现华南虎的重大信息，反映出我厅存在着工作作风漂浮、工作纪律涣散等问题。”之后周正龙被警方证实是用老虎年画拍摄假虎照，用木质虎爪模具在雪地捺印假虎爪印，十一月十七日因诈骗和私藏枪支弹药罪，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半，缓期执行。本案涉及的十三名政府工作人员受到处分。但原林业厅副厅长朱巨龙与新闻发言人关克仍然坚持虎照为真。
国家林业局在镇坪做了两年的野外调查后，于二〇一〇年四月发布结论：调查期间调查区没有华南虎生存，该地自然环境不能满足华南虎最小种群单元长期生存。
一只野生老虎的生存至少需要七十平方公里的森林和丰富的偶蹄类动物。一九五八年镇坪大量山林被砍伐用于炼钢，羚羊和林麝被有枪的民兵“差不多打完了”。一九五九年，华南虎被宣布为害兽，号召捕猎。七十年代全国打虎能手在京召开狩猎会议。一九七七年，中国政府宣布保护华南虎，但九十年代开始，偷猎者以虎皮、虎骨牟利。二十一世纪开始，人类再也没有发现野生华南虎出没。
二〇一二年四月，周正龙出狱，对媒体说，要用余生上山寻虎。
二〇〇八年五月，北川杨柳坪村。我们送文超的牛奶，他倒在矿泉水盖里，用手指蘸着喂这只小猫。它细弱得连路都很难走，村里人都说它活不了，孩子说他也这么想，但他想养活它，“它也是一条命”。（图片来自视频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