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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举措，对于激发国企活力，推进地方经济发展，增强民生收入意义重大，必将引起深远影响云云。这种观点据说也体现了某些高层领导的意思。
98年的国企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各地的国企改革正在热烈进行。而“青城模式”就是其中一个比较激进的典型。在浩浩荡荡的国企改革浪潮中，国企改制，职工买断工龄，减员增效，职工大批下岗。
安在涛却明白，如果说国企改制是大的方向合乎发展潮流，但在改革改制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譬如让国企经营者低价买断国企经营权，全民资产贱卖给少数管理者，大量的职工下岗。再譬如就是“青城模式”为代表的过于急功近利的“大跃进式改制”，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改制了再说。
显然，与后来的MBO并购相比，这种“职工当家作主”式的改革更加具有煽动性，更加能迎合起民意。但是，国企改革的目的不是让渡产权而是激发国企活力，让国企走出困境。
值得玩味的是，本次中央党校青干班毕业的“作业”就是针对“青城模式”写一篇4000字左右的论文，要求学员要认真思考和准备，力争提出自己的观点。
经济日报的报道是刘彦之前采写的，选择在这个时候发表出来，显然有为自己“加分”的现实考量。看着刘彦微微有些得意的俏丽的面孔，安在涛心里暗笑。心道，你现在得意，可用不了几年你就会为写这样的文章而后悔。
安在涛回到宿舍，提笔写下了几个字，但下笔时稍稍有些犹豫。
作为一个前世擅长经济报道的重生者，他比谁都明白，“青城模式”的由来和没落以及被批判的始末经过。
“青城模式”与后世的所谓MBO并购（即国企高管并购），还不完全是一码事。“全卖光”的要求，最初并不是青城县委县政府提出来的，也不是国企经营者提出来的，而是很多国企职工提出来的。
其实一开始，为了避免全盘“私有化”的政治经济风险，青城县的改革腹案原本是改制后的国企保留大约30％的国有股权，继续当第一大股东，但职工们坚决不同意，甚至坚决抵制。他们说：“要卖你们就全卖光，一股也别留！只要还留下一股，这个企业就还是政府说了算，我们占多大股份都白搭。”征求了许多家企业的意见，职工们不约而同地都表示“要么卖光，要么不卖”，最后政府只好彻底让步，国有股从改制企业中完全退出。
如此“国退民进改革”的第一个结果，是参股的国企职工们把原来无职无权的职代会变成了有职有权的股东会。改制后一个月，全县17家企业有14家原厂长经理被职工兼股东们选下了台。许多企业股东大会的第一项决议，就是卖掉厂长经理专用的小汽车。看着原来整天大吃大喝的经营者如今变成了普通职工，每天要和自己一样下车间干活，职工们如同大包干以后的农民们看着原来一点农活不干的村干部如今天天下地劳动一样兴高采烈！
也和大包干以后的农村一样，改革以后，工人们迸发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热情，短期内企业效益飞速上升。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30％算是少的，有的企业甚至提高了将近两倍！“现在是给自己干了。”一句心底里的话就彻底消灭了所有懒汉，大锅饭的弊端似乎一时间得到完全的破题。
青城模式开全国风气之先，在当时自然是承受着极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国有资产如有一分一毛的流失都必定导致改革被彻底否定。在一片争论声中，中央各部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去检查青城改制后企业的账本，没有发现有任何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也没有造成职工下岗。而刘彦文章的“立足点”显然就在这里。
刘彦在报道中洋洋洒洒，她不遗余力地鼓吹青城模式对于国内国企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借鉴性，甚至列举了很多改制企业如今的经济数据以及某些中央领导对于青城模式的认可性言论。
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一开始效果确实是明显的，但后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全体职工皆是股东，大伙都对企业抱有极大的热情，当一年后股份投入成本被收回之后，职工股东们对企业经营的热情就大幅降低，企业产值和效率就慢慢下降至了一个低点。
而且，因为“多数人参与”，时间越长导致企业经营管理越加混乱。而这，也是后来青城县主动对改革模式进行自我修正，提高企业经营层持股和国家控股份额的重要原因所在。
