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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出头,在湖南卫视时,我采访黄永玉,问他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他说两个字:“寻常。”

    我心想,这也叫哲学吗?

    “天上那么多高干子弟,七仙女为什么要下凡嫁董永?”他说,“因为她什么都有,只缺寻常。”

    我听不懂。

    北京奥运,我和摄像老王领了主新闻中心(MPC)的记者证,任务是报道每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每天中午干完活就没事了,这个证不能进运动员采访区,但可以看所有的比赛。我坐在大门口小圆桌边,撕了半天餐巾纸,团了好多小球,说:“老王,要不……咱们再做点什么再去看吧。”老王是个痛快人:“行,做什么?”

    全世界媒体都在这儿,金牌运动员有无数人采访,我说:“那咱们就采访不显眼的吧,失败者也成,只要打动咱俩的就算。”

    没人布置,也就没有平台可播出,没编辑,没经费,拍摄的磁带都没有。我们的证件也接触不到运动员,只能在比赛结束后的大巴车上找人,再找人送我们进奥运村。

    以往当主持人,事事有人安排,觉得采访才是头等大事,车到了采访地点,编导打电话让对方来接人,在车上等的时间长点,我心里便有点不耐烦:“怎么不早五分钟想到打电话呢?”现在你自己干吧,借带子,还带子,联系人,找翻译,找车,定时间地点,打场记,写稿子,贴发票……这些小事儿要样样做到,比采访难多了。

    要拍摄比赛,我们没有比赛区的证,好不容易说通北京奥运会转播公司(BOB)的人放行,被一位中国志愿者拦住:“对不起,不能进。”

    我嬉皮笑脸,说你上司都同意了:“就让我进去吧,这是我最后一个机会了。”

    梳马尾的姑娘手背在身后:“今天也是我最后一次值班,请您配合我工作。”老王在我肩上按一下,“走吧。”转身的时候,她在背后说:“再见。”

    我没回头。

    做节目时说得挺高明,真到了生活里,就这么个修养。

    惭愧。

    最吃力的是没翻译。

    小姑娘姓周,阿拉伯语的大三学生,卷发大眼,非常可爱。

    同行对我说:“她阿语不行。”

    没办法,她是唯一愿意陪着我等八个小时的志愿者。伊拉克的短跑运动员达娜晚上九点才到。小周的翻译的确不太行,结结巴巴:“二〇〇三年,街巷里有抢劫和屠杀……我见过很多杀戮,街上有汽车炸弹。我也有……面对过死亡。”

    二十三岁的达娜,穿着从约旦买来的二手跑鞋,鞋帮是裂的。教练是她的未婚夫,每天接她去巴格达大学操场上训练,都要穿越两派交火的地区,她躺在汽车后座上躲避子弹。但大学的灰泥跑道是露天的,有次屋顶上的狙击手向她开枪,子弹擦过她,打在旁边的一棵树上,她晕倒后,第二枪打在了地面上,泥溅在她脸上。一刻钟后,她洗了一把脸,又回到场上:“如果坐在那里不训练,就会不停地回想起枪击的情景。当你训练的时候,才会忘记所有的一切。”

    最初国际奥委会宣布取消伊拉克代表团参赛资格,她像孩子一样不停地哭叫。我说你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她说:“没有人知道自己在伊拉克的命运是什么。”制裁取消后,她在椅子上又跳又叫。

    说到这段时,翻译半天没吱声,我奇怪,偏过头看她。

    小周正在低头哭,小卷发一抖一抖。

    达娜看着她,晶亮的两大颗泪,含了一忽儿,扑落掉了下来。这个故事她在媒体面前讲过多次,我只见她这次掉了眼泪。

    翻译或是采访,不仅是工作,是人与人的往来。

    老王看体操比赛的初赛,一堆十五六岁的小女孩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跳马,头发又短又硬,他有点奇怪,指给我看。我查资料,才发现三十三岁的丘索维金娜这是第五次参加奥运会,这个高龄体操运动员是为了用比赛的奖金给儿子阿廖沙治病,也为此离开乌兹别克斯坦,加入德国国籍。

    约了她,快开始了,才发现写提纲的纸不见了,一顿乱翻,像个溺水的人,只能从直觉开始问:“你代表德国队比赛,很多人,包括你的教练不理解。他们认为你可能不爱国,你怎么看?”

