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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邓名还考虑进行一些经济规划,不过掂量了一番自己的数学水平,以及能够在这个时代找到的数学帮手后,他放弃了这个想法。秀才功名的给予问题,成为了成都周围军民最热衷于讨论的话题。自从新政策发布后,现在无论是城外种地的秀才,还是成都府的驻军,几乎人人都把“秀才”和“欠条”挂在嘴边。熟人见面,互相问好之后,不出三句话就会讨论起这个他们最关心的问题。现在成都附近的百姓都是散居而没有形成村落,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德高望重的族长出来进行总结性发言。临时搭建的宣讲台一下子变成了居民聚集的躇,加上现在又是农闲阶段,众多秀才终日聚集在一起议论这项政策。得知此事后,邓名立刻找到了仍毫无反应的刘晋戈,让他派人去各个宣讲台站岗。这些宣讲台都是提刑衙门的兵丁在荒地上搭建起来的,邓名认为它们应该是成都官府的财产,因此每个登台讲话的秀才要收一元作为演讲半个时辰的费用。付费后会有提刑衙门的兵丁帮助维持秩序,不许别人抢夺付费者的使用权力,还可以提供一个铁皮扩音器。由于欠条刚刚开始英,所以如果演讲者手中没有,可以在提刑衙门记账。半个时辰一元,这当然并没有多少收入,可邓名希望借此进一步巩固欠条的信用。此外,一元就相当于一升粮食,肯花一升粮食上台说话的,大多都是比较有政治天赋的秀才,既需要进行鼓励,也值得把他们的姓名记录下来跟踪观察。白天用于演说的时候,这些讲台是免费旁听的,但从傍晚开始也许会有收费演出——这个主意依旧是邓名想出来的。刘晋戈多日来苦苦思索,但一个收费项目也没想出来。刘晋戈按照邓名的建议,从成都府军中挑了一些士兵组成演出队,去远近的宣讲台巡回表演戏曲和杂耍,每个观众要收一角的门票钱。虽然表演的水平相当一般,但观众们还是提前赶来占个好位置,看得津津有味。事先邓名曾和刘晋戈和卫士们说,现在欠条的信用度比较低,所以百姓很愿意用来消费——以前若是让百姓隔三差五地花几个大钱去看戏,多半没有多少人愿意去——事实也证明了这个判断,虽然收入有多有少,但各个集合点的演讲费和表演门票收入加起来,一天也能给提刑衙门挣回百来元钱。实施后的第二天,邓名又去视察了一遍。邓名对刘晋戈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等到农民更富裕了,可以根据座位的前后区别收费,比如第一排三角、末排一角,通过消费者对消费质量的追求和攀比心理提高收入。见到邓名随随便便就能拿出一个又一个回收欠条的办法,刘晋戈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且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胜任行政长官的能力。不少卫士都觉得刘晋戈确实没有什么悟性。任堂虽然略有同感,但还是好言安慰刘晋戈说,在这个世上,恐怕很少有比邓提督更会做买卖的人了,输给邓提督实在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半个月后,先后从江油和绵竹返回的刘曜、杨有才二人,从两地带回了五千多男丁,还有两千妇孺。得知成都的巨变后,刘曜和杨有才暂时都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这一年来,邓名的种种政策给二人带来不少好处,让成都恢复了一定的自卫能力,因此他们对邓名的任何新政策都不会立刻反对。刚刚抵达成都的五千多男丁,他们的身份大都是隶属于将领的辅兵,住下几天以后听说了邓名的法规,立刻就掀起了退军还民的狂潮。大批的军户纷纷奔到刘晋戈的提刑衙门前哭诉,说他们本来就是大明的百姓,是被江油、剑阁等地的军官强逼着从军的,现在他们坚决要求邓提督为民做主,恢复他们的平民身份。不少人还表示愿意按手印,保证缴纳双倍的保护费给提刑官衙门,如果还不行,三倍、五倍也可以商量,只要能换到欠条成为秀才就好。这种思潮当然给刚刚抵达成都的外地将官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他们根基不稳,只能跑来向邓名诉苦,称这些辅兵多年来都在他们的军中吃粮,本人不但坚持抗清,而且还响应号召来到成都投奔邓名,要求邓提督看在他们这些功劳、苦劳的面子上,让提刑官衙门回绝辅兵们的无理要求。至于成都的本地官兵,目前还暂时持观望态度。