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九章法律在壮大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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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倒霉的敌人的过去和未来的每一步则都是犯罪的，应该受到审判和合法惩处的。
刑法典通过才一个星期，但是他们已经把革命后五年的历史全安排进去了。二十年、十年、五年以前，社会革命党曾是一个从事于推翻沙皇制度的友邻的革命政党，它承担了（由于它那恐怖策略的特点）布尔什维克几乎没有遭受过的苦役的主要重负。
现在指控他们的第一条罪状是：社会革命党人是国内战争的发动者！不错，是他们发动了国内战争，这是他们发动的！他们被指控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对它进行了武装抵抗。当他们所支持并且部分地由他们所组成的临时政府被水兵们的机枪火力合法地扫荡了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人非法地试图保卫这个政府（有气无力地试图了一下，马上就动摇了，马上就脱离了那就不一样。但罪也不会因此而轻些。），甚至以射击回答了射击，甚至发动那些在正被推翻的政府下任军职的士官生进行反抗。
他们在武装上被粉碎，但在政治上并没有悔改。他们没有跪在宣布自己为政府的人民委员会面前求饶。他们继续顽固不化地认为以前的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他们没有当即承认自己二十年的政治路线的破产，但曾请求赦免他们，解散他们，请求当局不再认为他们是一个政党。根据同样的理由，所有在地方上和边疆区先后出现的那些政府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萨马拉的、乌发的或者鄂木斯克的、乌克兰的、库班的、乌拉尔的或者外高加索的，都被认为是非法的，因为它们都是在人民委员会以后宣布自己为政府的。
第二条罪状是：他们的行动加深了国内战争的危局，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和六日，他们上街游行示威，因而成为反对工农政府合法政权的暴乱分子；他们支持自己非法的（普遍、自由、平等、秘密和直接投票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反对合法地驱散那个会议与那些示威者的水兵和赤卫队员（立宪会议心平气和地开会能产生什么好结果呢？只可能引起三年国内战争的大火嘛。国内战争之所以会发生，全是因为全体居民们没有同时地和驯顺地服从人民委员会的合法法令）。
第三条罪状是：他们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就是那个没有把俄国的头砍下来而只是砍下一部分躯体的合法的救命的布列斯特和约。起诉书判明，这样一来就具备了“叛国和旨在把国家拖进战争的犯罪行为的全部要件”
叛国行为！这也是可以任意颠倒的一种玩意儿。你怎么摆，它就
由此也就产生出第四条严重的罪状：一九一八年夏天和秋天，当德意志帝国勉强撑持对协约国作战的最后几个月和最后几个星期的时候，信守布列斯特和约的苏维埃政府一列车一列车地运送粮食并每月交付黄金支持着德国进行这个艰苦的斗争社会革命党人则阴险地准备（甚至不是准备，更多是照老习惯反复讨论：如果那该）在这样的一趟列车开出前炸毁铁路，把黄金留在祖国就是说他们“准备犯罪性地破坏我们的人民财产铁路”（当时还不觉得害臊也没有隐瞒不错，是把俄国的黄金运到未来希特勒的帝国去，念了历史和法律两个系的克雷连科也没有想到，他的助手们也没有一个人悄悄提醒，如果钢轨是人民财产，那末也许金条也算？）
从第四条罪状中不可避免地会引伸出第五条罪状来：社会革命党人打算从盟国代表手里拿钱来购置进行这次爆破用的技术器材（为了不交黄金给威廉皇帝，他们想从协约国拿钱）而这已经是极端的叛变行为了！（以防万一起见克雷连科嘟哝说，社会革命党人同鲁登道夫的司令部也有过联系，但找错了主，就离开了。）
由此到达第六条罪状就完全不远了：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九一八年当过协约国的间谍！昨日是革命者-一今天成了间谍！这在当时听来一定是爆炸性的。从那以后这条罪名层出不穷，简直叫人倒了胃口。
还有第七条、第十条这是同萨温科夫、或者同费罗宁科。或者同立宪民主党人、或者同“复兴同盟”（它有过没有？）或者甚至同反动大学生、或者甚至同白军进行合作。
这就是检察长（在审判前给他恢复了这个名号）巧妙地拉出来的一长串罪状。是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出来的也罢，或者是坐在讲台后面突然得到的灵感也罢，他找到了一种同情者的肺腑之言和朋友式的责备语调，在以后的各次审判中他对这种语调用得越来越熟练，味道越来越浓，这种语调在三七年收到了令人震惊的效果。这种语调的目的就是要在审判者和受审者之间寻求一致，共同对抗其余的整个世界。这个曲调是在受审人最喜爱的那根弦上演奏的。公诉人对社会革命党人说：我们与你们可都是革命者呀！（我们！你们加我们等于我们！）你们怎能堕落到去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呢？（这时你们的心大概就要碎了！）同军官们联合呢？何苦要把你们设计的出色的秘密活动技术教给那些反动大学生？（这是十月政变的特别性格：同时向所有政党宣战，又立即禁止它们互相联合“没来抓你，别签名找麻烦。”）
有些被告心里怎么能不活动呢？他们觉得自己怎么竟堕落到这个地步？须知检察长在明亮的大厅里表示的这种同情最能打动从牢房里带出来的囚徒。
克雷连科还开辟出一条这样的逻辑蹊径（后来对维辛斯基控诉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很有用）：你们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你们从他们那里得到金钱接济。起初你们拿钱是用于具体活动，绝非为了党的最终目的但界限在哪里呢？谁能把这两者区分开呢？要知道具体活动不也是党派的目的吗？因此，你们陷进泥坑了：你们社会革命党不就成了资产阶级养活的政党了吗？！你们的革命自豪感到哪里去了？
罪状已经积累得绰绰有余了法庭本可进去评议，给每人铆上应得的惩罚但还有一些麻烦：
这里指控社会革命党的一切罪行都是属于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一八年的；
一九一九年二月社会革命党委员会决定停止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不知是因为斗争得筋疲力尽了，还是社会主义的良心太浓了）。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布尔什维克政府宣布赦免社会革命党过去的一切。该党合法了，走出地下了而两个星期以后就开始了大逮捕，把所有头头们都抓了起来（这就叫：按我们的做法！）；
从那时起他们在狱外没有进行斗争，蹲在监狱里面就更没有进行斗争了（该党中央蹲在布蒂尔卡里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像在沙皇时期那样越狱）所以他们自赦免令直到如今一九二二年什么也没有做过。
他们不进行斗争还不算，他们承认了苏维埃政权！（就是说放弃了自己过去的临时政府，也放弃了立宪会议。）只是请求进行有各党派自由竞选的苏维埃改选。（被告中央委员亨德尔曼甚至在审庭上还说：“请给我们享受全系列的所谓公民自由我们将不会违犯法律。”给他们，还“全系列”呢！）
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怀着敌意的资产阶级兽脸原来在这儿拱出来了！难道可以吗？要知道当前时局严重呀！要知道我们是在受到敌人包围呀！（过二十年，过五十年，过一百年还将这样）而你们却要各党派的自由宣传，狗患于？！
克雷连科说，政治头脑清醒的人对此只能一笑置之，只能耸耸肩膀。为此曾做出过公正的决定：“立即采取国家的一切镇压措施，杜绝这些集团进行反政府宣传的可能。”（第一八三页）于是就把整个社会革命党人的中央委员会（已抓到的）关进监狱！
但现在向他们提出什么罪状呢？我们的检察长抱怨说：“这个时期还没有经过应有的司法调查。”
然而，有一条罪状是万无一失的：也是在那个一九一九年二月，社会革命党人作出过一项决议（但没有付诸实行，可是根据新的刑法典这反正一样）：在红军中进行秘密宣传，使红军战士拒绝参加对付农民的惩罚队。
