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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的夜有些冷。我站在铁轨上，静静地，一个人。一阵风吹过，扬起沙子，吹入了我的眼睛。
姐姐，我的眼睛好痛。真的。
一
十几岁的时候，我考进了一所中学，莫名其妙地。现在，我已记不得那所中学的名字了，只知道那所中学很复杂，既非公办，又非民办，直到高中毕业时我才知道是转制的。
初中时，我的成绩很好，也得过许多奖，我经常在奖状的反面排草稿。中考填志愿时，我只填了一所市重点中学，胸有成竹得近乎狂傲自大。但最终，录取通知书还是乖乖地躺在了我的手中。
可第二天，老师特地把我叫到了办公室里，告诉我并没有被那所市重点录取。
我没有了感觉，木然地说了三个字——为什么。
老师说，有一个大老板花了许多钱将他的儿子买了进去，所以把你挤出去了。说罢，她还拍了拍我的脑袋，安慰我不要难过。
我愣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挤出一丝笑容，说了声“哦”
出了办公室，我就哭了。
我竟然没有乘公车，徒步走回了家，一点儿也不觉得累。不知道为什么。
我叫韩漠，从小在上海长大，一座纸醉金迷的城市。我和叔叔生活在一起，叔叔是上海人，而我却是西安人。小时候，每当我问叔叔西安在什么地方时，他就会把我带到火车站，指着铁轨远去的方向说，西安在铁轨的那一头。我说，叔叔，我怎么看不见西安？叔叔抚摸着我的脑袋，说，傻孩子，西安在很远的地方。我问，如果一直沿着铁轨走，会走到西安吗？叔叔说，会的。随后，他又补充了一句，不会，肯定不会。韩漠，你还小，有些事你还不懂。
的确，我不懂。真的。
后来，叔叔通过复杂的人际关系，把我送入了那所公不公、民不民的学校。九月初，我揣着四十张写有“中国人民银行”的长方形纸片登上了开往学校的公车，还带着我的名字——韩漠。
在那里，我度过了三个快乐而忧伤的春秋。
我曾清楚地记得在开学第一天我就买了一本日历，将它放在床头。每天在日历的反面写日记，然后撕下来，放在书桌靠右边的那个抽屉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高考那一天，我才把它们全都拿出来，一张一张地看过，一次一次地流泪。然后，我点燃了打火机，一张一张地烧掉，好几次都烧到了手，可我却没有感觉。真的。
朦胧的火苗无情地吞噬着日历，像吞噬我的身体。我有一种血淋淋的快感。
点燃，燃烧，熄灭。
点燃，燃烧，熄灭。
点燃，燃烧，熄灭。
像一个轮回。我很宿命。真的。
我想哭，很想很想，可我却没有了眼泪
二
我的学习成绩很好，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名，而且比第二名高出三十几分。然而，我并不是好学生。很奇怪，就像我从小在上海长大却不是上海人一样。
刚开学不久的一节英语课上，老师问我们谁没背课文。顿时，全班男生齐刷刷地站了起来。我也慢慢地站了起来，一脸茫然。
老师挨个儿问为什么没背，他们都回答忘记了。
轮到我时，我只说了三个字，不想背。
我低着头，没有看老师的脸。我不想看。真的。
老师问我为什么不想背。我说，背了也没多大用处。
老师说，多背课文可以培养语感。
我说，哦。
第二天的一节英语课上，老师在讲grammar，我竟然在下面打起了瞌睡。
老师把我叫了起来。
我说，我不是故意的。
老师似乎认出了我，没有听我的解释，说，第十题选什么？回答不出来你就给我一直站着。
我看了一眼题目，说，选a。
老师问我为什么。
我说，凭语感。
老师说，你也配有语感？
我没有说什么，朝外面走去。
老师说，你干什么去？
我说，我不想上你的课。
老师说，有本事你永远也别上我的课。
我说，好的。
老师说，你英语考不及格别来找我。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
我没有将门关得震天响，而是轻轻地关上，没有声音。
自始至终，我都没看老师一眼。因为，我怕。
我对自己说，我是个好学生。然后，我的视线开始模糊。
一个月后，我的英语考了九十九分。因为我在写“sad”时，一滴眼泪落了下来，墨水化开了，朦胧而诡异。很美。真的。
认识她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
自从不上英语课后，我就会到阅览室去看书。