    她说:“如果他们也承受了这样的痛苦,也许他们就能理解。可是,我希望他们永远都不要承受这些痛苦。”

    “什么样的痛苦?”我问完这句,丘索维金娜没有等翻译,就直接回答了问题,她从我脸上看懂了我在问什么。

    通常采访有翻译时,我说完话都低头看稿子,受不了与采访对象沉默对视的压力。但这次我的膝盖上空空如也,每说完话,丘索维金娜看着我,我也看着她,这片刻的空白正常得像一段呼吸。她的感受在我心上过一遭,反应出下一个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在我想到之前,就来到嘴边。

    我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交给那个叫柴静的人,不要把她勒得那么紧,不要鞭策她,也不要控制她,让她去。”

    一切乱纷纷,但心就像铁铊子,慢慢沉到水底下去了。要对付这大摊子事,只能沉下去,倒是静下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而比以往爱动感情。

    有天在《中国日报》上,看见德国举重运动员施泰纳在领奖台上,发梢都是汗,一手举着金牌,另一手长久握着亡妻的一张照片。照片是一年前,还没出车祸,妻子和他在森林里跑步时,他喊了一声她的名字,她转回头向他微笑的样子。

    我看了心里闷痛一下。

    施泰纳的长相是老王的斯拉夫版本,黑板刷一样的头发,又宽又红的脸膛,眼睛像牛犊一样柔和。之前,他是奥地利的运动员,二〇〇〇年被查出糖尿病,雅典奥运会只得了第七名,赛后奥地利媒体形容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手,德国姑娘苏珊写信鼓励他,两人结婚后,施泰纳转入德国的俱乐部。妻子一直在攒钱,想来北京为他助威加油。奥运前一年,她在海德堡遇到车祸去世。

    我说:“那个车祸发生之后,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他用手抹了一把脸,叹气轻不可闻,说:“这个事情发生的三个星期之内……”他停了一小会儿,身体轻轻摇晃,“就是……每天喝酒,待在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之后我接受了治疗,运动是最好的治疗。我恨这件事为什么发生,恨是我的动力,去举起更多的重量。”

    采访完,他说他害怕奥运结束前的这些天,因为他已经举起过世界上最沉的重量,无可再举,媒体散后,只剩他独自一人。我看着他摇摇摆摆离开,奥运村暮色四合,没人认识他,最亲近的人已不在世上,这是他的异国他乡。我叫住他,上前说:“能拥抱一下你吗?”他咧嘴笑了一下,给我一个熊抱。我说:“你不孤单,你说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拍完我们传带子回台,得到通知,这个片子可能会在晚上播。九点钟,我两手撑着膝盖,直直地坐在沙发上,守着电视等,一直到夜里两点也没看到。

    我从沙发上起身,坐到电脑前,MSN上有红灯在闪,有位也在媒体工作的朋友问我奥运做得怎么样。他之前不支持我去做这类报道,觉得跌了调查记者的份,他自己也离开了北京,避开奥运。

    我回了一句:“没什么,只是没偷懒。”

    他写了句奇怪的话——“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极端认真的蠢人。”红灯又闪一下,补了一句:“当然不是指你。”

    我说指什么。

    他说:“比如一个母亲,孩子生病,她天天祈祷,但是还是去世了,这不是愚昧么?”

    我说:“这是爱。”

    他说:“爱和善是能力,而不是情感。”

    我说采访施泰纳时,他说为什么重返举重,因为他恨——他恨失去所爱。但人在死亡面前有什么能力呢?所以他把愤怒都发泄在杠铃上,如果没有训练,他说自己会疯掉。

    我说:“这愚蠢吗?我不知道。只有这样他才能活下去。”

    我也不指望播出了,能做什么就做吧,像达娜这样的运动员,只能参加女子一百米预赛,没人转播这种比赛,我和老王刻了两张DVD给她,就算一个中国电视台为她留下的纪念吧。我过意不去的是,老王辛苦了这么多天播不了,常规的MPC发布会报道播了,也没打他的名字。

    我跟后期沟通,他们说:“摄像都没打名字。”

    我说:“这都不对。这是对所有摄像工作的不尊重。”

    第二天还是这样,我有点急了,人家也很无奈,问我:“那你的摄像叫什么?”