这是卑鄙阴险的叛变革命行为！劝阻参加惩罚队。
还可以把所谓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团”那些已经溜到了欧洲的主要社会革命党人所说所写所做的（大都是说的和写的）一切，都列为国内这些人的罪状。
但这一切还嫌少了一点。于是又想出一条：“坐在这里的被告中的许多人，本来不应在本案中受到起诉，如果他们没有被控告组织恐怖行动的话！”他说当一九一九年颁布大赦令的时候“苏维埃司法界人士谁也没有想到”社会革命党人还组织针对苏维埃国家领导干部的恐怖行动！（是呀，真的，谁能想到社会革命党人居然还会搞恐怖行动？要是想到了，那就不得不连这些活动一起赦免！当时没有想到这简直是幸运。只有当需要的时候才会想到。）现在这一条罪状是没有得到赦免的（因为赦免的只是斗争）于是现在克雷连科就把它提了出来！
首先是：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还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天就说了些什么？（这些耍嘴皮子的一生中什么没说过呀！）被告们当前的领袖，也就是该党的领袖阿布拉姆-戈茨说过：“如果斯莫尔内的专制者们对立宪会议也要侵犯的话社会革命党将会想起自己久经考验的老策略。”
自然可以预计难以驯服的社会革命党会有这一手。确实很难相信他们放弃了恐怖手段。
克雷连科发牢骚说：“在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的时候”由于是秘密活动“证人的陈述将会很少”“这就使我的任务变得非常困难在这个方面某些时候不得不在黑暗中徘徊。”（第二三六页）
使克雷连科的任务发生困难的还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恐怖行为问题，曾于一九一八年在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里讨论过三次并三次遭到了否决。而现在，过了几年后，却需要证明社会革命党人仍在进行恐怖活动。
社会革命党人当时决定：不在布尔什维克对社会党人实行屠杀政策之前下手。在一九二0年说：如果布尔什维克杀害被捉去当人质的社会革命党人，那末党将拿起武器。（而其他的人质即便给打死也罢）
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要带保留？为什么不绝对放弃？“为什么没有发表绝对否定性的意见？”该党并没有实施任何恐怖行为，这甚至从克雷连科的公诉词中都看得很清楚。但是生拉硬拽地摆出这样一类事实：在一名被告的脑子里曾经有过一个要在人民委员会迁往莫斯科的途中炸毁列车火车头的方案这就等于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犯了恐怖行为罪。执行者伊万诺娃带着一块硝化棉炸药在车站附近守了一夜这就等于图谋颠覆托洛茨基乘坐的列车，也就等于中央委员会犯了恐怖行为罪。或者：中央委员顿斯科伊曾警告卡普兰，如果她向列宁开枪，她将被开除出党。这不够！为什么没有绝对禁止呢？（或者也许会说：为什么不向契卡告发她呢？）卡普兰总归是粘得上去的：她是个社会革命党人。
克雷连科从死公鸡身上拔毛，专为证明社会革命党人没有采取制止他们那些闲得无聊的战斗队员实施个人恐怖行为的措施。（那些战斗队员们也是什么都干的。谢苗诺夫指使谢尔盖耶夫暗杀了沃洛达尔斯基但是该党中央却站在一边没受李连，甚至公开宣布与己无关。可是后来这个谢苗诺夫和他的女友科诺普廖娃带着可疑的诚意向国家政治保卫局、现在又向法庭提供了内容丰富的自愿证词，而这些最可怕的战斗队员在苏维埃法庭上是没人押送的，在休庭时间他们走回家去睡觉。）
关于一个证人，克雷连科是这样解释的：“如果一个人想捏造，他也未必能捏造得这么凑巧，正好说到点子上。”（第二五一页）（很有力！对任何伪证都可以这样说。）或者（关于顿斯科伊）：难道可以“疑心他有过人的洞察力以至能供述出正好是公诉所需要的东西？”关于科诺普廖娃说的正好相反：她的供述确实可信，正是在于她所供述的并非全是公诉所必需的（但是对于判处枪决已经足够了）。“如果我们提出问题，说所有这些全是科诺普廖娃捏造出来的那本很清楚：捏造归捏造（他明知道呀！），你看她还不是完全凭空捏造嘛！（第二五三页）还有这样的说法：“会不会有这次见面？不排除其可能性。”不排除？那就是有过！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然后是“破坏小组”关于它议论了很久，可是忽然说：“它因没有活动而被解散了。”那还要喋喋不休说它干什么？有过几起从苏维埃机关中强取钱款的事件（社会革命党人没有活动经费，需要租房子，来往于各城市）。但从前，照所有革命党的说法，这种行动叫做漂亮而高尚的剥夺。而现在，在苏维埃法庭面前却是“抢劫和窝藏”
在本案的公诉材料中，用法律的昏黄的不眨眼的灯笼，照出了这个高谈阔论、实质上是张惶失措、束手无策甚至无所作为、从未有过像样领导的政党的全部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东拐西弯的历史。于是它的每一个决定或不决定，它的每一次翻滚、冲动或退却现在都变成了，都被认定是它的罪过、罪过、罪过。
一九二一年九月，即审判前十个月，已经蹲在布蒂尔卡监狱中的被捕的中央委员会，给新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写信说，它所同意的不是用任何方式去推翻布尔什维克专政，而只是通过团结劳动群众和宣传鼓动工作的方式，（就是说关在监狱里它还是既不同意用恐怖手段，又不同意依靠密谋求得解放！）这也成了他们的头等大罪：好啊，这意思就是你们同意推翻现政权！
但如果终究还是安不上推翻现政权的罪名，安不上搞恐怖行为的罪名，强取钱物的行为几乎也役有，其他的所有问题早已被宽恕，那怎么办呢？我们亲爱的检察长便使出一件珍藏的法宝：“说到底，不检举也是一种犯罪构成，这无例外地对所有的受审人都是适用的，并且应当认为是已经查明了的。”（第三0五页）
社会革命党已经犯了不检举自己罪。这是逃不脱的！这是新法典中法律思想的新发现，这是把感恩的后代一批一批送到西伯利亚去的铺好的道路。
克雷连科干脆满腔愤怒地大骂被告是一批“永久的凶狠敌人”！因此不用审判就清楚该对他们怎么办。
法典还那么新，甚至规定反革命罪的那些主要条文，克雷连科都没有来得及分别记住号数但他是怎样挥舞这些号数的大棒呀！怎样意味深长地加以引用和解释的呀！好像几十年来断头机的刀片一直是按照这些条文的规定起落的。特别新鲜和重要的是，旧的沙皇法典区分方法和手段的规定，在我们这里没有了！它们对定罪和量刑都没有影响！对于我们来说，意图和行为都一样！作出了一个决议为它就可以进行审判。至于“这个决议是否已经付诸实行这没有任何重大意义。”（第一八五页）在被窝里对老婆咬耳朵说最好能推翻苏维埃政权，或者是在选举时进行宣传鼓动，或者扔一颗炸弹都一样！刑罚都一样！
胸有成竹的画家只消用炭笔勾画几根粗犷的线条，一幅传神的肖像就突然出现了。从一九二二年的速写稿里，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三七年、四五年、四九年的全景。
这是甚至对欧洲都公开的审判的第一次实验，也是“群众的愤怒”的第一次实验。“群众的愤怒”这一招搞得特别成功。
情况是这样的。两个社会党国际第二和第二半（维也纳联盟）在四年间如果不说是狂喜地，那也是完全平静地观察着布尔什维克如何为了社会主义的光辉在砍死人，烧死人，淹死人，枪毙人，在压制着自己的国家，这一切被理解为伟大的社会实验。但是一九二二年春天莫斯科宣布将四十七名社会革命党人交最高法庭审判欧洲社会党的领导人物感到不安了，感到惊慌了。
一九二二年初在柏林为建立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召开了三个“国际”（共产国际代表是布哈林、拉杰克）的会议，社会党要求布尔什维克放弃这次审判。世界革命很需要“统一战线”因而共产国际代表团擅自做了保证：审判将是公开的；各个国际的代表都可以出席，做速记记录；允许被告希望的辩护人出庭；还有越过了法院管辖权的最主要的一条（对于共产党人说来这是屁大的事，但是社会党人也同意了）：在这次审判中将木作出死刑判决。