刘曜和杨有才的控制力相对要强一些,所以成都兵打算先看看外地兵的闹事结果,如果外地兵得手,他们再参与闹事不迟。察觉到自己身下是一座酝酿着喷发的活火山,刘曜和杨有才也坐不住了。和自己的手下以及外地军官进行了充分交流后,二人联合任堂一起找来。邓名知道这就是成都军方和士人集团的联合反抗,对此他不敢掉以轻心,早早就打定了分而治之的念头。请刘曜和杨有才坐下后,邓名首先笑容可掬地再次称赞了一遍他们执行焦土抵抗的功绩,对他们带回如此众多的男丁表示了极大的欣赏。眼下大敌当前,邓名根本不愿意触怒任何军方势力,更不用说代表军方势力而来的刘、杨二人。民政是军事将领不该插手的,否则就会引起君父的猜忌,除非民政严重影响到军心。正是因为这种思维惯性,所以刘曜一开始并不打算在秀才功名上对邓名指手划脚,直到军中暗流涌动,让大小军官都惊慌失措。刘曜首先质疑的就是平民享有的权利是否过高。当然,大明几百年来平民的地位一直要比当兵的地位高,不然也不会有充军这样的刑罚或是“好男不当兵”这句话。但两者相差并不算太多,因此靠军饷和口粮可以拉拢一部分平民自愿从军,数量适合的粮饷也可以让士兵安心地留在军中当兵。但邓名推出了新法令后,平民的地位就比士兵高得太多了,再想让士兵安心呆在军中,那无论赏罚,需要付出的成本就不是将领们能够承担的了。“刘帅所言极是。”邓名听得连连点头,这当然不表示他赞同刘曜的意见。公民的平等权利,提高妇女地位,提倡法治与科学,这些都是邓名想做的,也被他视为一个五四后的新青年应有的社会理想——要不是根本行不通而且反弹太强,邓名倒是很想授予所有拥有欠条的妇女秀才功名。见刘曜进展顺利,任堂也急忙摇旗呐喊:“买卖官职,亡国之兆,提督三思啊。”“好像我不给他们秀才的名义,大明的国势就如日中天一般”邓名腹诽道。在他看来,卖官鬻爵并不是亡国之兆,而是国祚将尽的结果——不卖官鬻爵就没法苟延残喘下去,趁着还有人买,卖一点是一点,等到国亡了就彻底一文不值了。不过兵法有言:欲取先予。好比做买卖时的讨价还价,顾客开口要求打折后,要是一点折扣都不打,那就是不给顾客面子,容易搅黄了买卖,所以卖家怎么也要抹去点零头——我都这么给面子了,你还不买未免也太不仗义了吧?除非遇上真正深谙兵法的高手,一般人还是会掏钱的。“嗯,那就改称同秀才怎么样?以显示区分。”邓名先让了任堂一步。不过他料定这点小让步不可能让任堂满足,不等对方做出反应,急忙向刘曜说道:“那我也... -->>
本来邓名还考虑进行一些经济规划,不过掂量了一番自己的数学水平,以及能够在这个时代找到的数学帮手后,他放弃了这个想法。秀才功名的给予问题,成为了成都周围军民最热衷于讨论的话题。自从新政策发布后,现在无论是城外种地的秀才,还是成都府的驻军,几乎人人都把“秀才”和“欠条”挂在嘴边。熟人见面,互相问好之后,不出三句话就会讨论起这个他们最关心的问题。现在成都附近的百姓都是散居而没有形成村落,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德高望重的族长出来进行总结性发言。临时搭建的宣讲台一下子变成了居民聚集的躇,加上现在又是农闲阶段,众多秀才终日聚集在一起议论这项政策。得知此事后,邓名立刻找到了仍毫无反应的刘晋戈,让他派人去各个宣讲台站岗。这些宣讲台都是提刑衙门的兵丁在荒地上搭建起来的,邓名认为它们应该是成都官府的财产,因此每个登台讲话的秀才要收一元作为演讲半个时辰的费用。付费后会有提刑衙门的兵丁帮助维持秩序,不许别人抢夺付费者的使用权力,还可以提供一个铁皮扩音器。由于欠条刚刚开始英,所以如果演讲者手中没有,可以在提刑衙门记账。半个时辰一元,这当然并没有多少收入,可邓名希望借此进一步巩固欠条的信用。此外,一元就相当于一升粮食,肯花一升粮食上台说话的,大多都是比较有政治天赋的秀才,既需要进行鼓励,也值得把他们的姓名记录下来跟踪观察。白天用于演说的时候,这些讲台是免费旁听的,但从傍晚开始也许会有收费演出——这个主意依旧是邓名想出来的。刘晋戈多日来苦苦思索,但一个收费项目也没想出来。刘晋戈按照邓名的建议,从成都府军中挑了一些士兵组成演出队,去远近的宣讲台巡回表演戏曲和杂耍,每个观众要收一角的门票钱。虽然表演的水平相当一般,但观众们还是提前赶来占个好位置,看得津津有味。事先邓名曾和刘晋戈和卫士们说,现在欠条的信用度比较低,所以百姓很愿意用来消费——以前若是让百姓隔三差五地花几个大钱去看戏,多半没有多少人愿意去——事实也证明了这个判断,虽然收入有多有少,但各个集合点的演讲费和表演门票收入加起来,一天也能给提刑衙门挣回百来元钱。实施后的第二天,邓名又去视察了一遍。邓名对刘晋戈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等到农民更富裕了,可以根据座位的前后区别收费,比如第一排三角、末排一角,通过消费者对消费质量的追求和攀比心理提高收入。