    “他叫王忠新,忠诚的忠,新旧的新。”我一遍又一遍地说,还是没打上。

    老王是篮球迷,奥运男篮小组赛中国对美国那天,我想让他看一场。但当天下午,他得先跟我去采访香港自行车运动员黄金宝。黄金宝曾经是专业运动员,十九岁停止训练,两年后重返自行车时已是一个胖子推销员,用了十五年走到北京奥运会,被认为是夺冠热门,但八月十六号,最后一场比赛中,只拿到第十五名。他神色有点茫然地问我:“为什么要采访我们?”

    他的教练姓沈,左腿装着假肢,最初没有经费,没有场地,只有这一个辞职的“肥仔”跟着他。他俩在云南的深山里练习,每天至少两百公里,他租辆破货车跟着徒弟,天热的时候假肢把腿磨破,肉是烂的,血淋淋。愈合,又磨。

    “没有人邀我们参加国际比赛。因为我们没有一个队伍,我们只有两个人。深山里我就看到他一脚一脚地骑,我曾经想过,走到什么时候是头啊?渺茫吗?非常渺茫。想金牌?对,你想拿,但是这一脚脚踩能拿吗?如果拿不到的话,他还会有这个动力吗?”

    天色已经稠蓝,摄像机需要重新调白,篮球比赛马上要开始了,但师徒二人憋了一肚子话要说,我没法说“停”,我回头看了一眼,老王一心一意弯着脖子调焦,粗壮的后颈晒得通红,背上像有块盐

    碱地。

    沈教练继续说:“这次奥运失败之后,我知道黄金宝的心里是翻江倒海一样的难受,但是第二天他还是一脚一脚在那踩,陪着队友训练,示范自己的错误,说:‘你不要学我。’”

    他站在场边看,想让黄金宝停下来,说你不要再蹬了。

    但实在开不了口。

    凌晨三点,回家的路上,雨牵着线一样从发尖往下淌,鞋湿了,踩下去里面有个水泡,“咕唧”一声。人有一种疲倦的兴奋,像乌黑的深渊里着了火,回到家在床上好久睡不着。八月的雷真厉害,洪大闷重,一声下来,底下的车都叫了,此起彼伏,好一阵子才停。过一会儿“嚯啦啦”一声,车又动物一样本能地吼哮起来。

    我干脆爬起来,写台北跆拳道运动员苏丽文的稿子。参加跆拳道争夺铜牌的比赛前,她已经有严重的左膝伤,比赛时只能单脚站着,把左腿像布袋一样甩出去攻击对方。她被击倒了十四次,我问她每次倒地之后的几秒钟里,在想什么。

    她说:“前两秒用来休息恢复体力,下两秒来想战术如何回击。”

    不是自怜,也不是忍受痛苦,她要赢,这是运动员的企图心:“不管自己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算脚断掉也要继续努力,有呼吸,就有希望。”

    以往我很少做这样的题目,觉得是普通励志故事。记者要反映更复杂艰深的世界才让人佩服。现在这期节目,没有审片人,也没有观众,没有外界评判,我只是一个人,面对另一个活生生的人,她的左膝撕裂,脚趾断了,坐在轮椅上,被踢肿的手缠着纱布,跟我说的这几句话,沤在我心里。

    下半夜,雷声停了,雨声潇潇,八月的长夜仿佛没有尽头。

    有同行后来问过我,说我们都觉得你挺理性的,为什么今年做地震和奥运的节目这么感性?