通常，我会在西北角的一张桌子前坐下，看着安妮宝贝的书，一个人。我很喜欢她的文字，弥散着一丝淡淡的忧伤。忧伤，是一种高贵的气质。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我翻遍了她所有的书，就是找不到她的照片，有些失望。真的。若干年后，也就是二三事面世不久，我在青年报上看到了一张她的照片，扎着两只小辫子，很可爱。我不知道自己为何用“可爱”一词来形容一个比我大了许多岁的女子，可我苦苦思索了半天就是想不出其他的形容词。或许，我已经死在了我的高中时代。
阅览室里很静，几乎没有人。东南角上坐着一个女孩，前面摆着各式各样的杂志。女孩的头发很长，没有扎辫子，披在肩上，遮住了半张脸。很美。
整个阅览室里除了我、那个女孩和一个正在打瞌睡的老师已没有了其他人。
我看了女孩一眼，继而将视线移回到了安妮宝贝的文字上，可心里却有了一种怪怪的感觉，眼睛盯在书上，无奈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我走到书架前，将书放好。
然后，我走到了杂志栏。女孩也走了过来，抱着一大叠杂志。我看着她将杂志放回到了原处，一本一本地。
几乎同时，我和她抓住了同一本萌芽。我看见了她的手指，修长而有灵气。
我和她对视了片刻，继而又错开了眼神。
我松开了手，说，你看吧。
她说，那你呢？
我说，我看上一期的，反正我还没看过。
她说，谢谢。
我说，不用谢。
她说，你是高一新生吧？
我说，嗯。
她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韩漠，你呢？
她说，萧如。
我说，你高几？
她说，高二，不如我做你姐姐吧。
我说，好的。姐姐，你们班上阅读课怎么就你一个人？
她说，不，我们上体育课。今天测八百米，我身体不舒服所以没去。
我说，现在怎么样了？要不要看医生？
她笑了笑，说，不用了，再过几天就会好的。
就这样，我认识了她——我的姐姐，很简单，也很实际，丝毫也没有韩国青春偶像剧中的浪漫与虚伪。有时候，浪漫就是虚伪。
直到若干年以后，我才发觉自己犯了一个无法饶恕自己的错误——认她做姐姐。我无法饶恕自己却又不得不饶恕。我很矛盾。
三
我一个星期有五节英语课，而她一个星期有三节体育课。幸运的是，她上体育课的时候正好是我上英语课的时候。
她喜欢打篮球，一个人。
我则是坐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她。她每进一个球我就会用红砖头在地上划一下。
她往往打了十分钟就累了，走过来和我一起数“正”字。然后，她就会摸摸我的头，说，姐姐打球的素质不错吧。
我说，嗯。
她拉住我的手，说，走，陪姐姐打一会儿。
我说，我不会。
她一脸惊讶，但很快就消失了，笑了笑，说，没关系，姐姐教你，我们先从三步上篮学起。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看着她，她的眸子。
她不由分说地将我拉到了篮球场上。
她做了一个示范，然后将球传给了我。我没有接到，球滚到了很远的地方。
我说，有这么多人看着我，挺不好意思的。姐姐，我看我们就别练了吧。
她说，不行。
我看了看她的脸，柳眉微蹙，我第一次觉得她像我的姐姐。真的。
后来，我在接球时，手指不小心吃了个萝卜干，她一脸愧疚，握住我的手指不停地吹气。
她说，是姐姐不好，手指很疼吧。
我说，已经不疼了。
晚上，我用左手完成了作业，写得很漂亮，因为我左手的指甲留得比右手的长。
第二天，班主任就把我叫到了办公室里，问我的作业是谁代写的。
我说，是韩漠。
班主任说，你不就是韩漠吗？
我说，是啊。
班主任说，好，你不肯说是吧，我会记住你所说的话的。
我并没有为自己辩护，因为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我不愿供出我的左手。真的。
出了办公室，太阳很刺眼。我抬起左手，遮住了双眼。于是，整个世界开始黯然。不知不觉地，泪水蔓延在了黯然之中
第二天，我和她又见面了，在她的体育课上。
她说，手指还疼吗？
我摇了摇头。
她说，你昨天的作业是怎么写的？
我说，用左手。
她说，你是左撇子？
我说，不是。我双手都会写字。
她说，哦。那你有没有告诉老师？
我又摇了摇头。
她说，老师冤枉你了？
我点了点头。
她说，我去跟你的老师说。
我说，不用了。
她没有听我的话。
我不敢去拉她的手。她还是去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远去的背影，轻轻地叫了一声“姐姐”然后，我哭了，没有声音，只有眼泪。
