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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跟张家和汪家都争了一口气。在那个时代，义务教育徒有其名，农村教育农民办，从读小学开始，学习费用连年上涨，甚至还要承受捐资借款搭车收费等额外负担，大红兄弟当初就是因支付不起昂贵的学杂费不得不中途辍学而外出打工去。张氏兄妹一路读上去，家庭经济负担那是相当沉重的，但在张野山两口子以砸锅卖铁精神的感召下，兄妹俩居然没有波折和耽误一口气读完了大学，并且在珠三角找到了十分满意的工作。受此鼓舞，张野果也很重视对子女的培养，目前他的独生子正在国外留学。
进入本世纪前夜，我们松林湾的青壮劳力大都跑了出去，松凤镇的新兴产业也基本转移到了大城市，只有张野山和张野果兄弟还坚持在天圣山种地和繁育果子，说他俩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松林湾和天圣山的，一定要繁育和开发天圣果，暗中等待石山多回来。
那时农民越来越不好当。天气越来越怪，种植成本越来越高，农产品可兑换价格越来越低，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以前随便种点什么，都有所收获，到后来无论种什么，都有点入不敷出，好像什么都不敢种，种什么都要亏本。那时的农民最没有存在感，既缺乏经济上稳定的来源和收入，更缺乏安全保障和心理上的安慰。当然这丝毫不影响他们自主精神的释放，在乱云飞渡中逆生长，挣脱被人掌控的命运之绳四处闯荡，在黑夜中寻找梦想。所以一批又一批的人逃离了故土，涌向了沿海和城市，推动和创造了中国奇迹。
在老家，当其他村民还在大规模种植水稻、小麦、红薯、玉米等粮食作物作为主要经济来源时，张野果就在考虑带领村民转向。当选为村支书后，虽然熟悉的人还是习惯称他为张野狗，但这条野狗还很有世界眼光，嗅到了农业即将转向的味道。他告诉大家，加入世贸组织后，进口粮肉成本越来越低，国内粮食种植成本高、价格低，靠种粮食和喂猪挣不到啥钱了，希望大家能及时调整种养结构，发展特色种养。但很多群众还是转不过弯来，害怕不种粮食就会被饿死，不喂猪就没有肉吃，就一根筋地坚持着种下去喂下去，直到种得一贫如洗,，甚至喂的猪蚀本也卖不出去。
前些年，不知张野果是怎么把汪云长忽悠回来的。汪云长回来后，带来资金和技术，通过发展蔬果专业合作社和进一步扩大山鸡养殖，很快就充实了村民们的钱包，使日渐落后的松林湾逐渐富裕起来，成为全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农民增收的先进典型，同时也促使松林村的人地关系和各项事务迅速变化。之后，汪云长开始海驼养殖，看来这既是一条康庄大道也可以借机搭建一个农民脱贫致富的平台，村民很快就跟了上来，而且一门心思只想赚大钱。不知汪云长又是怎么陷入债务危机的，后来怎么又会一跑了之？把一个烂摊子留给张野果和孙书记。害得现在张野果被抓了进去，孙书记被喊了进去。
为了厘清人物的走向，让我再简单地梳理一下我家兄弟的情况。松凤公社改名为松凤乡后，从公社礼堂看过去，街上的米卷店、餐馆、大小家具厂、服装店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经过在最基层广播宣传战线的洗礼，大哥思想解放很彻底，奠定了不走后门、不追捧官员、不入官场的思想。在那个时代大哥经常在播音之余写通讯和宣传稿提一些振聋发聩的建议和主张，螳臂挡车一样，提倡城乡平等、农民平权、农民独立等主张，认为城乡公平关系到国民之独立公平，然而这些东西都如石沉大海一样，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他想唤醒农民，但农民首先得考虑温饱和生存，哪敢奢想成为独立平等之国民？到后来，大哥的广播和宣传逐渐失去了听众和受众，但在公社礼堂放电影启蒙群众再合适不过了，大哥很快迎来了电影放映的黄金时期，启蒙的结果发现自己的收入还很过得去。没过几年，我们的松凤乡就升格为松凤镇，董书记也将调到县上赴任。由于留恋唾手可赚的卖电影票利润，大哥放弃了进一步启蒙农民的重任，坚持留在公社继续放电影，不久电影放不下去了，大哥又改行放电视和录像。后来还搞起了组装倒卖兼维修黑白电视机的生意，由一个思想启蒙者彻底沦为了一个小商贩。