……
……
安在涛沉吟着，他拥有着其他学员所没有的政治敏锐性和前瞻性、对于后世政治方向和经济方向的预知，他明白这是自己的一个机会，或者，写好这一篇文章会给自己的官场生涯来一个开门红。
但全盘否定“全体职工持股的青城模式”有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因为肯定和支持青城模式的中央领导还在位。但是，中央高层领导和核心领导层里，也有很多反对之声——毕竟国企改革不是完全彻底的国退民进，青城模式或许有其特殊性，但不应该得到复制和推广。而这些反对者在几年后就占据了主流走上了权力的前台，安在涛想要“迎合”的就是这。毕竟，他的仕途才刚刚开始。
他思考了良久，这才决定找一个点，在不全盘否定青城模式的基础上，对这种“全体职工持股式国企改革”造成的国家税收流失来谈一谈自己的看法，这样一来，即不会有什么政治风险，又侧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必将会引起部分高层领导的关注，甚至会引起很多经济学家的共鸣。
而他清楚地记得，在99年初的**上，好几个经济学家提出了关于某些地方国企激进改革造成国家财税流失的问题，并形成了提案上报**，他还做过这个新闻。
安在涛在稿纸上写下一个“青城模式的几个弊端”的字样，又旋即划了去，并小心翼翼地将纸张撕毁。这个年代虽然不是文化大**时代，但这种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的文字必须要慎之又慎。
……
……
就在安在涛构思这篇注定要引起巨大*澜的文章的时候，滨海市的权力格局也在发生着暗流涌动。市委副书记（党群书记）刘克即将退居二线，不久后的**上，他肯定会进人大干副主任，这已经是国内官场的基本惯例。由此，就腾出一个常委的位子来。
目前，看上去希望最大的是已经成为市委书记杜庚心腹的夏天农。
然而，杜庚现在虽然渐渐掌握起滨海的权力大局，但他毕竟是空降而来的市委书记一把手，蒙虎作为土生土长的滨海干部，作为担任滨海市长多年且代理过滨海一把手权力的官员，根深蒂固，他当然也竭力要推举自己的心腹一系人马进入常委班子。
改革举措，对于激发国企活力，推进地方经济发展，增强民生收入意义重大，必将引起深远影响云云。这种观点据说也体现了某些高层领导的意思。
98年的国企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各地的国企改革正在热烈进行。而“青城模式”就是其中一个比较激进的典型。在浩浩荡荡的国企改革浪潮中，国企改制，职工买断工龄，减员增效，职工大批下岗。
安在涛却明白，如果说国企改制是大的方向合乎发展潮流，但在改革改制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譬如让国企经营者低价买断国企经营权，全民资产贱卖给少数管理者，大量的职工下岗。再譬如就是“青城模式”为代表的过于急功近利的“大跃进式改制”，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改制了再说。
显然，与后来的MBO并购相比，这种“职工当家作主”式的改革更加具有煽动性，更加能迎合起民意。但是，国企改革的目的不是让渡产权而是激发国企活力，让国企走出困境。
值得玩味的是，本次中央党校青干班毕业的“作业”就是针对“青城模式”写一篇4000字左右的论文，要求学员要认真思考和准备，力争提出自己的观点。
经济日报的报道是刘彦之前采写的，选择在这个时候发表出来，显然有为自己“加分”的现实考量。看着刘彦微微有些得意的俏丽的面孔，安在涛心里暗笑。心道，你现在得意，可用不了几年你就会为写这样的文章而后悔。
安在涛回到宿舍，提笔写下了几个字，但下笔时稍稍有些犹豫。
作为一个前世擅长经济报道的重生者，他比谁都明白，“青城模式”的由来和没落以及被批判的始末经过。
“青城模式”与后世的所谓MBO并购（即国企高管并购），还不完全是一码事。“全卖光”的要求，最初并不是青城县委县政府提出来的，也不是国企经营者提出来的，而是很多国企职工提出来的。
其实一开始，为了避免全盘“私有化”的政治经济风险，青城县的改革腹案原本是改制后的国企保留大约30％的国有股权，继续当第一大股东，但职工们坚决不同意，甚至坚决抵制。他们说：“要卖你们就全卖光，一股也别留！只要还留下一股，这个企业就还是政府说了算，我们占多大股份都白搭。”征求了许多家企业的意见，职工们不约而同地都表示“要么卖光，要么不卖”，最后政府只好彻底让步，国有股从改制企业中完全退出。
如此“国退民进改革”的第一个结果，是参股的国企职工们把原来无职无权的职代会变成了有职有权的股东会。改制后一个月，全县17家企业有14家原厂长经理被职工兼股东们选下了台。许多企业股东大会的第一项决议，就是卖掉厂长经理专用的小汽车。看着原来整天大吃大喝的经营者如今变成了普通职工，每天要和自己一样下车间干活，职工们如同大包干以后的农民们看着原来一点农活不干的村干部如今天天下地劳动一样兴高采烈！