星期二和星期四，她没有体育课。
上英语课时，我照例来到了操场上，寻找着她的身影，默默地。虽然我知道她并没有在操场上。
然后，我坐在了河边的一棵柳树下，看着篮球场上那光怪陆离的身躯，有一种远离尘嚣的感觉。
我的头发很长。自从进了高中，我就没有剪过头发。我天天都会洗头发，因为在我心中，头发是最纯洁的东西。洗完头发，我就会站在阳台上，让风抚摸着，轻轻地。前面是一条高速公路，我不知道它将会通往何方。头发干了，而我的眼睛却湿了。
她说，头发洗多了长起来很快。的确，短短两个月，我的头发就遮住了我的脸。
一阵风吹过，扬起了纤纤柳条，也扬起了我的头发。
柳梢触到了水面，泛起阵阵涟漪
四
那件事发生以后，她就再也没有教我打篮球。
我说，姐姐，你教我吧，我很想学，真的。
她笑了笑，说，你还是别学了。
我说，是我太笨吗？
她说，不是。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学？
她说，因为不会打篮球的男生看上去很有个性。
我说，哦。
不打篮球以后，我和她就下起了围棋，在亭子里。
她总是让我拿黑棋。
我说，姐姐，你不用让我。
她说，姐姐让弟弟是应该的。
一开始，她总是摆出一个“无忧角”使我望而生畏。
下棋时，她总是不说话，用食指和中指夹住棋子，轻轻地放下，没有声音。然后，对我笑了笑。若干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是“手谈”
她的棋艺很高，每一局都输给我一目。
然后她说，想不到你的棋艺这么高，姐姐输得心服口服。
有一次，她问我怎么一直不上课。
于是，我把与英语老师吵架的事告诉了她。
出乎我的意料，她并没有说我，只是笑了笑，说，姐姐教你英语好吗？
我说，好的。
从此，我就跟她学起了英语。“上课”时，我叫她“老师”“下课”后，我叫她“姐姐”
我和她都是住读生。吃好晚饭，我们先上一个小时的英语课。然后，一起去阅览室看书。
阅览室的老师认识了我们。每当我们一起走进阅览室时，她总是会微笑着说，你们来了。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一词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真的。
我和她在东南角的一张桌子前坐下。看着空荡荡的西北角，我有一丝忧伤，忧伤过后是麻木，一种被幸福包围住了的麻木。
我依旧在看安妮宝贝的文字。而她，看的又是萌芽。
不知不觉之中，我将视线转移到了她的身上，胆战兢兢地。
她似乎察觉到了，抬起头来，问我怎么了。
我说，没，没什么。萌芽好看吗？
她说，好看啊，很感人的。你看这篇小说。
她将萌芽推了过来，可我并没有看。
我说，姐姐，你先看吧。
她说，你喜欢看安妮宝贝的书吗？
我点了点头。
于是，我和她各自看起了不同的文字。
突然，我说，姐姐，你很喜欢萌芽吗？
她有些惊讶，说，是啊，怎么了？
我说，我要给萌芽投稿。
她说，你还是别投了。
我说，为什么？
她笑了笑，说，你还小，还没经历过那些事，所以写不出那种感觉。
我说，哦。
然而，我却背着她偷偷地投了稿，石沉江底。我又投了几次，依旧如此。我怀疑那个邮箱被邮递员遗忘了。于是，我早早地站在了邮箱旁，拿着信，等待着邮递员的出现，虔诚地。中午，邮递员来了，打开了邮箱，里面空空如也。我有些失望，但还是把那封写着“巨鹿路675号”的信递给了邮递员。
也许正如她所说的那样，我还小。也许，也许。
五
她高三，我高二。
如果不是那件事情，我到现在还不会知道她的生日。
5月21日，双子座的第一天。
虽然高考将近，可她依旧会给我上一个小时的英语课，然后坐在阅览室的东南角。不过，她带了许多复习资料。而我，依旧看着自己喜欢的文字。一字一字，一行一行，一页一页。
她说我是一个可爱的孩子。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用“可爱”一词来形容我，就像我不知道若干年后自己为什么用这个词来形容安妮宝贝一样。
离开阅览室已是晚上九点半了。我跟在她后面，慢慢地走着，有些困。
一个穿着宽大的衣服的男生叫住了我。
我说，干什么？
