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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试图以美国做中间调解人，在国共两方面调处冲突，以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消除内战。但是内战的战火很快就宣告了这个历史性机构的结束。本书记述了这段特殊的历史，而马歇尔正是这个机构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国总统特使、前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乘专机抵达上海。这位五星上将在二战中，曾协助罗斯福总统建立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是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核心人物，罗斯福甚至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他离不开两样东西——轮椅与马歇尔。马歇尔在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二四年两度来到中国，此次则是奉杜鲁门总统之命，来华调处国共两党冲突。第二天，蒋介石就在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官邸会晤马歇尔。这年入秋以来，内战并未按照蒋介石的意愿发展。他另有顾虑的是，史迪威是马歇尔的老下级和爱将，抗战中史迪威提出要武装中共就是得到马歇尔撑腰的。他曾串通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搞走史迪威，他怕马歇尔这趟来会跟他算旧账。见过蒋介石后，马歇尔二十二日就飞往尚是陪都的重庆。当他的专机降落在九龙坡机场时，舱门打开，没有想到出现在舷梯旁的竟是周恩来、叶剑英等共产党领导；隔了片刻，宋子文等国民政府高官才赶到。马歇尔对周恩来的出现，是没有思想准备的。还在飞越太平洋的时候，他就与助手们商量：到中国后怎么才能争取到中国共产党接受他的调解人地位？要是中共不认可，他作为总统特使就无法开展工作。周恩来到机场迎接表明了中共对他的地位的接受及对其赴华使命的重视。他问美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罗伯逊：“是你让大使馆通知中共来接我的吗？”罗伯逊摇摇头。原来，十一月二十七日华盛顿宣布赫尔利辞去驻华大使职务及马歇尔将军作为总统特使赴中国之后，杜鲁门总统发布对华政策声明，决定不参加中国内战，愿意****统一，中共立即决定恢复中断了的和平谈判。马歇尔抵达上海时，中共外事组的王炳南即从驻重庆美军总部得到马歇尔将军将于二十二日飞抵重庆的准确消息，于是周恩来根据中央指示前往机场迎接。马歇尔遂邀请周恩来与董必武、叶剑英于次日下午到他的住处会晤。
毛主席自重庆谈判回到延安后，就病得厉害，有时躺在床上，手脚痉挛，冷汗淋漓，只要一认真想问题，或阅读厚一点的材料，脑子就发痛。听说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国共关系，毛主席拖着病体出院了。他需要亲自掌握中共在和谈中的具体方针与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二月二十七日，中断一个多月的国共谈判恢复了。一月二日，马歇尔综合国共双方观点，向蒋介石与毛主席提出一份停止冲突与恢复交通备忘录，其中包括：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已经取得协议的政策，监视停战，公正地做调查。执行部由国、共和美方三人委员会组成。这可算是马歇尔最早提出的关于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方案了。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全国政治协商业协会议开幕。一月十四日，北京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京饭店宣布成立。首先成立的是最高军事三人组，有美国已经退休的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五星上将为总统特使，国民党代表张心、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为避免军事冲突，在军事三人小组的领导下，十月底在北平着手筹备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军调部设委员三人，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各派一人组成，由美方委员担任主席，一切事宜均须三委员一致通过，三委员均有否决权。军调部中，共产党委员是叶剑英，参谋长是罗瑞卿；国民党委员是郑介民，参谋长是蔡文治；美方委员是罗伯逊，参谋长是海斯。十二月初，军调部正式成立，地点设在协和医院，下设38个执行小组。这些小组的任务是分赴各地执行停止内战的任务，禁止双方军队的战斗接触，妥善处理双方军队的相处与整编问题。
由于张心的军衔是一级上将，马歇尔是五星上将，为体现对等原则，军事三人小组中共代表周恩来也在一九四五十二月的时候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按规定，军事三人小组各方可各带一名将军和一名翻译，各自组成三人代表团。中共方面参加的将军是中央军委一局局长童陆生，这是他第二次佩带少将领章。早在一九四零年时，他就在第十八集团军军事高参室任少将高参。