    是,我天性比较拘谨,平常三个女青年喝个酒,我只能愁眉苦脸抿一小口儿,老范和老郝都搂在一起泪汪汪了,我尴尬地拍着她俩,说不早了咱走吧,这两人就上火“你这人特没劲”,嫌我不投入不表达。加上过去几年我一直想避免文艺女青年的毛病,怕煽情,刻意强调旁观,刻意抽离,把戒律当成一根绳子捆在身上。

    当然,不约束不行,没有这职业要求着,毛病早泛滥成灾了,但是捆得太紧,有的东西确实就流淌不出来了。

    汶川地震的节目中,文志全坐在火堆边说到女儿的时候,我克制得喉咙都疼了,眼泪还是流了下来,拿手擦了,以为没人看见。

    但编的时候,在镜头里能看出来,我就对罗陈说:“把这个拿掉吧。”

    他说为什么。

    我说,记者应该冷静,不应该掉眼泪。

    他说,我觉得挺好,不过分。他留着这个镜头。

    我想起钱钢老师的话,在“双城的创伤”中,我给小孩子擦眼泪的镜头引起争议时,他说,别太急着回答对还是不对,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不到十年,我心里的规矩走了好几个来回,也还没有那个最后的答案。当下只觉得,太固执于一个律条,觉得记者就应该怎么样,非要夸张,或者非要掩饰,都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对自己的过于在意。

    陈虻有一次审片子,审完对编导说,这片子得改,观众看不懂。

    那位编导说,你看懂了么?

    他说,看懂了。

    编导说,那你比观众强在哪儿呢?

    他愣住了。

    实习生跟着我,练习写解说词,写到“遒劲有力的大手”,被我删了。他说这不挺好吗?

    我说:“我们不要形容词,少点修饰。”

    他说:“你不是说要有感情吗?”

    我说:“写东西的人不用带着感情写,写得客观平实,事物自会折射出它本身蕴涵的感情。”

    他有点嘀嘀咕咕的。我问怎么了,他说,那柴老师您这节目什么主题?我说没什么主题,就是几个人的故事。

    他说:“啊?我觉得‘新闻调查’挺深刻的,如果只做这些人生故事会不会太平常了?是不是要提炼一下?”

    我跟他说,有一次吃饭,在座有个研究佛经的朋友,我凑话题问了几个宏大问题,人家也就天空地阔抽象谈了一阵子。

    出来的时候,六哥皱着眉跟我说:“柴姑娘,以后如果采访,千万不要有这种‘大哉问’。”

    “就是具体的生活,越具体越好。”他说。

    这个时候,老范突然出了一场大事。

    她出事的时候,我和老郝晚上都睡不着,心里有什么把人顶着坐起来。老郝说,一闭眼,就是她。

    我俩到处找人打听求助,碰到肯帮忙的人,明白为什么有个成语叫“感激涕零”。

    我那阵子什么也干不了,问一个朋友:“你出事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指内心的恐惧终于到了。

    “如果是你亲近的人出了事呢?”

    “那是一块石头砸在心里。”

    我哪儿也不去,在家等消息。书不能看,音乐不能听,只能干一件从来不干的事——背单词。一页书放在眼前,瞪着眼看到黑,还是这页。

    唯一能想的是觉得她不会垮,当年我们做双城、虐猫、金有树、未成年少女……都是没指望的事,一家一家敲门,写信说服,在凌晨的酒吧里踩着雪把他们找出来……她不会垮,她一直是这样,这次也会,但我和老郝就怕她受罪。

    她去了美国,很久没有音讯,过节时给我寄过一个雪花音乐球,沉得要死。我一直扔在书架上,从没动过,现在呆坐着,瞥一眼看见了,拿过来,仔细看一看,把底盘上的钮转一转。

    叮叮叮。

    叮叮叮。

    透明的玻璃圆球里,雪花飘啊飘,两个雕得面目不清的小姑娘在里头傻呵呵地转。

    我没想到过会这样。这么多年,换了很多地方和工作,跟谁合作都成,跟谁分开也成。想的都是——有的是将来,永远有下一拨人,下一个地方,下一种生活。

    五月初,她和我在纽约见过一面。我带条朱红的裙子给她,她立刻脱掉风衣换上,小女孩气地要我也换上另一条土耳其蓝的,她脚上靴子跟裙子不配,居然就打赤脚。春寒未退,路人还有穿羽绒服的,她就这样光着脚露着背走了一站地,直到碰上超市我买双拖鞋让她穿上。身边人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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