他把一只大大的泰迪熊塞给了我，指着前面的萧如说，麻烦你把这个送给她，并祝她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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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的夜有些冷。我站在铁轨上，静静地，一个人。一阵风吹过，扬起沙子，吹入了我的眼睛。
姐姐，我的眼睛好痛。真的。
一
十几岁的时候，我考进了一所中学，莫名其妙地。现在，我已记不得那所中学的名字了，只知道那所中学很复杂，既非公办，又非民办，直到高中毕业时我才知道是转制的。
初中时，我的成绩很好，也得过许多奖，我经常在奖状的反面排草稿。中考填志愿时，我只填了一所市重点中学，胸有成竹得近乎狂傲自大。但最终，录取通知书还是乖乖地躺在了我的手中。
可第二天，老师特地把我叫到了办公室里，告诉我并没有被那所市重点录取。
我没有了感觉，木然地说了三个字——为什么。
老师说，有一个大老板花了许多钱将他的儿子买了进去，所以把你挤出去了。说罢，她还拍了拍我的脑袋，安慰我不要难过。
我愣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挤出一丝笑容，说了声“哦”
出了办公室，我就哭了。
我竟然没有乘公车，徒步走回了家，一点儿也不觉得累。不知道为什么。
我叫韩漠，从小在上海长大，一座纸醉金迷的城市。我和叔叔生活在一起，叔叔是上海人，而我却是西安人。小时候，每当我问叔叔西安在什么地方时，他就会把我带到火车站，指着铁轨远去的方向说，西安在铁轨的那一头。我说，叔叔，我怎么看不见西安？叔叔抚摸着我的脑袋，说，傻孩子，西安在很远的地方。我问，如果一直沿着铁轨走，会走到西安吗？叔叔说，会的。随后，他又补充了一句，不会，肯定不会。韩漠，你还小，有些事你还不懂。
的确，我不懂。真的。
后来，叔叔通过复杂的人际关系，把我送入了那所公不公、民不民的学校。九月初，我揣着四十张写有“中国人民银行”的长方形纸片登上了开往学校的公车，还带着我的名字——韩漠。
在那里，我度过了三个快乐而忧伤的春秋。
我曾清楚地记得在开学第一天我就买了一本日历，将它放在床头。每天在日历的反面写日记，然后撕下来，放在书桌靠右边的那个抽屉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高考那一天，我才把它们全都拿出来，一张一张地看过，一次一次地流泪。然后，我点燃了打火机，一张一张地烧掉，好几次都烧到了手，可我却没有感觉。真的。
朦胧的火苗无情地吞噬着日历，像吞噬我的身体。我有一种血淋淋的快感。
点燃，燃烧，熄灭。
点燃，燃烧，熄灭。
点燃，燃烧，熄灭。
像一个轮回。我很宿命。真的。
我想哭，很想很想，可我却没有了眼泪
二
我的学习成绩很好，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名，而且比第二名高出三十几分。然而，我并不是好学生。很奇怪，就像我从小在上海长大却不是上海人一样。
刚开学不久的一节英语课上，老师问我们谁没背课文。顿时，全班男生齐刷刷地站了起来。我也慢慢地站了起来，一脸茫然。
老师挨个儿问为什么没背，他们都回答忘记了。
轮到我时，我只说了三个字，不想背。
我低着头，没有看老师的脸。我不想看。真的。
老师问我为什么不想背。我说，背了也没多大用处。
老师说，多背课文可以培养语感。
我说，哦。
第二天的一节英语课上，老师在讲grammar，我竟然在下面打起了瞌睡。
老师把我叫了起来。
我说，我不是故意的。
老师似乎认出了我，没有听我的解释，说，第十题选什么？回答不出来你就给我一直站着。
我看了一眼题目，说，选a。
老师问我为什么。
我说，凭语感。
老师说，你也配有语感？
我没有说什么，朝外面走去。
老师说，你干什么去？
我说，我不想上你的课。
老师说，有本事你永远也别上我的课。
我说，好的。
老师说，你英语考不及格别来找我。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
我没有将门关得震天响，而是轻轻地关上，没有声音。
自始至终，我都没看老师一眼。因为，我怕。
我对自己说，我是个好学生。然后，我的视线开始模糊。
一个月后，我的英语考了九十九分。因为我在写“sad”时，一滴眼泪落了下来，墨水化开了，朦胧而诡异。很美。真的。
认识她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
自从不上英语课后，我就会到阅览室去看书。