为便于同国民党军协调工作，我军参加军调部工作和派驻各地的军调部代表，也都被授予军衔：中将：叶剑英，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罗瑞卿，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饶漱石，军调部沈阳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少将：李克农，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张经武，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参谋长；宋时轮，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处长；李聚奎，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副处长、处长；耿飚，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交通处长，军调部四平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黄逸峰，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交通处长；许光达，军调部本溪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韦国清，军调部徐州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赵尔陆，军调部张家口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另外，伍修权、方方、黄镇、段苏权、陶希晋、黄华等也被授予少将军衔。上校：驻淮阳代表韩念龙、驻德州代表符浩、驻朝阳代表李逸民等。
军调部成立后，国共双方都要在北平亮相，各自举行了一次鸡尾酒会。叶剑英特别嘱咐军调部中共方面行政处长荣高棠：“务必将国民党在北平的党政军主官和社会各界名流，新闻界人士，不管属于哪个派别，都请到。”李克农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秘书长，他从延安带来了二十多位工作人员，还带了专用电台来到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驻地翠明庄。耿飙任中共方面副参谋长兼交通处长，他用飞机将中共代表团中将军衔参谋长罗瑞卿从承德接到北平。国民党方面的参谋长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中将副参谋长蔡文治，代表团驻地在六国饭店。一月二十二日，马歇尔给蒋介石送去一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宪章》草案，这是由他亲自主持起草的。其主要内容为：规定在立宪政府成立之前，成立联合政府；国府委员由十四人组成，双方票数相同，总统有决定性的投票权；在立宪政府成立之前，非经国务委员会同意，政府不得发布影响各县各行政区纯地方**务的法令……。蒋介石看了忿忿然说：“马歇尔制定的这个提案，连共产党不敢提出的他都提了。”这天，马歇尔与蒋介石一见面，就开门见山直问政协会议的进展。事后，他向杜鲁门总统报告了二十二日“劝导”蒋介石的谈话内容：“我已经告诉委员长，按照我的意见，有两个因素使他绝对必要与共产党人尽早就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和军队达成一项协议……”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双方都做了让步，就大多数问题达成了协议。马歇尔成了重庆的红人。政协会议之后马歇尔觉得较好的气氛形成了，可以着手解决军队整编的问题。他对于整编中国军队的整体设想，与前任特使赫尔利有所不同。赫尔利只是要帮助蒋介石整编掉中共的部队，即“吃掉”中共部队。马歇尔的整个整编军队构想是，大幅度削减包括国民党军队在内的中国军队数量；整个中国军队要按照西方国家建军原则整编，军队是国家军队，不是党派军队，不干涉国内政治事务等。在上述思想主导下，马歇尔向蒋介石提出的一个整编中国军队的秘密草案：中国陆军作战部队应有六十个师，其中二十个师由共产党领导；海军、空军应接受来自共产党部队之官兵，其比率至少占总实力之百分之三十。蒋介石看了这个草案，大为恼火，他不同意中共部队加入海军、空军。对陆军的比例，只好先作默认。
停战令下达，政协会议召开，整军协议也签订了。马歇尔很高兴，约张治中、周恩来外出巡视，检查停战令执行情况。当时，马歇尔六十六岁，张心四十四岁，周恩来四十八岁。从二月底到三月初，马歇尔一行足迹遍及西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及华中各个战区。三月四日马歇尔抵延安，与毛主席晤谈。马歇尔返回到重庆后，相信自己要创造奇迹了。他十分兴奋地给杜鲁门总统写信，要求急速回国筹措贷款，以“奖励国共两党之和解”。
马歇尔春风满面回到华盛顿，杜鲁门对他赞不绝口。马歇尔为解决给中国的贷款问题，到处奔走游说，五亿美元的贷款终于被杜鲁门总统批准了。不料四月一日，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作了准备已久的政治报告，宣布推翻政协会议五项决议，撕毁刚刚签字的东北停战协议。与这个报告相配合，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大举进攻。马歇尔从报上看到东北国共两军爆发激战与蒋介石四月一日的政治报告，极其震惊。他正着手进行的援华计划被战火烧掉了四月中旬，马歇尔携夫人凯瑟琳急匆匆飞返中国。他先到北平，急着了解苏联军队撤退和东北国共两军交战的局势，尔后会见了军调部国共双方代表。四月十八日，马歇尔从北平飞往重庆。刚下飞机他就得到消息，中共部队刚刚占领了长春城；而政府精锐是部队却未能攻下四平街。蒋介石急于会见马歇尔，他欲擒故纵地说：“东北的国军有被歼灭的危险，我想撤出一部分部队，甚至考虑完全撤出东北。”马歇尔大为惊愕，他对苏联在东北的意图怀有戒心，怕国民党在东北撤军，会让苏联完全控制东北，就忙给蒋介石打气。当晚马歇尔起草了一份建议草案，对美国第七舰队正在帮助国民党运送两个军去东北的行动，给予了充分肯定。次日傍晚，马歇尔与蒋介石再次见面。蒋介石向马歇尔要求，除了前两个军之外，美国再帮助增运两个军去东北。马歇尔知道帮蒋介石运兵过多，会导致内战加剧，当即拒绝了这一要求。接着马歇尔安排与周恩来见面。经过几番商谈，周恩来答应接受国民党提出的在谈判之前让出长春的要求。但必须采取四条措施：一、将双方紧密接触的部队分割开来；二、禁止双方调动军队；三、解决交通问题；四、派遣军调部执行小组到双方紧密接触地点和主要铁路沿线。当时东北绝大部分地区都已在中共控制之下，让出一个长春市不会影响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在马歇尔调处下，双方终于约定，蒋介石、毛主席都给各自部队下达命令：六月七日正午休战。与此同时，重新开始谈判。