社会党领导人们高兴了：他们决定亲自去当被告的辩护人。列宁（他正度过着第一次中风前的最后几个星期，但是自己还不知道）在真理报上作出了严厉的反应：“我们付出的太多了。”怎么能许诺不会判死刑，准许社会叛徒们进入我们的法院？随后我们又将看到，托洛茨基也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而且布哈林很快也表示了仟悔。德国共产党的红旗报评论说，如果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履行承担的义务，那他们就是白痴：问题是“统一战线”在德国垮台了，所以原来的一切诺言都白给了。但是共产党人那时候已经开始明白了自己历史性手法的无限威力。审判日期临近了，五月，真理报写道：“我们将准确地履行义务。但是在法庭之外，这些先生们应被置于能保证我国不受这些坏蛋们煽动策略之害的条件中。”五月末，著名社会党人王德威尔德、罗森菲尔德、陶道尔-李卜克内西（被杀害的卡尔的兄弟）就在这样的伴奏声中，出发前往莫斯科了。
从边境车站开始，以及在所有的停车站，社会党人的车厢都遭到愤怒示威的劳动群众的冲击，要求他们交待他们的反革命企图，要王德威尔德交待他为什么要在掠夺性的凡尔赛条约上签字？要不就是砸掉车厢玻璃，扬言还要狠揍他们几巴掌。但最盛大的欢迎还是在莫斯科的温达夫车站：广场上挤满了举着旗帜，带着乐队，唱着歌曲的示威群众。大幅标语牌上写着：“国王大臣王德威尔德先生！您何时受革命法庭审判？”“该隐，该隐”你兄弟卡尔在哪里？”外国人出站时群众叫喊，吹口哨，学猫叫，恐吓，齐声唱：
来了，来了个王德威尔德，
来了，来了个世界大贱货。
当然欢迎来作客，
朋友们，可惜呀，可惜呀，
不能在这儿吊死他。
（这时出了一件尴尬事：罗森菲尔德在人群中看出了正在高兴地把手指放在嘴里吹口哨的布哈林。）随后的几天，傀儡戏班乘着花花绿绿的彩车在莫斯科沿街表演，普希金铜像旁边的露天舞台上不间断地演出着描写社会革命党人和他们的辩护人背叛行为的话剧。托洛茨基和其他演说家们分头下厂，在煽风点火的演说中要求判社会革命党死刑，然后进行党与非党工人的投票。（那时候就已经知道好多办法了：在大批人失业的情况下把不同意的人开除出厂，取消他的工人供应本这还不说契卡。）投了票。各厂纷纷呈递要求死刑的请愿书，这些请愿书和签名人数占满了各报版面。（的确，不同意的人还是有的不得不抓进去几个。）
六月八日开庭审判。受审的有三十二个人，其中二十二个是从布蒂尔卡押来的，十个表示了悔改的，已经不用押送了，布哈林本人和几个共产国际人员为这几个人作辩护。（布哈林和皮亚塔科夫在同一出法庭喜剧中玩得很开心，没感觉到爱留后手的命运的嘲弄。但是命运也留给了考虑的时间每人还各有十五年的寿命，克雷连科也一样。）皮亚塔科夫态度生硬，不让被告发言。卢那察尔斯基，波克洛夫斯基，克拉拉-蔡特金对起诉表示支持。（克雷连科的妻子也在起诉书上签了名，侦查是她主持的好一个全家协作。）
旁听人数不少一千二百人，但其中只有二十二名被告的二十二位亲属，其余人全是共产党员、改装的契卡人员和经过挑选的听众。被告和辩护人的话常常被听众席上的喊声打断。翻译对辩护人歪曲审判庭上的话，对审判庭歪曲辩护人的话，法庭以讥笑的口吻驳回辩护人的请求，辩护方的证人不许入场，速记记录做得使人认不出自己的发言。
第一次开庭皮亚塔科夫就宣布，法庭审案将不采取什么不偏不倚的态度，决心完全按照有关苏维埃政权利益的考虑办事。
一周后，外国辩护人竟然不知分寸地向法院提意见，说好像违反了柏林协议最后法庭骄傲地回答说，它就是法院，是不能受任何协议约束的。
社会党辩护人彻底泄了气。他们出席这个法庭仅能造成正常诉讼程序的假象，他们放弃辩护，现在只想回欧洲了但是不放他们走。这些显要的客人们只得宣布绝食！只是在这以后才准许他们于六月十九日启程。很可惜，因为他们错过了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场面六月二十日，沃洛达尔斯基遇刺纪念日。
集合了来自各工厂的队伍（有的厂子关上大门，以免工人们事前溜号，有的厂子收走出入证，有的地方白给一顿饭），旗帜和标语牌上写着“处死被告”军人的队伍那就不用说了。红场上召开群众大会。皮亚塔科夫讲话，保证要加以严惩，克雷连科，加米涅夫，布哈林，拉杰克，共产党演说家的全体精英，都讲了话。然后游行队伍向法院大楼进发，已经回到那儿的皮达可夫命令把被告们带到面对波涛汹涌的群众的大开的窗口前。他们站在那里、辱骂和嘲笑像冰雹一样朝他们袭来，一块“处死社会革命党”的牌子砸在戈茨身上。所有这一切占用了下班后的五个小时，天已经黑下来（莫斯科的半白夜）皮亚塔科夫在大厅里宣布，群众大会代表团要求进来。克雷连科做了解释，说虽然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依据苏维埃政权的精神，这完全是可以的。代表团涌进了大厅，在这里发表了两个小时的谩骂式的恐吓言论，要求判死刑，审判员们听着，握手，感谢，保证毫不留情。气氛白热化到这种程度，以至被告和他们的亲属以为当场要实施私刑了。（戈茨，同情革命的富有的茶商的孙子，这样一个沙皇时代的成绩斐然的恐怖分子，谋杀与刺死杜尔诺沃、敏、里曼、阿基莫夫、舒瓦洛夫、拉奇科夫斯基的参加者，在他的战斗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落到过这种地步！）但是人民愤怒的热潮到此就打住了，尽管法庭还继续审理了一个半月。一天以后连苏维埃的辩护人也离开了法庭（很快他们也该被逮捕和驱逐了）。
这里能叫人看到许多我们熟悉的未来的特征，但是被告们的行动还远远没有被制服，他们还没有被迫使讲反对自己的话。左翼政党的传统的自欺欺人的概念他们是劳动者利益的卫士还在支持着他们。在白白丧失了的妥协投降的岁月之后，迟到的坚强又回到了他们身上。被告贝尔革指控布尔什维克枪杀维护立宪会议的游行者；再如利别罗夫直言不讳地说：“我承认自己的过错在于一九一八年我为推翻布尔什维克做的工作不够。”（第一0三页）叶夫根尼-拉特涅尔也说了同样的话，贝格又说：“我认为自己对俄国工人有罪的是，我没有能够用全力同所谓工农政权进行斗争、但我希望，我的时间还没有过去。”（已经过去了。亲爱的，已经过去了。）
这里还有着那种酷爱讲响亮话的老毛病-一但是也有着坚强性。
检察长论证说：被告们对苏维埃俄国具有危险性，因为他们认为过去所做的一切都县好事。“也许某些受审人在安慰自己，以为将来某个时候写历史的人会称赞他们或称赞他们在法庭卜的行为。”
还有全俄中执委在审判后所作的决议也指出：他们“在审判过程中保留了继续”进行以往活动的权利。
被告人亨德尔曼-格拉包夫斯基（自己就是法学家）在法庭上表现得与众不同，他同克雷连科就篡改证人陈述，就“审判前对待证人的特殊方法”-一此句可读作：就证人事先受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明显处理等问题进行了争论（这时全套都已经有了！全套都有了！再抓紧一把就可以达到理想境界了）。原来预审工作是在检察长（就是克雷连科）的监督下进行的，并且有意识地消除了陈述中个别不一致的地方。也有一些在法庭开庭时才第一次作出的陈述。
当然难免有毛糙之处。难免有疏漏的地方。但归根结底“我们应当完全明确和清醒地宣告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历史的法庭将怎样评价我们的所作所为的问题。”（第三二五页）
至于毛糙之处我们会加以考虑、加以改正。
但暂时克雷连科为了设法摆脱困境大概是在苏维埃法学上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想起了调查这个字眼！在侦查之前的初步调查！瞧，他说得多么头头是道：以前那种没有检察长监督的并曾被你们认为是侦查的工作那叫做调查。目前在检察长监督之下进行的扎好绳头拧紧螺钉并被你们认为是再侦查的工作这才正是侦查呀！杂乱无章的“没有经过侦查检验的调查机关的材料，比之侦查的材料”（如果指导得法）“其诉讼证据价值小得多”（第三二八页）
真巧妙，可谓天衣无缝。
实事求是而论，克雷连科是应该感到委屈的，他花了半年的时间去准备这次审判，在审判中叫喊了两个月，还费了十五个小时的劲去念完自己的公诉词，而其实所有这些被告都曾“不止一两次地落入过肃反机关的手里，并且是在这些机关具有非常权力的时候；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保全了性命”（第三二二页）而现在把合法地拉他们去枪毙的差事留给了克雷连科。
当然“判决应当只有一种一个不剩地全部枪决！”但是，克雷连科宽宏地附带声明，本案毕竟是在全世界注视之下进行的，检察长所说的“对法庭并不是指示”如果是指示，那法庭就“必须遵照执行”（第三一九页）
好一个法庭，如果还需要向它说明这个！
检察员提出枪决之后建议被告声明悔过和退党。全体都拒绝了。
于是法庭就在自己的判决中表现得肆无忌惮了：它真的不是“全部一个不剩”地都宣告枪决，而只是给十四个人宣判枪决。其余的监禁、劳改营，还有上百人“另立专案进行审理”
读者，务请记住：共和国的所有其余的法院都在瞧着“最高法庭，[它]给他们以指示”（第四0七页）“高庭”的判决是被“当作指示性文件”对待的。（第四0九页）各地还要拓进多少人去这只有请你们自己动动脑子了。