通常，我会在西北角的一张桌子前坐下，看着安妮宝贝的书，一个人。我很喜欢她的文字，弥散着一丝淡淡的忧伤。忧伤，是一种高贵的气质。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我翻遍了她所有的书，就是找不到她的照片，有些失望。真的。若干年后，也就是二三事面世不久，我在青年报上看到了一张她的照片，扎着两只小辫子，很可爱。我不知道自己为何用“可爱”一词来形容一个比我大了许多岁的女子，可我苦苦思索了半天就是想不出其他的形容词。或许，我已经死在了我的高中时代。
阅览室里很静，几乎没有人。东南角上坐着一个女孩，前面摆着各式各样的杂志。女孩的头发很长，没有扎辫子，披在肩上，遮住了半张脸。很美。
整个阅览室里除了我、那个女孩和一个正在打瞌睡的老师已没有了其他人。
我看了女孩一眼，继而将视线移回到了安妮宝贝的文字上，可心里却有了一种怪怪的感觉，眼睛盯在书上，无奈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我走到书架前，将书放好。
然后，我走到了杂志栏。女孩也走了过来，抱着一大叠杂志。我看着她将杂志放回到了原处，一本一本地。
几乎同时，我和她抓住了同一本萌芽。我看见了她的手指，修长而有灵气。
我和她对视了片刻，继而又错开了眼神。
我松开了手，说，你看吧。
她说，那你呢？
我说，我看上一期的，反正我还没看过。
她说，谢谢。
我说，不用谢。
她说，你是高一新生吧？
我说，嗯。
她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韩漠，你呢？
她说，萧如。
我说，你高几？
她说，高二，不如我做你姐姐吧。
我说，好的。姐姐，你们班上阅读课怎么就你一个人？
她说，不，我们上体育课。今天测八百米，我身体不舒服所以没去。
我说，现在怎么样了？要不要看医生？
她笑了笑，说，不用了，再过几天就会好的。
就这样，我认识了她——我的姐姐，很简单，也很实际，丝毫也没有韩国青春偶像剧中的浪漫与虚伪。有时候，浪漫就是虚伪。
直到若干年以后，我才发觉自己犯了一个无法饶恕自己的错误——认她做姐姐。我无法饶恕自己却又不得不饶恕。我很矛盾。
三
我一个星期有五节英语课，而她一个星期有三节体育课。幸运的是，她上体育课的时候正好是我上英语课的时候。
她喜欢打篮球，一个人。
我则是坐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她。她每进一个球我就会用红砖头在地上划一下。
她往往打了十分钟就累了，走过来和我一起数“正”字。然后，她就会摸摸我的头，说，姐姐打球的素质不错吧。
我说，嗯。
她拉住我的手，说，走，陪姐姐打一会儿。
我说，我不会。
她一脸惊讶，但很快就消失了，笑了笑，说，没关系，姐姐教你，我们先从三步上篮学起。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看着她，她的眸子。
她不由分说地将我拉到了篮球场上。
她做了一个示范，然后将球传给了我。我没有接到，球滚到了很远的地方。
我说，有这么多人看着我，挺不好意思的。姐姐，我看我们就别练了吧。
她说，不行。
我看了看她的脸，柳眉微蹙，我第一次觉得她像我的姐姐。真的。
后来，我在接球时，手指不小心吃了个萝卜干，她一脸愧疚，握住我的手指不停地吹气。
她说，是姐姐不好，手指很疼吧。
我说，已经不疼了。
晚上，我用左手完成了作业，写得很漂亮，因为我左手的指甲留得比右手的长。
第二天，班主任就把我叫到了办公室里，问我的作业是谁代写的。
我说，是韩漠。
班主任说，你不就是韩漠吗？
我说，是啊。
班主任说，好，你不肯说是吧，我会记住你所说的话的。
我并没有为自己辩护，因为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我不愿供出我的左手。真的。
出了办公室，太阳很刺眼。我抬起左手，遮住了双眼。于是，整个世界开始黯然。不知不觉地，泪水蔓延在了黯然之中
第二天，我和她又见面了，在她的体育课上。
她说，手指还疼吗？
我摇了摇头。
她说，你昨天的作业是怎么写的？
我说，用左手。
她说，你是左撇子？
我说，不是。我双手都会写字。
她说，哦。那你有没有告诉老师？
我又摇了摇头。
她说，老师冤枉你了？
我点了点头。
她说，我去跟你的老师说。
我说，不用了。
她没有听我的话。
我不敢去拉她的手。她还是去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远去的背影，轻轻地叫了一声“姐姐”然后，我哭了，没有声音，只有眼泪。