也和大包干以后的农村一样，改革以后，工人们迸发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热情，短期内企业效益飞速上升。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30％算是少的，有的企业甚至提高了将近两倍！“现在是给自己干了。”一句心底里的话就彻底消灭了所有懒汉，大锅饭的弊端似乎一时间得到完全的破题。
青城模式开全国风气之先，在当时自然是承受着极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国有资产如有一分一毛的流失都必定导致改革被彻底否定。在一片争论声中，中央各部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去检查青城改制后企业的账本，没有发现有任何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也没有造成职工下岗。而刘彦文章的“立足点”显然就在这里。
刘彦在报道中洋洋洒洒，她不遗余力地鼓吹青城模式对于国内国企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借鉴性，甚至列举了很多改制企业如今的经济数据以及某些中央领导对于青城模式的认可性言论。
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一开始效果确实是明显的，但后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全体职工皆是股东，大伙都对企业抱有极大的热情，当一年后股份投入成本被收回之后，职工股东们对企业经营的热情就大幅降低，企业产值和效率就慢慢下降至了一个低点。
而且，因为“多数人参与”，时间越长导致企业经营管理越加混乱。而这，也是后来青城县主动对改革模式进行自我修正，提高企业经营层持股和国家控股份额的重要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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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在涛沉吟着，他拥有着其他学员所没有的政治敏锐性和前瞻性、对于后世政治方向和经济方向的预知，他明白这是自己的一个机会，或者，写好这一篇文章会给自己的官场生涯来一个开门红。
但全盘否定“全体职工持股的青城模式”有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因为肯定和支持青城模式的中央领导还在位。但是，中央高层领导和核心领导层里，也有很多反对之声——毕竟国企改革不是完全彻底的国退民进，青城模式或许有其特殊性，但不应该得到复制和推广。而这些反对者在几年后就占据了主流走上了权力的前台，安在涛想要“迎合”的就是这。毕竟，他的仕途才刚刚开始。
他思考了良久，这才决定找一个点，在不全盘否定青城模式的基础上，对这种“全体职工持股式国企改革”造成的国家税收流失来谈一谈自己的看法，这样一来，即不会有什么政治风险，又侧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必将会引起部分高层领导的关注，甚至会引起很多经济学家的共鸣。
而他清楚地记得，在99年初的**上，好几个经济学家提出了关于某些地方国企激进改革造成国家财税流失的问题，并形成了提案上报**，他还做过这个新闻。
安在涛在稿纸上写下一个“青城模式的几个弊端”的字样，又旋即划了去，并小心翼翼地将纸张撕毁。这个年代虽然不是文化大**时代，但这种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的文字必须要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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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安在涛构思这篇注定要引起巨大*澜的文章的时候，滨海市的权力格局也在发生着暗流涌动。市委副书记（党群书记）刘克即将退居二线，不久后的**上，他肯定会进人大干副主任，这已经是国内官场的基本惯例。由此，就腾出一个常委的位子来。
目前，看上去希望最大的是已经成为市委书记杜庚心腹的夏天农。
然而，杜庚现在虽然渐渐掌握起滨海的权力大局，但他毕竟是空降而来的市委书记一把手，蒙虎作为土生土长的滨海干部，作为担任滨海市长多年且代理过滨海一把手权力的官员，根深蒂固，他当然也竭力要推举自己的心腹一系人马进入常委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