看来全俄中执委主席团对整个这场审判行使一次改判权是值得的。法庭判决书首先送到俄共（布）代表会议上，会上有人提议以驱逐出境代替枪决。但是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布哈林提议（好一个三人小组，而且意见一致）：二十四小时之内声明退党则判五年流放，否则立即枪决。通过了加米涅夫的建议，成为全俄中执委的决定；批准死刑，但暂缓执行。已决犯的命运取决于留在外面（显然包括境外的）社会革命党人的举动。如果社会革命党人继续进行哪怕是地下密谋活动，更不用说武装斗争，这十二个人将被枪决。
这样就用死来对他们进行折磨：任何一天都可能是拉去枪毙的日子。把他们从尚可接触外界的布蒂尔卡藏进了卢宾卡，剥夺了会见、通信和送交物品的权利不过若干人的妻子也马上被抓起来遣送出莫斯科了。
在俄罗斯的田地里已经是第二次收割和平时期的庄稼了。除了契卡的院子外，任何地方都已经听不到枪声了（在雅罗斯拉夫尔毙了彼尔胡罗夫，在彼得格勒文涅明大主教。还将不断、不断、不断）。这时我们的最初的外交人员和记者们正航行在蓝天碧海之间，出国赴任。而工农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却把终生的人质留在自己的怀抱。
执政党的党员们读了六十期报道审判经过的真理报（他们都读报）大家都说对，对，对。谁也没有说一个不字。
因此，他们后来在三七年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有什么可以抱怨呢？难道不是已经奠定了无法无天的一切基础了吗起初是契卡的非司法制裁，革命军事法庭的司法制裁，后来是这些早期的审判和这个年幼的法典？难道一九三七年不也是适宜的吗（适宜于斯大林的目的，也许还适宜于历史的目的）？
克霍连科脱。说出，他们审判的不是过去，而是将来，这是有预见的。
只是挥起第一镰需要费点劲。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前后，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萨温科夫进入了苏联国境。他当即被逮捕并被解送到卢宾卡。
关于这次归来有过许多猜测。但不久前一个叫阿尔达玛茨基的人（此人显然同克格勒的档案与人物有联系）发表了一篇包含着一些矫揉造作的文学胡诌，但是看来还是接近真实的历史故事。（涅瓦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一期）。国家政治保卫局把萨温科夫的一些代理人拉了过去，又哄骗了他的另一些代理人，通过他们甩出了牢靠的钓钩：他们放出风声说，在俄国国内有一个庞大的地下组织正苦于没有适当的领导人！这是最有吸引力的钓饵。何况萨温科夫决不甘心在尼斯”悄悄地结束他的动乱的一生。
全部侦查只是一次讯问全是自愿的供述和对活动的评价。八月二十三日就已经提出了起诉书。（速度之快简直不可思议，但这产生了效果。准是有什么人正确地估计到，如果逼迫萨温科夫做出可怜的假供这只会破坏可信性的印象。）
在用颠倒黑白的术语精心炮制的起诉书里，给萨温科夫加上了无所不包的罪名：“最贫苦农民的彻头彻尾的敌人”；“帮助俄国资产阶级实现帝国主义意图”（意思是赞成继续对德作战）；“与盟军指挥部代表有来往”（当时他担任军事次长的职务！）；“挑拨性地参加士兵委员会”（指的是曾被士兵代表选入委员会）；还有一个叫人笑掉大牙的罪名抱有“对帝制的好感”但这都是些老名堂。还有一些新花样所有未来的审判不可或缺的罪名：从帝国主义分子手里拿钱；为波兰充当间谍（漏掉了日本！）；还有想用氰化钾来毒死红军（但是一个红军战士也没有毒死）。
八月二十六日开始了审判。审判长是乌尔里赫（这里我们第一次遇见他），可是既没有公诉人，也没有辩护人。萨温科夫为自己辩护的话很少，辩护几句也是懒洋洋的，对罪证几乎没提出争议。以下的曲调看来非常合用，它正好能打动被告的心弦：我们和你都是俄国人！你和我们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你爱俄国，这是无可置疑的，我们尊重你的爱国感情但我们难道不爱吗？难道我们现在不就是俄国的强盛与光荣吗？而你却想反对我们？悔悟吧！
但是最稀奇的是判决：“适用极刑并不为保护革命秩序的利益所需，同时认为，报复的动机不能指导无产阶级群众的法律意识”决定判处剥夺自由十年以代替枪决。
这是耸人听闻的，这在当时使许多人莫名其妙：软化？蜕化？乌尔里赫甚至在真理报上对宽宥萨温科夫的原因作了解释并表示了歉意。是啊，七年来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已经变得多么强大！难道它还怕一个萨温科夫！（而在二十周年的时候它将会变得弱起来，请勿见怪，我们将枪毙几十万人。）
继归国之谜以后，这项非死刑判决又成了第二个谜。（布尔采夫解释，他们欺骗萨温科夫，说在国家政治保卫局里存在着某些准备与社会革命党结盟的反对派组织，他本人将被释放并被吸收参加活动，他部分地是因此上了当，所以走上了和侦查人员勾结的道路。）审判之后，准许萨温科夫向国外发公开信，包括给布尔采夫，其中要流亡的革命党人相信，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是立足于人民的支持之上的，进行反对它的斗争是不可容许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两个谜却被第三个谜压倒了：萨温科夫在阴郁情绪的支配下从未安装防护物的窗户跳到卢宾卡的内院，而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守护天使们当时没法子截住他，结果一命呜呼。但是，萨温科夫留下了一份为他们开脱责任的凭据，以防万一（免得引起职务上的麻烦），对自杀的原因作了合情合理头头是道的说明信编写得那么可信，那么合乎萨温科夫的气质和笔法，使人们完全相信：除了他本人外谁也不能写出这样的信来，他是在意识到政治破产的情况下自杀的。（见多识广的布尔采夫就这样把发生的一切都归结为萨温科夫的背叛上，就这样无论对信件的真实性，对自杀都没有感到任何可疑。任何的洞察力都是有限度的。）
我们，我们这些傻瓜，卢宾卡晚来的囚犯们，也轻信地学舌说：卢宾卡楼梯并扎上的铁网是从萨温科夫在这里跳楼以后绷上的。我们被这个美丽的传说所征服而忘记了：狱吏们的经验是国际性的！在美国的监狱里本世纪之初就有了铁网苏联的技术怎能落后呢？
在一九三七年，一个过去的契卡人员阿尔图尔-普留贝尔在科雷马垂死的时候向旁边的一个人说，他是把萨温科夫从五层楼窗口扔到卢宾卡院子里的四个人中间的一个！（而这是同阿尔达马茨基现在的叙述不相矛盾的；这个低矮的窗台，几乎像是阳台的门槛，而不是窗子特意选择的房间！只是在阿尔达马茨基的文章里，守护天使们在那里发呆，而依普留贝尔的说法是一齐扑了上去。）
这样，第二个谜仁慈得异乎寻常的判决之谜，就被粗鲁的第三个谜解开了。
这个传闻十分隐约，但我是听到了，而我在一九六七年又把它告诉了m-h-雅库博维奇，他还保留着年轻人的活跃劲头，眼睛闪闪发光地惊叫起来：“我信！正好对上头！我以前却没有相信布留姆金说的话，以为他是吹牛皮。”事情弄清楚了：在20年代末期，布留姆金曾经非常机密地告诉雅库博维奇，所谓萨温科夫的临终遗书，是他布留姆金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使写的。原来，萨温科夫被关着的时候，布留姆金可以经常出入他的监室傍晚给萨温科夫“散散心”（萨温科夫是否感觉到这是死神上门一个善于讨好、态度亲切的死神，你猜不出他将会叫你怎么死法）。布留姆金靠这个办法熟悉了萨温科夫的讲话和思想的风格，掌握了他最后的一些想法。
人们要问，为什么要从窗里扔出去呢？毒死不更简单吗？大概因为遗骸要给什么人看，或者事先考虑过要给什么人看。
这里正好接着把布留姆金的遭遇说完。当他还是一个气焰万丈的契卡人员的时候，曼德尔施塔姆曾以大无畏的精神给过他当头一律。爱伦堡动手写过布留姆金忽然感到害臊不写了。其实是有东西可写的。一九一八年粉碎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后，他这个杀害米尔巴赫的凶手不仅没有受到惩罚，不仅没有落到所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共同下场，反而被捷尔任斯基保护起来（正像他曾想保护科瑟列夫一样），外表上变成了布尔什维克。养着他看来是为了叫他去干一些重大的湿活。有一次，在30年代初，他曾到国外去进行暗杀活动。然而，冒险主义的本性或对托洛茨基的钦佩使他跑到了太子岛去一；问问这个宗教课程教师有没有带到苏联去的任务？托洛茨基要他带给拉狄克一封信。布留姆金带回来转交了，如果正得意的拉狄克不是当时已经当了眼线，那末布留姆金去见托洛茨基的事，就会永远没人知道。但是拉狄克毁坏了布留姆金，于是这个人便被拉狄克本人曾亲手用最初的血乳喂养起来的怪物的大嘴吞了进去。