见到邓名随随便便就能拿出一个又一个回收欠条的办法,刘晋戈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且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胜任行政长官的能力。不少卫士都觉得刘晋戈确实没有什么悟性。任堂虽然略有同感,但还是好言安慰刘晋戈说,在这个世上,恐怕很少有比邓提督更会做买卖的人了,输给邓提督实在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半个月后,先后从江油和绵竹返回的刘曜、杨有才二人,从两地带回了五千多男丁,还有两千妇孺。得知成都的巨变后,刘曜和杨有才暂时都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这一年来,邓名的种种政策给二人带来不少好处,让成都恢复了一定的自卫能力,因此他们对邓名的任何新政策都不会立刻反对。刚刚抵达成都的五千多男丁,他们的身份大都是隶属于将领的辅兵,住下几天以后听说了邓名的法规,立刻就掀起了退军还民的狂潮。大批的军户纷纷奔到刘晋戈的提刑衙门前哭诉,说他们本来就是大明的百姓,是被江油、剑阁等地的军官强逼着从军的,现在他们坚决要求邓提督为民做主,恢复他们的平民身份。不少人还表示愿意按手印,保证缴纳双倍的保护费给提刑官衙门,如果还不行,三倍、五倍也可以商量,只要能换到欠条成为秀才就好。这种思潮当然给刚刚抵达成都的外地将官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他们根基不稳,只能跑来向邓名诉苦,称这些辅兵多年来都在他们的军中吃粮,本人不但坚持抗清,而且还响应号召来到成都投奔邓名,要求邓提督看在他们这些功劳、苦劳的面子上,让提刑官衙门回绝辅兵们的无理要求。至于成都的本地官兵,目前还暂时持观望态度。刘曜和杨有才的控制力相对要强一些,所以成都兵打算先看看外地兵的闹事结果,如果外地兵得手,他们再参与闹事不迟。察觉到自己身下是一座酝酿着喷发的活火山,刘曜和杨有才也坐不住了。和自己的手下以及外地军官进行了充分交流后,二人联合任堂一起找来。邓名知道这就是成都军方和士人集团的联合反抗,对此他不敢掉以轻心,早早就打定了分而治之的念头。请刘曜和杨有才坐下后,邓名首先笑容可掬地再次称赞了一遍他们执行焦土抵抗的功绩,对他们带回如此众多的男丁表示了极大的欣赏。眼下大敌当前,邓名根本不愿意触怒任何军方势力,更不用说代表军方势力而来的刘、杨二人。民政是军事将领不该插手的,否则就会引起君父的猜忌,除非民政严重影响到军心。正是因为这种思维惯性,所以刘曜一开始并不打算在秀才功名上对邓名指手划脚,直到军中暗流涌动,让大小军官都惊慌失措。刘曜首先质疑的就是平民享有的权利是否过高。当然,大明几百年来平民的地位一直要比当兵的地位高,不然也不会有充军这样的刑罚或是“好男不当兵”这句话。但两者相差并不算太多,因此靠军饷和口粮可以拉拢一部分平民自愿从军,数量适合的粮饷也可以让士兵安心地留在军中当兵。但邓名推出了新法令后,平民的地位就比士兵高得太多了,再想让士兵安心呆在军中,那无论赏罚,需要付出的成本就不是将领们能够承担的了。“刘帅所言极是。”邓名听得连连点头,这当然不表示他赞同刘曜的意见。公民的平等权利,提高妇女地位,提倡法治与科学,这些都是邓名想做的,也被他视为一个五四后的新青年应有的社会理想——要不是根本行不通而且反弹太强,邓名倒是很想授予所有拥有欠条的妇女秀才功名。见刘曜进展顺利,任堂也急忙摇旗呐喊:“买卖官职,亡国之兆,提督三思啊。”“好像我不给他们秀才的名义,大明的国势就如日中天一般”邓名腹诽道。在他看来,卖官鬻爵并不是亡国之兆,而是国祚将尽的结果——不卖官鬻爵就没法苟延残喘下去,趁着还有人买,卖一点是一点,等到国亡了就彻底一文不值了。不过兵法有言:欲取先予。好比做买卖时的讨价还价,顾客开口要求打折后,要是一点折扣都不打,那就是不给顾客面子,容易搅黄了买卖,所以卖家怎么也要抹去点零头——我都这么给面子了,你还不买未免也太不仗义了吧?除非遇上真正深谙兵法的高手,一般人还是会掏钱的。“嗯,那就改称同秀才怎么样?以显示区分。”邓名先让了任堂一步。不过他料定这点小让步不可能让任堂满足,不等对方做出反应,急忙向刘曜说道:“那我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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