大哥既会放电影搞无线电还会装修电视机，在电器时代一路领先，好像当今的华为一样掌握了世界的核心科技，在我们那里也算个能人了，在街上很受人追捧也很有成就感，就一味跟着电器风向跑，既不愿跟着董书记进步也不愿去抢占技术先机，还以为自己很牛逼。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录像失去了观众，光碟兴起，电视已不再稀有和神奇，价格更是一跌到底，倒卖组装的黑白电视堆在屋里实在卖不出去。由于没有及时跟着董书记的步伐进城，又没有其它手艺，大哥一家穷困潦倒了好几年。后来在街上实在混不下去了，才依依不舍带着会缝纫技术的嫂子到沿海谋生去。从内地到沿海，哪能轻易打开局面？大哥一去就想回来。当他正想从沿海地带撤回来的时刻，比当年去山城闯荡幸运了一点点，被一个服装厂老板叫去安电器，居然有幸搭上电器发展的末班车，没过几年就成了电器厂老板，现在还有了自己的软件公司，爸妈呆在他那里都舍不得走呢。看来“南方路”这个名字确实是适合大哥的。
二哥高中毕业后招聘进了工厂，没干多久下了岗，就到工地上去边搬砖边设计。没想到，竟误打误撞赶上了建筑设计的黄金时期，前几年四弟、五弟跟着他都还混得风生水起呢，只是这两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愤青四弟、五弟认为这一切都是中美贸易战引起的，成天都在誓言打倒美帝，好像几个义和团拳民似的。
而今，我还守着风雨飘摇的媒体，既追不上去者，又看不见来者，下一步我该往何处去？我真的想冒险去开诊所当医生卖药品，如果能够弄到医师证，我一定要去尝试一下。还是重复一遍先前的想法吧，我“南方舟”就喜欢这样乘风破浪，逆风奔跑，以毒攻毒，用臭老九死不悔改的精神、记者这个黑老二的勇气去搞垮医生这个黑老大，还医疗、教育和新闻舆论一个风清气正的环境，让全天下的人都从事和选择的一个无比光辉的职业，躲过一不小心就横冲直撞扫过来的黑风恶浪，让每个职业都变得无比神圣和荣光。
是跟张家和汪家都争了一口气。在那个时代，义务教育徒有其名，农村教育农民办，从读小学开始，学习费用连年上涨，甚至还要承受捐资借款搭车收费等额外负担，大红兄弟当初就是因支付不起昂贵的学杂费不得不中途辍学而外出打工去。张氏兄妹一路读上去，家庭经济负担那是相当沉重的，但在张野山两口子以砸锅卖铁精神的感召下，兄妹俩居然没有波折和耽误一口气读完了大学，并且在珠三角找到了十分满意的工作。受此鼓舞，张野果也很重视对子女的培养，目前他的独生子正在国外留学。
进入本世纪前夜，我们松林湾的青壮劳力大都跑了出去，松凤镇的新兴产业也基本转移到了大城市，只有张野山和张野果兄弟还坚持在天圣山种地和繁育果子，说他俩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松林湾和天圣山的，一定要繁育和开发天圣果，暗中等待石山多回来。
那时农民越来越不好当。天气越来越怪，种植成本越来越高，农产品可兑换价格越来越低，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以前随便种点什么，都有所收获，到后来无论种什么，都有点入不敷出，好像什么都不敢种，种什么都要亏本。那时的农民最没有存在感，既缺乏经济上稳定的来源和收入，更缺乏安全保障和心理上的安慰。当然这丝毫不影响他们自主精神的释放，在乱云飞渡中逆生长，挣脱被人掌控的命运之绳四处闯荡，在黑夜中寻找梦想。所以一批又一批的人逃离了故土，涌向了沿海和城市，推动和创造了中国奇迹。
在老家，当其他村民还在大规模种植水稻、小麦、红薯、玉米等粮食作物作为主要经济来源时，张野果就在考虑带领村民转向。当选为村支书后，虽然熟悉的人还是习惯称他为张野狗，但这条野狗还很有世界眼光，嗅到了农业即将转向的味道。他告诉大家，加入世贸组织后，进口粮肉成本越来越低，国内粮食种植成本高、价格低，靠种粮食和喂猪挣不到啥钱了，希望大家能及时调整种养结构，发展特色种养。但很多群众还是转不过弯来，害怕不种粮食就会被饿死，不喂猪就没有肉吃，就一根筋地坚持着种下去喂下去，直到种得一贫如洗,，甚至喂的猪蚀本也卖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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