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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有汉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阁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纪，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为中元，直书为中元元年。观此所刻，乃是虽别为中元，犹冠以建武，如文、景帝中元、后元之类也。又祭祀志载封禅后赦天下诏，明言云：“以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东夷倭国传云：“建武中元二年，来奉贡。”援据甚明。而宋莒公作纪年通谱乃云：“纪、志所载不同，必传写脱误。”学者失于精审，以意删去，殆亦不深考耳。韩庄敏家一铜斗，铭云：“新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又绍兴中郭金州得一钲，铭云：“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按王莽始建国之后改天凤，又改地皇，兹二器各冠以始元者，自莽之制如此，亦犹其改易郡名不常，每下诏犹系其故名之类耳，不可用中元为比也。
<b>译文</b>
成都有一通汉代的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阁碑，碑文最后写着：“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晔所写的 后汉书- 本纪 记载：汉光武帝的年号“建武”只到三十一年，第二年改年号为中元，直接写为“中元元年”这个碑上年号的写法是，虽年号已改为“中元”仍在上面加上“建武”就象汉文帝、汉景帝中元、后元一样。再看看 后汉书- 祭祀志 所载的 封禅后赦天下诏 ，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以汉光武帝建武三十二年为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 后汉书- 东夷倭国传 也写着：“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来汉朝朝贡”写为“建武中元”根据是十分清楚的。可是宋莒公作的 纪年通谱 却说：“ 本纪 与 祭祀志 记载不同，必定是传抄过程中出了错误。.”这是作学问的人没有认真研究，按自己的理解把“建武”二字删去，这也是没有认真考证的结果。本朝韩庄敏家有一铜斗，上边的铭文是：“王莽新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还有宋高宗绍兴年间有个叫郭金州的人得到一个钲（古乐器名），上边的铭文也写着“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王莽称帝后的第一个年号为“始建国”后改为“天凤”再改为‘地皇’，这两件器物上都把第一个年号写在前面，是王莽时代的制度就是如此，就好象有些郡名改的时间不久，每下诏书还把原来的郡名写在上面一样，这与“建武中元”的写法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成都有汉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阁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纪，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为中元，直书为中元元年。观此所刻，乃是虽别为中元，犹冠以建武，如文、景帝中元、后元之类也。又祭祀志载封禅后赦天下诏，明言云：“以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东夷倭国传云：“建武中元二年，来奉贡。”援据甚明。而宋莒公作纪年通谱乃云：“纪、志所载不同，必传写脱误。”学者失于精审，以意删去，殆亦不深考耳。韩庄敏家一铜斗，铭云：“新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又绍兴中郭金州得一钲，铭云：“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按王莽始建国之后改天凤，又改地皇，兹二器各冠以始元者，自莽之制如此，亦犹其改易郡名不常，每下诏犹系其故名之类耳，不可用中元为比也。
<b>译文</b>
成都有一通汉代的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阁碑，碑文最后写着：“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晔所写的 后汉书- 本纪 记载：汉光武帝的年号“建武”只到三十一年，第二年改年号为中元，直接写为“中元元年”这个碑上年号的写法是，虽年号已改为“中元”仍在上面加上“建武”就象汉文帝、汉景帝中元、后元一样。再看看 后汉书- 祭祀志 所载的 封禅后赦天下诏 ，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以汉光武帝建武三十二年为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 后汉书- 东夷倭国传 也写着：“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来汉朝朝贡”写为“建武中元”根据是十分清楚的。可是宋莒公作的 纪年通谱 却说：“ 本纪 与 祭祀志 记载不同，必定是传抄过程中出了错误。.”这是作学问的人没有认真研究，按自己的理解把“建武”二字删去，这也是没有认真考证的结果。本朝韩庄敏家有一铜斗，上边的铭文是：“王莽新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还有宋高宗绍兴年间有个叫郭金州的人得到一个钲（古乐器名），上边的铭文也写着“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王莽称帝后的第一个年号为“始建国”后改为“天凤”再改为‘地皇’，这两件器物上都把第一个年号写在前面，是王莽时代的制度就是如此，就好象有些郡名改的时间不久，每下诏书还把原来的郡名写在上面一样，这与“建武中元”的写法是不可相提并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