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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革命党人、谘议局议长、绅士代表的联合逼宫,朱家宝表现得很顽固,说了一些“食清之禄,忠清之事,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硬话,而且放言要“严厉搜捕党人”这时绅士代表童挹芳说,搜捕党人会导致“全城俱碎”
理由呢?一是党人都“怀挟猛烈炸弹”这种传言吓吓老百姓和边远地方官员也许可以,安徽巡抚倘若怕这个,九月九日的起义又何至被镇压?重点还是在另一句:“党人皆青年志士,皖人之子弟,皖父老俱稔知之。”
朱家宝是云南华宁人。帝国不允许本省人当地方官,自然便形成了“官绅共治”的格局。纵然是被同僚评为“坚忍伉直”的朱家宝,诸事亦须看当地士绅三分情面。而且同治中兴以来,安徽出的高官显宦甚多,外地到此任父母官者,哪个不是打起十二分小心?
最有名的莫过于孙毓筠1906年策划在皖举事,以配合萍浏醴起义。这可是谋逆造反啊,十恶不赦的大罪,也惊动了两江总督端方,他抓到孙毓筠,也无可如何——孙某的叔祖父孙家鼐,咸丰年间状元,与翁同龢同任帝师,此时正是武英殿大学士,充政务大臣、编纂官制总司核定,即将成立的“资政院”据说也是这位八十老翁将出任总裁。这种“皖人子弟”如何动得?因此端方也只好将孙毓筠判了五年监禁,关他在两江总督衙门里“读书悔过”了事。
抓捕党人这事就此放下。但朱家宝不想、也不敢出任都督,宣布独立。他的顾虑跟程德全迟迟不让苏州光复的担忧是一样的,南京的清兵离安庆太近了!
一封密电替朱家宝解了围。密电发自河南彰德,发电人正是即将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袁世凯劝朱家宝“宜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不可胶执书生成见,贻误大局”这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各省独立是大势所趋,与其让党人或士绅得了都督高位,何若咱们自家人守时待变——当然,这话只能私下讲。朱家宝心领神会,遂于九月十八日(11月8日)宣布独立。
对于这个结果,安徽的革命党人并不满意——他们九月九日的起义,可不是为朱抚台劝进的。然而,安徽新军中的革命势力,已经被朱家宝动用江防营打散了,不少人甚至逃离了安庆。副都督王天培是留日士官生,与革命党走得很近,但他无有兵权,也扳不动朱家宝。
于是有了吴春阳的“借兵”
借兵这事儿,从古就很危险。试想哪个手握兵权的人是吃素的?你巴巴儿请了他来,他岂有帮你打跑对手,就皆大欢喜、班师回朝的道理?大清的天下,还不是靠着吴三桂所谓“借兵”得来的?所以曾国藩幕僚赵烈文说清室“得国太巧”早晚会有报应。
按吴春阳的理想,最好是武昌黎元洪能借给“一混成协军火”——安徽有人,但军火不足,故受制于江防营。安徽都督一旦易手,可以集结万名以上的新淮军,取道颍州、亳州,直扑河南的信阳州,令冯国璋的北洋军首尾不能相顾,不仅可以稳住安徽,武昌之围也不攻自解。
但黎元洪实在无力援皖。从北至南,哪一省不在找他?不是要钱,就是要军火。黎菩萨自身难保,只好派出汉口军政分府主任詹大悲与吴春阳一道,去找江西的“浔军”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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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革命党人、谘议局议长、绅士代表的联合逼宫,朱家宝表现得很顽固,说了一些“食清之禄,忠清之事,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硬话,而且放言要“严厉搜捕党人”这时绅士代表童挹芳说,搜捕党人会导致“全城俱碎”
理由呢?一是党人都“怀挟猛烈炸弹”这种传言吓吓老百姓和边远地方官员也许可以,安徽巡抚倘若怕这个,九月九日的起义又何至被镇压?重点还是在另一句:“党人皆青年志士,皖人之子弟,皖父老俱稔知之。”
朱家宝是云南华宁人。帝国不允许本省人当地方官,自然便形成了“官绅共治”的格局。纵然是被同僚评为“坚忍伉直”的朱家宝,诸事亦须看当地士绅三分情面。而且同治中兴以来,安徽出的高官显宦甚多,外地到此任父母官者,哪个不是打起十二分小心?
最有名的莫过于孙毓筠1906年策划在皖举事,以配合萍浏醴起义。这可是谋逆造反啊,十恶不赦的大罪,也惊动了两江总督端方,他抓到孙毓筠,也无可如何——孙某的叔祖父孙家鼐,咸丰年间状元,与翁同龢同任帝师,此时正是武英殿大学士,充政务大臣、编纂官制总司核定,即将成立的“资政院”据说也是这位八十老翁将出任总裁。这种“皖人子弟”如何动得?因此端方也只好将孙毓筠判了五年监禁,关他在两江总督衙门里“读书悔过”了事。
抓捕党人这事就此放下。但朱家宝不想、也不敢出任都督,宣布独立。他的顾虑跟程德全迟迟不让苏州光复的担忧是一样的,南京的清兵离安庆太近了!
一封密电替朱家宝解了围。密电发自河南彰德,发电人正是即将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袁世凯劝朱家宝“宜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不可胶执书生成见,贻误大局”这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各省独立是大势所趋,与其让党人或士绅得了都督高位,何若咱们自家人守时待变——当然,这话只能私下讲。朱家宝心领神会,遂于九月十八日(11月8日)宣布独立。
对于这个结果,安徽的革命党人并不满意——他们九月九日的起义,可不是为朱抚台劝进的。然而,安徽新军中的革命势力,已经被朱家宝动用江防营打散了,不少人甚至逃离了安庆。副都督王天培是留日士官生,与革命党走得很近,但他无有兵权,也扳不动朱家宝。
于是有了吴春阳的“借兵”
借兵这事儿,从古就很危险。试想哪个手握兵权的人是吃素的?你巴巴儿请了他来,他岂有帮你打跑对手,就皆大欢喜、班师回朝的道理?大清的天下,还不是靠着吴三桂所谓“借兵”得来的?所以曾国藩幕僚赵烈文说清室“得国太巧”早晚会有报应。
按吴春阳的理想,最好是武昌黎元洪能借给“一混成协军火”——安徽有人,但军火不足,故受制于江防营。安徽都督一旦易手,可以集结万名以上的新淮军,取道颍州、亳州,直扑河南的信阳州,令冯国璋的北洋军首尾不能相顾,不仅可以稳住安徽,武昌之围也不攻自解。
但黎元洪实在无力援皖。从北至南,哪一省不在找他?不是要钱,就是要军火。黎菩萨自身难保,只好派出汉口军政分府主任詹大悲与吴春阳一道,去找江西的“浔军”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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