然而所有主要的和著名的审判都在前面
那些倒霉的敌人的过去和未来的每一步则都是犯罪的，应该受到审判和合法惩处的。
刑法典通过才一个星期，但是他们已经把革命后五年的历史全安排进去了。二十年、十年、五年以前，社会革命党曾是一个从事于推翻沙皇制度的友邻的革命政党，它承担了（由于它那恐怖策略的特点）布尔什维克几乎没有遭受过的苦役的主要重负。
现在指控他们的第一条罪状是：社会革命党人是国内战争的发动者！不错，是他们发动了国内战争，这是他们发动的！他们被指控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对它进行了武装抵抗。当他们所支持并且部分地由他们所组成的临时政府被水兵们的机枪火力合法地扫荡了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人非法地试图保卫这个政府（有气无力地试图了一下，马上就动摇了，马上就脱离了那就不一样。但罪也不会因此而轻些。），甚至以射击回答了射击，甚至发动那些在正被推翻的政府下任军职的士官生进行反抗。
他们在武装上被粉碎，但在政治上并没有悔改。他们没有跪在宣布自己为政府的人民委员会面前求饶。他们继续顽固不化地认为以前的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他们没有当即承认自己二十年的政治路线的破产，但曾请求赦免他们，解散他们，请求当局不再认为他们是一个政党。根据同样的理由，所有在地方上和边疆区先后出现的那些政府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萨马拉的、乌发的或者鄂木斯克的、乌克兰的、库班的、乌拉尔的或者外高加索的，都被认为是非法的，因为它们都是在人民委员会以后宣布自己为政府的。
第二条罪状是：他们的行动加深了国内战争的危局，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和六日，他们上街游行示威，因而成为反对工农政府合法政权的暴乱分子；他们支持自己非法的（普遍、自由、平等、秘密和直接投票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反对合法地驱散那个会议与那些示威者的水兵和赤卫队员（立宪会议心平气和地开会能产生什么好结果呢？只可能引起三年国内战争的大火嘛。国内战争之所以会发生，全是因为全体居民们没有同时地和驯顺地服从人民委员会的合法法令）。
第三条罪状是：他们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就是那个没有把俄国的头砍下来而只是砍下一部分躯体的合法的救命的布列斯特和约。起诉书判明，这样一来就具备了“叛国和旨在把国家拖进战争的犯罪行为的全部要件”
叛国行为！这也是可以任意颠倒的一种玩意儿。你怎么摆，它就
由此也就产生出第四条严重的罪状：一九一八年夏天和秋天，当德意志帝国勉强撑持对协约国作战的最后几个月和最后几个星期的时候，信守布列斯特和约的苏维埃政府一列车一列车地运送粮食并每月交付黄金支持着德国进行这个艰苦的斗争社会革命党人则阴险地准备（甚至不是准备，更多是照老习惯反复讨论：如果那该）在这样的一趟列车开出前炸毁铁路，把黄金留在祖国就是说他们“准备犯罪性地破坏我们的人民财产铁路”（当时还不觉得害臊也没有隐瞒不错，是把俄国的黄金运到未来希特勒的帝国去，念了历史和法律两个系的克雷连科也没有想到，他的助手们也没有一个人悄悄提醒，如果钢轨是人民财产，那末也许金条也算？）
从第四条罪状中不可避免地会引伸出第五条罪状来：社会革命党人打算从盟国代表手里拿钱来购置进行这次爆破用的技术器材（为了不交黄金给威廉皇帝，他们想从协约国拿钱）而这已经是极端的叛变行为了！（以防万一起见克雷连科嘟哝说，社会革命党人同鲁登道夫的司令部也有过联系，但找错了主，就离开了。）
由此到达第六条罪状就完全不远了：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九一八年当过协约国的间谍！昨日是革命者-一今天成了间谍！这在当时听来一定是爆炸性的。从那以后这条罪名层出不穷，简直叫人倒了胃口。
还有第七条、第十条这是同萨温科夫、或者同费罗宁科。或者同立宪民主党人、或者同“复兴同盟”（它有过没有？）或者甚至同反动大学生、或者甚至同白军进行合作。
这就是检察长（在审判前给他恢复了这个名号）巧妙地拉出来的一长串罪状。是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出来的也罢，或者是坐在讲台后面突然得到的灵感也罢，他找到了一种同情者的肺腑之言和朋友式的责备语调，在以后的各次审判中他对这种语调用得越来越熟练，味道越来越浓，这种语调在三七年收到了令人震惊的效果。这种语调的目的就是要在审判者和受审者之间寻求一致，共同对抗其余的整个世界。这个曲调是在受审人最喜爱的那根弦上演奏的。公诉人对社会革命党人说：我们与你们可都是革命者呀！（我们！你们加我们等于我们！）你们怎能堕落到去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呢？（这时你们的心大概就要碎了！）同军官们联合呢？何苦要把你们设计的出色的秘密活动技术教给那些反动大学生？（这是十月政变的特别性格：同时向所有政党宣战，又立即禁止它们互相联合“没来抓你，别签名找麻烦。”）
有些被告心里怎么能不活动呢？他们觉得自己怎么竟堕落到这个地步？须知检察长在明亮的大厅里表示的这种同情最能打动从牢房里带出来的囚徒。
克雷连科还开辟出一条这样的逻辑蹊径（后来对维辛斯基控诉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很有用）：你们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你们从他们那里得到金钱接济。起初你们拿钱是用于具体活动，绝非为了党的最终目的但界限在哪里呢？谁能把这两者区分开呢？要知道具体活动不也是党派的目的吗？因此，你们陷进泥坑了：你们社会革命党不就成了资产阶级养活的政党了吗？！你们的革命自豪感到哪里去了？
罪状已经积累得绰绰有余了法庭本可进去评议，给每人铆上应得的惩罚但还有一些麻烦：
这里指控社会革命党的一切罪行都是属于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一八年的；
一九一九年二月社会革命党委员会决定停止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不知是因为斗争得筋疲力尽了，还是社会主义的良心太浓了）。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布尔什维克政府宣布赦免社会革命党过去的一切。该党合法了，走出地下了而两个星期以后就开始了大逮捕，把所有头头们都抓了起来（这就叫：按我们的做法！）；
从那时起他们在狱外没有进行斗争，蹲在监狱里面就更没有进行斗争了（该党中央蹲在布蒂尔卡里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像在沙皇时期那样越狱）所以他们自赦免令直到如今一九二二年什么也没有做过。
他们不进行斗争还不算，他们承认了苏维埃政权！（就是说放弃了自己过去的临时政府，也放弃了立宪会议。）只是请求进行有各党派自由竞选的苏维埃改选。（被告中央委员亨德尔曼甚至在审庭上还说：“请给我们享受全系列的所谓公民自由我们将不会违犯法律。”给他们，还“全系列”呢！）
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怀着敌意的资产阶级兽脸原来在这儿拱出来了！难道可以吗？要知道当前时局严重呀！要知道我们是在受到敌人包围呀！（过二十年，过五十年，过一百年还将这样）而你们却要各党派的自由宣传，狗患于？！
克雷连科说，政治头脑清醒的人对此只能一笑置之，只能耸耸肩膀。为此曾做出过公正的决定：“立即采取国家的一切镇压措施，杜绝这些集团进行反政府宣传的可能。”（第一八三页）于是就把整个社会革命党人的中央委员会（已抓到的）关进监狱！
但现在向他们提出什么罪状呢？我们的检察长抱怨说：“这个时期还没有经过应有的司法调查。”
然而，有一条罪状是万无一失的：也是在那个一九一九年二月，社会革命党人作出过一项决议（但没有付诸实行，可是根据新的刑法典这反正一样）：在红军中进行秘密宣传，使红军战士拒绝参加对付农民的惩罚队。
这是卑鄙阴险的叛变革命行为！劝阻参加惩罚队。
还可以把所谓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团”那些已经溜到了欧洲的主要社会革命党人所说所写所做的（大都是说的和写的）一切，都列为国内这些人的罪状。