星期二和星期四，她没有体育课。
上英语课时，我照例来到了操场上，寻找着她的身影，默默地。虽然我知道她并没有在操场上。
然后，我坐在了河边的一棵柳树下，看着篮球场上那光怪陆离的身躯，有一种远离尘嚣的感觉。
我的头发很长。自从进了高中，我就没有剪过头发。我天天都会洗头发，因为在我心中，头发是最纯洁的东西。洗完头发，我就会站在阳台上，让风抚摸着，轻轻地。前面是一条高速公路，我不知道它将会通往何方。头发干了，而我的眼睛却湿了。
她说，头发洗多了长起来很快。的确，短短两个月，我的头发就遮住了我的脸。
一阵风吹过，扬起了纤纤柳条，也扬起了我的头发。
柳梢触到了水面，泛起阵阵涟漪
四
那件事发生以后，她就再也没有教我打篮球。
我说，姐姐，你教我吧，我很想学，真的。
她笑了笑，说，你还是别学了。
我说，是我太笨吗？
她说，不是。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学？
她说，因为不会打篮球的男生看上去很有个性。
我说，哦。
不打篮球以后，我和她就下起了围棋，在亭子里。
她总是让我拿黑棋。
我说，姐姐，你不用让我。
她说，姐姐让弟弟是应该的。
一开始，她总是摆出一个“无忧角”使我望而生畏。
下棋时，她总是不说话，用食指和中指夹住棋子，轻轻地放下，没有声音。然后，对我笑了笑。若干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是“手谈”
她的棋艺很高，每一局都输给我一目。
然后她说，想不到你的棋艺这么高，姐姐输得心服口服。
有一次，她问我怎么一直不上课。
于是，我把与英语老师吵架的事告诉了她。
出乎我的意料，她并没有说我，只是笑了笑，说，姐姐教你英语好吗？
我说，好的。
从此，我就跟她学起了英语。“上课”时，我叫她“老师”“下课”后，我叫她“姐姐”
我和她都是住读生。吃好晚饭，我们先上一个小时的英语课。然后，一起去阅览室看书。
阅览室的老师认识了我们。每当我们一起走进阅览室时，她总是会微笑着说，你们来了。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一词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真的。
我和她在东南角的一张桌子前坐下。看着空荡荡的西北角，我有一丝忧伤，忧伤过后是麻木，一种被幸福包围住了的麻木。
我依旧在看安妮宝贝的文字。而她，看的又是萌芽。
不知不觉之中，我将视线转移到了她的身上，胆战兢兢地。
她似乎察觉到了，抬起头来，问我怎么了。
我说，没，没什么。萌芽好看吗？
她说，好看啊，很感人的。你看这篇小说。
她将萌芽推了过来，可我并没有看。
我说，姐姐，你先看吧。
她说，你喜欢看安妮宝贝的书吗？
我点了点头。
于是，我和她各自看起了不同的文字。
突然，我说，姐姐，你很喜欢萌芽吗？
她有些惊讶，说，是啊，怎么了？
我说，我要给萌芽投稿。
她说，你还是别投了。
我说，为什么？
她笑了笑，说，你还小，还没经历过那些事，所以写不出那种感觉。
我说，哦。
然而，我却背着她偷偷地投了稿，石沉江底。我又投了几次，依旧如此。我怀疑那个邮箱被邮递员遗忘了。于是，我早早地站在了邮箱旁，拿着信，等待着邮递员的出现，虔诚地。中午，邮递员来了，打开了邮箱，里面空空如也。我有些失望，但还是把那封写着“巨鹿路675号”的信递给了邮递员。
也许正如她所说的那样，我还小。也许，也许。
五
她高三，我高二。
如果不是那件事情，我到现在还不会知道她的生日。
5月21日，双子座的第一天。
虽然高考将近，可她依旧会给我上一个小时的英语课，然后坐在阅览室的东南角。不过，她带了许多复习资料。而我，依旧看着自己喜欢的文字。一字一字，一行一行，一页一页。
她说我是一个可爱的孩子。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用“可爱”一词来形容我，就像我不知道若干年后自己为什么用这个词来形容安妮宝贝一样。
离开阅览室已是晚上九点半了。我跟在她后面，慢慢地走着，有些困。
一个穿着宽大的衣服的男生叫住了我。
我说，干什么？
他把一只大大的泰迪熊塞给了我，指着前面的萧如说，麻烦你把这个送给她，并祝她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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