但这一切还嫌少了一点。于是又想出一条：“坐在这里的被告中的许多人，本来不应在本案中受到起诉，如果他们没有被控告组织恐怖行动的话！”他说当一九一九年颁布大赦令的时候“苏维埃司法界人士谁也没有想到”社会革命党人还组织针对苏维埃国家领导干部的恐怖行动！（是呀，真的，谁能想到社会革命党人居然还会搞恐怖行动？要是想到了，那就不得不连这些活动一起赦免！当时没有想到这简直是幸运。只有当需要的时候才会想到。）现在这一条罪状是没有得到赦免的（因为赦免的只是斗争）于是现在克雷连科就把它提了出来！
首先是：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还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天就说了些什么？（这些耍嘴皮子的一生中什么没说过呀！）被告们当前的领袖，也就是该党的领袖阿布拉姆-戈茨说过：“如果斯莫尔内的专制者们对立宪会议也要侵犯的话社会革命党将会想起自己久经考验的老策略。”
自然可以预计难以驯服的社会革命党会有这一手。确实很难相信他们放弃了恐怖手段。
克雷连科发牢骚说：“在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的时候”由于是秘密活动“证人的陈述将会很少”“这就使我的任务变得非常困难在这个方面某些时候不得不在黑暗中徘徊。”（第二三六页）
使克雷连科的任务发生困难的还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恐怖行为问题，曾于一九一八年在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里讨论过三次并三次遭到了否决。而现在，过了几年后，却需要证明社会革命党人仍在进行恐怖活动。
社会革命党人当时决定：不在布尔什维克对社会党人实行屠杀政策之前下手。在一九二0年说：如果布尔什维克杀害被捉去当人质的社会革命党人，那末党将拿起武器。（而其他的人质即便给打死也罢）
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要带保留？为什么不绝对放弃？“为什么没有发表绝对否定性的意见？”该党并没有实施任何恐怖行为，这甚至从克雷连科的公诉词中都看得很清楚。但是生拉硬拽地摆出这样一类事实：在一名被告的脑子里曾经有过一个要在人民委员会迁往莫斯科的途中炸毁列车火车头的方案这就等于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犯了恐怖行为罪。执行者伊万诺娃带着一块硝化棉炸药在车站附近守了一夜这就等于图谋颠覆托洛茨基乘坐的列车，也就等于中央委员会犯了恐怖行为罪。或者：中央委员顿斯科伊曾警告卡普兰，如果她向列宁开枪，她将被开除出党。这不够！为什么没有绝对禁止呢？（或者也许会说：为什么不向契卡告发她呢？）卡普兰总归是粘得上去的：她是个社会革命党人。
克雷连科从死公鸡身上拔毛，专为证明社会革命党人没有采取制止他们那些闲得无聊的战斗队员实施个人恐怖行为的措施。（那些战斗队员们也是什么都干的。谢苗诺夫指使谢尔盖耶夫暗杀了沃洛达尔斯基但是该党中央却站在一边没受李连，甚至公开宣布与己无关。可是后来这个谢苗诺夫和他的女友科诺普廖娃带着可疑的诚意向国家政治保卫局、现在又向法庭提供了内容丰富的自愿证词，而这些最可怕的战斗队员在苏维埃法庭上是没人押送的，在休庭时间他们走回家去睡觉。）
关于一个证人，克雷连科是这样解释的：“如果一个人想捏造，他也未必能捏造得这么凑巧，正好说到点子上。”（第二五一页）（很有力！对任何伪证都可以这样说。）或者（关于顿斯科伊）：难道可以“疑心他有过人的洞察力以至能供述出正好是公诉所需要的东西？”关于科诺普廖娃说的正好相反：她的供述确实可信，正是在于她所供述的并非全是公诉所必需的（但是对于判处枪决已经足够了）。“如果我们提出问题，说所有这些全是科诺普廖娃捏造出来的那本很清楚：捏造归捏造（他明知道呀！），你看她还不是完全凭空捏造嘛！（第二五三页）还有这样的说法：“会不会有这次见面？不排除其可能性。”不排除？那就是有过！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然后是“破坏小组”关于它议论了很久，可是忽然说：“它因没有活动而被解散了。”那还要喋喋不休说它干什么？有过几起从苏维埃机关中强取钱款的事件（社会革命党人没有活动经费，需要租房子，来往于各城市）。但从前，照所有革命党的说法，这种行动叫做漂亮而高尚的剥夺。而现在，在苏维埃法庭面前却是“抢劫和窝藏”
在本案的公诉材料中，用法律的昏黄的不眨眼的灯笼，照出了这个高谈阔论、实质上是张惶失措、束手无策甚至无所作为、从未有过像样领导的政党的全部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东拐西弯的历史。于是它的每一个决定或不决定，它的每一次翻滚、冲动或退却现在都变成了，都被认定是它的罪过、罪过、罪过。
一九二一年九月，即审判前十个月，已经蹲在布蒂尔卡监狱中的被捕的中央委员会，给新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写信说，它所同意的不是用任何方式去推翻布尔什维克专政，而只是通过团结劳动群众和宣传鼓动工作的方式，（就是说关在监狱里它还是既不同意用恐怖手段，又不同意依靠密谋求得解放！）这也成了他们的头等大罪：好啊，这意思就是你们同意推翻现政权！
但如果终究还是安不上推翻现政权的罪名，安不上搞恐怖行为的罪名，强取钱物的行为几乎也役有，其他的所有问题早已被宽恕，那怎么办呢？我们亲爱的检察长便使出一件珍藏的法宝：“说到底，不检举也是一种犯罪构成，这无例外地对所有的受审人都是适用的，并且应当认为是已经查明了的。”（第三0五页）
社会革命党已经犯了不检举自己罪。这是逃不脱的！这是新法典中法律思想的新发现，这是把感恩的后代一批一批送到西伯利亚去的铺好的道路。
克雷连科干脆满腔愤怒地大骂被告是一批“永久的凶狠敌人”！因此不用审判就清楚该对他们怎么办。
法典还那么新，甚至规定反革命罪的那些主要条文，克雷连科都没有来得及分别记住号数但他是怎样挥舞这些号数的大棒呀！怎样意味深长地加以引用和解释的呀！好像几十年来断头机的刀片一直是按照这些条文的规定起落的。特别新鲜和重要的是，旧的沙皇法典区分方法和手段的规定，在我们这里没有了！它们对定罪和量刑都没有影响！对于我们来说，意图和行为都一样！作出了一个决议为它就可以进行审判。至于“这个决议是否已经付诸实行这没有任何重大意义。”（第一八五页）在被窝里对老婆咬耳朵说最好能推翻苏维埃政权，或者是在选举时进行宣传鼓动，或者扔一颗炸弹都一样！刑罚都一样！
胸有成竹的画家只消用炭笔勾画几根粗犷的线条，一幅传神的肖像就突然出现了。从一九二二年的速写稿里，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三七年、四五年、四九年的全景。
这是甚至对欧洲都公开的审判的第一次实验，也是“群众的愤怒”的第一次实验。“群众的愤怒”这一招搞得特别成功。
情况是这样的。两个社会党国际第二和第二半（维也纳联盟）在四年间如果不说是狂喜地，那也是完全平静地观察着布尔什维克如何为了社会主义的光辉在砍死人，烧死人，淹死人，枪毙人，在压制着自己的国家，这一切被理解为伟大的社会实验。但是一九二二年春天莫斯科宣布将四十七名社会革命党人交最高法庭审判欧洲社会党的领导人物感到不安了，感到惊慌了。
一九二二年初在柏林为建立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召开了三个“国际”（共产国际代表是布哈林、拉杰克）的会议，社会党要求布尔什维克放弃这次审判。世界革命很需要“统一战线”因而共产国际代表团擅自做了保证：审判将是公开的；各个国际的代表都可以出席，做速记记录；允许被告希望的辩护人出庭；还有越过了法院管辖权的最主要的一条（对于共产党人说来这是屁大的事，但是社会党人也同意了）：在这次审判中将木作出死刑判决。
社会党领导人们高兴了：他们决定亲自去当被告的辩护人。列宁（他正度过着第一次中风前的最后几个星期，但是自己还不知道）在真理报上作出了严厉的反应：“我们付出的太多了。”怎么能许诺不会判死刑，准许社会叛徒们进入我们的法院？随后我们又将看到，托洛茨基也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而且布哈林很快也表示了仟悔。德国共产党的红旗报评论说，如果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履行承担的义务，那他们就是白痴：问题是“统一战线”在德国垮台了，所以原来的一切诺言都白给了。但是共产党人那时候已经开始明白了自己历史性手法的无限威力。审判日期临近了，五月，真理报写道：“我们将准确地履行义务。但是在法庭之外，这些先生们应被置于能保证我国不受这些坏蛋们煽动策略之害的条件中。”五月末，著名社会党人王德威尔德、罗森菲尔德、陶道尔-李卜克内西（被杀害的卡尔的兄弟）就在这样的伴奏声中，出发前往莫斯科了。
从边境车站开始，以及在所有的停车站，社会党人的车厢都遭到愤怒示威的劳动群众的冲击，要求他们交待他们的反革命企图，要王德威尔德交待他为什么要在掠夺性的凡尔赛条约上签字？要不就是砸掉车厢玻璃，扬言还要狠揍他们几巴掌。但最盛大的欢迎还是在莫斯科的温达夫车站：广场上挤满了举着旗帜，带着乐队，唱着歌曲的示威群众。大幅标语牌上写着：“国王大臣王德威尔德先生！您何时受革命法庭审判？”“该隐，该隐”你兄弟卡尔在哪里？”外国人出站时群众叫喊，吹口哨，学猫叫，恐吓，齐声唱：
来了，来了个王德威尔德，
来了，来了个世界大贱货。
当然欢迎来作客，
朋友们，可惜呀，可惜呀，
不能在这儿吊死他。
（这时出了一件尴尬事：罗森菲尔德在人群中看出了正在高兴地把手指放在嘴里吹口哨的布哈林。）随后的几天，傀儡戏班乘着花花绿绿的彩车在莫斯科沿街表演，普希金铜像旁边的露天舞台上不间断地演出着描写社会革命党人和他们的辩护人背叛行为的话剧。托洛茨基和其他演说家们分头下厂，在煽风点火的演说中要求判社会革命党死刑，然后进行党与非党工人的投票。（那时候就已经知道好多办法了：在大批人失业的情况下把不同意的人开除出厂，取消他的工人供应本这还不说契卡。）投了票。各厂纷纷呈递要求死刑的请愿书，这些请愿书和签名人数占满了各报版面。（的确，不同意的人还是有的不得不抓进去几个。）
六月八日开庭审判。受审的有三十二个人，其中二十二个是从布蒂尔卡押来的，十个表示了悔改的，已经不用押送了，布哈林本人和几个共产国际人员为这几个人作辩护。（布哈林和皮亚塔科夫在同一出法庭喜剧中玩得很开心，没感觉到爱留后手的命运的嘲弄。但是命运也留给了考虑的时间每人还各有十五年的寿命，克雷连科也一样。）皮亚塔科夫态度生硬，不让被告发言。卢那察尔斯基，波克洛夫斯基，克拉拉-蔡特金对起诉表示支持。（克雷连科的妻子也在起诉书上签了名，侦查是她主持的好一个全家协作。）
旁听人数不少一千二百人，但其中只有二十二名被告的二十二位亲属，其余人全是共产党员、改装的契卡人员和经过挑选的听众。被告和辩护人的话常常被听众席上的喊声打断。翻译对辩护人歪曲审判庭上的话，对审判庭歪曲辩护人的话，法庭以讥笑的口吻驳回辩护人的请求，辩护方的证人不许入场，速记记录做得使人认不出自己的发言。
第一次开庭皮亚塔科夫就宣布，法庭审案将不采取什么不偏不倚的态度，决心完全按照有关苏维埃政权利益的考虑办事。
一周后，外国辩护人竟然不知分寸地向法院提意见，说好像违反了柏林协议最后法庭骄傲地回答说，它就是法院，是不能受任何协议约束的。
社会党辩护人彻底泄了气。他们出席这个法庭仅能造成正常诉讼程序的假象，他们放弃辩护，现在只想回欧洲了但是不放他们走。这些显要的客人们只得宣布绝食！只是在这以后才准许他们于六月十九日启程。很可惜，因为他们错过了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场面六月二十日，沃洛达尔斯基遇刺纪念日。
集合了来自各工厂的队伍（有的厂子关上大门，以免工人们事前溜号，有的厂子收走出入证，有的地方白给一顿饭），旗帜和标语牌上写着“处死被告”军人的队伍那就不用说了。红场上召开群众大会。皮亚塔科夫讲话，保证要加以严惩，克雷连科，加米涅夫，布哈林，拉杰克，共产党演说家的全体精英，都讲了话。然后游行队伍向法院大楼进发，已经回到那儿的皮达可夫命令把被告们带到面对波涛汹涌的群众的大开的窗口前。他们站在那里、辱骂和嘲笑像冰雹一样朝他们袭来，一块“处死社会革命党”的牌子砸在戈茨身上。所有这一切占用了下班后的五个小时，天已经黑下来（莫斯科的半白夜）皮亚塔科夫在大厅里宣布，群众大会代表团要求进来。克雷连科做了解释，说虽然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依据苏维埃政权的精神，这完全是可以的。代表团涌进了大厅，在这里发表了两个小时的谩骂式的恐吓言论，要求判死刑，审判员们听着，握手，感谢，保证毫不留情。气氛白热化到这种程度，以至被告和他们的亲属以为当场要实施私刑了。（戈茨，同情革命的富有的茶商的孙子，这样一个沙皇时代的成绩斐然的恐怖分子，谋杀与刺死杜尔诺沃、敏、里曼、阿基莫夫、舒瓦洛夫、拉奇科夫斯基的参加者，在他的战斗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落到过这种地步！）但是人民愤怒的热潮到此就打住了，尽管法庭还继续审理了一个半月。一天以后连苏维埃的辩护人也离开了法庭（很快他们也该被逮捕和驱逐了）。
这里能叫人看到许多我们熟悉的未来的特征，但是被告们的行动还远远没有被制服，他们还没有被迫使讲反对自己的话。左翼政党的传统的自欺欺人的概念他们是劳动者利益的卫士还在支持着他们。在白白丧失了的妥协投降的岁月之后，迟到的坚强又回到了他们身上。被告贝尔革指控布尔什维克枪杀维护立宪会议的游行者；再如利别罗夫直言不讳地说：“我承认自己的过错在于一九一八年我为推翻布尔什维克做的工作不够。”（第一0三页）叶夫根尼-拉特涅尔也说了同样的话，贝格又说：“我认为自己对俄国工人有罪的是，我没有能够用全力同所谓工农政权进行斗争、但我希望，我的时间还没有过去。”（已经过去了。亲爱的，已经过去了。）
这里还有着那种酷爱讲响亮话的老毛病-一但是也有着坚强性。
检察长论证说：被告们对苏维埃俄国具有危险性，因为他们认为过去所做的一切都县好事。“也许某些受审人在安慰自己，以为将来某个时候写历史的人会称赞他们或称赞他们在法庭卜的行为。”
还有全俄中执委在审判后所作的决议也指出：他们“在审判过程中保留了继续”进行以往活动的权利。
被告人亨德尔曼-格拉包夫斯基（自己就是法学家）在法庭上表现得与众不同，他同克雷连科就篡改证人陈述，就“审判前对待证人的特殊方法”-一此句可读作：就证人事先受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明显处理等问题进行了争论（这时全套都已经有了！全套都有了！再抓紧一把就可以达到理想境界了）。原来预审工作是在检察长（就是克雷连科）的监督下进行的，并且有意识地消除了陈述中个别不一致的地方。也有一些在法庭开庭时才第一次作出的陈述。
当然难免有毛糙之处。难免有疏漏的地方。但归根结底“我们应当完全明确和清醒地宣告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历史的法庭将怎样评价我们的所作所为的问题。”（第三二五页）
至于毛糙之处我们会加以考虑、加以改正。
但暂时克雷连科为了设法摆脱困境大概是在苏维埃法学上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想起了调查这个字眼！在侦查之前的初步调查！瞧，他说得多么头头是道：以前那种没有检察长监督的并曾被你们认为是侦查的工作那叫做调查。目前在检察长监督之下进行的扎好绳头拧紧螺钉并被你们认为是再侦查的工作这才正是侦查呀！杂乱无章的“没有经过侦查检验的调查机关的材料，比之侦查的材料”（如果指导得法）“其诉讼证据价值小得多”（第三二八页）
真巧妙，可谓天衣无缝。
实事求是而论，克雷连科是应该感到委屈的，他花了半年的时间去准备这次审判，在审判中叫喊了两个月，还费了十五个小时的劲去念完自己的公诉词，而其实所有这些被告都曾“不止一两次地落入过肃反机关的手里，并且是在这些机关具有非常权力的时候；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保全了性命”（第三二二页）而现在把合法地拉他们去枪毙的差事留给了克雷连科。
当然“判决应当只有一种一个不剩地全部枪决！”但是，克雷连科宽宏地附带声明，本案毕竟是在全世界注视之下进行的，检察长所说的“对法庭并不是指示”如果是指示，那法庭就“必须遵照执行”（第三一九页）
好一个法庭，如果还需要向它说明这个！
检察员提出枪决之后建议被告声明悔过和退党。全体都拒绝了。
于是法庭就在自己的判决中表现得肆无忌惮了：它真的不是“全部一个不剩”地都宣告枪决，而只是给十四个人宣判枪决。其余的监禁、劳改营，还有上百人“另立专案进行审理”
读者，务请记住：共和国的所有其余的法院都在瞧着“最高法庭，[它]给他们以指示”（第四0七页）“高庭”的判决是被“当作指示性文件”对待的。（第四0九页）各地还要拓进多少人去这只有请你们自己动动脑子了。
看来全俄中执委主席团对整个这场审判行使一次改判权是值得的。法庭判决书首先送到俄共（布）代表会议上，会上有人提议以驱逐出境代替枪决。但是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布哈林提议（好一个三人小组，而且意见一致）：二十四小时之内声明退党则判五年流放，否则立即枪决。通过了加米涅夫的建议，成为全俄中执委的决定；批准死刑，但暂缓执行。已决犯的命运取决于留在外面（显然包括境外的）社会革命党人的举动。如果社会革命党人继续进行哪怕是地下密谋活动，更不用说武装斗争，这十二个人将被枪决。
这样就用死来对他们进行折磨：任何一天都可能是拉去枪毙的日子。把他们从尚可接触外界的布蒂尔卡藏进了卢宾卡，剥夺了会见、通信和送交物品的权利不过若干人的妻子也马上被抓起来遣送出莫斯科了。
在俄罗斯的田地里已经是第二次收割和平时期的庄稼了。除了契卡的院子外，任何地方都已经听不到枪声了（在雅罗斯拉夫尔毙了彼尔胡罗夫，在彼得格勒文涅明大主教。还将不断、不断、不断）。这时我们的最初的外交人员和记者们正航行在蓝天碧海之间，出国赴任。而工农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却把终生的人质留在自己的怀抱。
执政党的党员们读了六十期报道审判经过的真理报（他们都读报）大家都说对，对，对。谁也没有说一个不字。
因此，他们后来在三七年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有什么可以抱怨呢？难道不是已经奠定了无法无天的一切基础了吗起初是契卡的非司法制裁，革命军事法庭的司法制裁，后来是这些早期的审判和这个年幼的法典？难道一九三七年不也是适宜的吗（适宜于斯大林的目的，也许还适宜于历史的目的）？
克霍连科脱。说出，他们审判的不是过去，而是将来，这是有预见的。
只是挥起第一镰需要费点劲。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前后，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萨温科夫进入了苏联国境。他当即被逮捕并被解送到卢宾卡。
关于这次归来有过许多猜测。但不久前一个叫阿尔达玛茨基的人（此人显然同克格勒的档案与人物有联系）发表了一篇包含着一些矫揉造作的文学胡诌，但是看来还是接近真实的历史故事。（涅瓦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一期）。国家政治保卫局把萨温科夫的一些代理人拉了过去，又哄骗了他的另一些代理人，通过他们甩出了牢靠的钓钩：他们放出风声说，在俄国国内有一个庞大的地下组织正苦于没有适当的领导人！这是最有吸引力的钓饵。何况萨温科夫决不甘心在尼斯”悄悄地结束他的动乱的一生。
全部侦查只是一次讯问全是自愿的供述和对活动的评价。八月二十三日就已经提出了起诉书。（速度之快简直不可思议，但这产生了效果。准是有什么人正确地估计到，如果逼迫萨温科夫做出可怜的假供这只会破坏可信性的印象。）
在用颠倒黑白的术语精心炮制的起诉书里，给萨温科夫加上了无所不包的罪名：“最贫苦农民的彻头彻尾的敌人”；“帮助俄国资产阶级实现帝国主义意图”（意思是赞成继续对德作战）；“与盟军指挥部代表有来往”（当时他担任军事次长的职务！）；“挑拨性地参加士兵委员会”（指的是曾被士兵代表选入委员会）；还有一个叫人笑掉大牙的罪名抱有“对帝制的好感”但这都是些老名堂。还有一些新花样所有未来的审判不可或缺的罪名：从帝国主义分子手里拿钱；为波兰充当间谍（漏掉了日本！）；还有想用氰化钾来毒死红军（但是一个红军战士也没有毒死）。
八月二十六日开始了审判。审判长是乌尔里赫（这里我们第一次遇见他），可是既没有公诉人，也没有辩护人。萨温科夫为自己辩护的话很少，辩护几句也是懒洋洋的，对罪证几乎没提出争议。以下的曲调看来非常合用，它正好能打动被告的心弦：我们和你都是俄国人！你和我们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你爱俄国，这是无可置疑的，我们尊重你的爱国感情但我们难道不爱吗？难道我们现在不就是俄国的强盛与光荣吗？而你却想反对我们？悔悟吧！
但是最稀奇的是判决：“适用极刑并不为保护革命秩序的利益所需，同时认为，报复的动机不能指导无产阶级群众的法律意识”决定判处剥夺自由十年以代替枪决。
这是耸人听闻的，这在当时使许多人莫名其妙：软化？蜕化？乌尔里赫甚至在真理报上对宽宥萨温科夫的原因作了解释并表示了歉意。是啊，七年来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已经变得多么强大！难道它还怕一个萨温科夫！（而在二十周年的时候它将会变得弱起来，请勿见怪，我们将枪毙几十万人。）
继归国之谜以后，这项非死刑判决又成了第二个谜。（布尔采夫解释，他们欺骗萨温科夫，说在国家政治保卫局里存在着某些准备与社会革命党结盟的反对派组织，他本人将被释放并被吸收参加活动，他部分地是因此上了当，所以走上了和侦查人员勾结的道路。）审判之后，准许萨温科夫向国外发公开信，包括给布尔采夫，其中要流亡的革命党人相信，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是立足于人民的支持之上的，进行反对它的斗争是不可容许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两个谜却被第三个谜压倒了：萨温科夫在阴郁情绪的支配下从未安装防护物的窗户跳到卢宾卡的内院，而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守护天使们当时没法子截住他，结果一命呜呼。但是，萨温科夫留下了一份为他们开脱责任的凭据，以防万一（免得引起职务上的麻烦），对自杀的原因作了合情合理头头是道的说明信编写得那么可信，那么合乎萨温科夫的气质和笔法，使人们完全相信：除了他本人外谁也不能写出这样的信来，他是在意识到政治破产的情况下自杀的。（见多识广的布尔采夫就这样把发生的一切都归结为萨温科夫的背叛上，就这样无论对信件的真实性，对自杀都没有感到任何可疑。任何的洞察力都是有限度的。）
我们，我们这些傻瓜，卢宾卡晚来的囚犯们，也轻信地学舌说：卢宾卡楼梯并扎上的铁网是从萨温科夫在这里跳楼以后绷上的。我们被这个美丽的传说所征服而忘记了：狱吏们的经验是国际性的！在美国的监狱里本世纪之初就有了铁网苏联的技术怎能落后呢？
在一九三七年，一个过去的契卡人员阿尔图尔-普留贝尔在科雷马垂死的时候向旁边的一个人说，他是把萨温科夫从五层楼窗口扔到卢宾卡院子里的四个人中间的一个！（而这是同阿尔达马茨基现在的叙述不相矛盾的；这个低矮的窗台，几乎像是阳台的门槛，而不是窗子特意选择的房间！只是在阿尔达马茨基的文章里，守护天使们在那里发呆，而依普留贝尔的说法是一齐扑了上去。）
这样，第二个谜仁慈得异乎寻常的判决之谜，就被粗鲁的第三个谜解开了。
这个传闻十分隐约，但我是听到了，而我在一九六七年又把它告诉了m-h-雅库博维奇，他还保留着年轻人的活跃劲头，眼睛闪闪发光地惊叫起来：“我信！正好对上头！我以前却没有相信布留姆金说的话，以为他是吹牛皮。”事情弄清楚了：在20年代末期，布留姆金曾经非常机密地告诉雅库博维奇，所谓萨温科夫的临终遗书，是他布留姆金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使写的。原来，萨温科夫被关着的时候，布留姆金可以经常出入他的监室傍晚给萨温科夫“散散心”（萨温科夫是否感觉到这是死神上门一个善于讨好、态度亲切的死神，你猜不出他将会叫你怎么死法）。布留姆金靠这个办法熟悉了萨温科夫的讲话和思想的风格，掌握了他最后的一些想法。
人们要问，为什么要从窗里扔出去呢？毒死不更简单吗？大概因为遗骸要给什么人看，或者事先考虑过要给什么人看。
这里正好接着把布留姆金的遭遇说完。当他还是一个气焰万丈的契卡人员的时候，曼德尔施塔姆曾以大无畏的精神给过他当头一律。爱伦堡动手写过布留姆金忽然感到害臊不写了。其实是有东西可写的。一九一八年粉碎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后，他这个杀害米尔巴赫的凶手不仅没有受到惩罚，不仅没有落到所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共同下场，反而被捷尔任斯基保护起来（正像他曾想保护科瑟列夫一样），外表上变成了布尔什维克。养着他看来是为了叫他去干一些重大的湿活。有一次，在30年代初，他曾到国外去进行暗杀活动。然而，冒险主义的本性或对托洛茨基的钦佩使他跑到了太子岛去一；问问这个宗教课程教师有没有带到苏联去的任务？托洛茨基要他带给拉狄克一封信。布留姆金带回来转交了，如果正得意的拉狄克不是当时已经当了眼线，那末布留姆金去见托洛茨基的事，就会永远没人知道。但是拉狄克毁坏了布留姆金，于是这个人便被拉狄克本人曾亲手用最初的血乳喂养起来的怪物的大嘴吞了进去。
然而所有主要的和著名的审判都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