国民党顽固派CC派对马歇尔来华促进和平统一的做法很恼怒。从五月底六月初，他们通过报纸攻击马歇尔戴了红帽子，某报的一幅漫画画的是马歇尔打着绑脚穿着八路军军装。有的还编造说凯瑟琳为此和他吵翻，一怒之下离开南京跑到上海等。美国报刊纷纷转载，称“马歇尔夫妇在华吵翻，夫人因气罹病住院”。马歇尔的好友艾森豪威尔将军写信表示问候，马歇尔才知此事。杜鲁门总统也让助手打听：老两口为什么吵，夫人的病重不重。杜鲁门知道事情真相后，觉得马歇尔在中国呆的时间太长了。他不想让将军的声誉受到损害，打算对其另作重用。于是，杜鲁门让艾森豪威尔飞赴南京，询问马歇尔是否有兴趣成为下一任国务卿。要是接受，可否于七月间回国。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冲击捣乱。千余名国民党特务以难民还乡请愿团为名在北平东四牌楼一带举行反共示威，沿途高喊‘打倒共产党‘、‘取消解放区‘等口号。午后而时，这批人包围并闯入军事调处执行部，在走廊内纠缠辱骂中共代表叶剑英。继又强行冲进中共办公室，追打中共方面办事人员。
事发当天，中共方面罗瑞卿发表谈话，谴责北平地方当局对执行总部工作的安全保障未能尽责。
但马歇尔太要强了，他表示愿意担任国务卿，但要在中国再逗留几个月，“以便看到总统交付的使命获得成功”。当时三方商定，国共两党的对话通过书面进行。中共方面的函件，由周恩来签名，由马歇尔亲自面交蒋介石，或者当面口头告诉蒋。蒋介石的意见，也由马歇尔听取之后，当面转达周恩来。马歇尔在南京经常规劝乃至斥责蒋介石，蒋介石就借避暑为名上了庐山。为完成肩负的调处使命，这位六十七岁的老人在短短几个月里曾九上庐山找蒋。但他一次次尝到蒋介石出尔反尔的苦头，终于得出结论：“（蒋介石）的确在拖延谈判的掩护下遵循明确的武力政策。”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在十月四日正式决定退出谈判，“对马不再挽留”。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美国驻华使馆发言人康纳士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代表退出执行停战协定的军事三人小组:并撤出军事调处执行部美方人员。是日美方司徒、吉仑分由宁、平两处正式通知中共一方，并表示美方将予中共人员以必要时间，以便撤回中共地区，并予以所需之协助。三十日，国民政府宣布解散三人军事小组及军事调处执行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就执行部撤销一事发出指示，指示说:美方结束执行部，表示美方已公开退出调处，中国人民坚决主张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要求美国真正不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对蒋一切援助。二月二日，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等及工作人员全部离开北平返回延安。马歇尔先见董必武、王炳南，得知中共不会让步后，接着又见了不久前回到南京的蒋介石。他指责蒋介石说话不算数，蒋介石却对他大谈共产党问题，谈话不欢而散。马歇尔极度无奈，十月五日他致电杜鲁门总统，要求将他“立刻召回”。十二月一日，马歇尔与蒋介石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企图劝蒋派代表去延安，启动新的谈判程序。此时蒋介石对延安的进攻已经部署完成，婉拒了马歇尔的要求。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马歇尔离开南京返回美国就任国务卿。二月二十一日，叶剑英率最后一批中共代表团人员乘美国提供的运输机飞回延安。北平“军调部”终于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个时候其实最失望的就是张心了，因为只有张心知道，这次马歇尔来华的调节对中国来说是多么好的一次机会，如果当时的中国抓住了这次的计划的话，那中国就能够赶得上二战过后的那次的经济腾飞了，但是，这些毕竟只是张心的想法，所以张心这个时候也只能是对马歇尔这个老头的辛苦感到遗憾了，毕竟是一个六十七的老人，还在这么的奔走，只能说，他的运气不是很好。V
。它试图以美国做中间调解人，在国共两方面调处冲突，以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消除内战。但是内战的战火很快就宣告了这个历史性机构的结束。本书记述了这段特殊的历史，而马歇尔正是这个机构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国总统特使、前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乘专机抵达上海。这位五星上将在二战中，曾协助罗斯福总统建立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是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核心人物，罗斯福甚至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他离不开两样东西——轮椅与马歇尔。马歇尔在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二四年两度来到中国，此次则是奉杜鲁门总统之命，来华调处国共两党冲突。第二天，蒋介石就在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官邸会晤马歇尔。这年入秋以来，内战并未按照蒋介石的意愿发展。他另有顾虑的是，史迪威是马歇尔的老下级和爱将，抗战中史迪威提出要武装中共就是得到马歇尔撑腰的。他曾串通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搞走史迪威，他怕马歇尔这趟来会跟他算旧账。见过蒋介石后，马歇尔二十二日就飞往尚是陪都的重庆。当他的专机降落在九龙坡机场时，舱门打开，没有想到出现在舷梯旁的竟是周恩来、叶剑英等共产党领导；隔了片刻，宋子文等国民政府高官才赶到。马歇尔对周恩来的出现，是没有思想准备的。还在飞越太平洋的时候，他就与助手们商量：到中国后怎么才能争取到中国共产党接受他的调解人地位？要是中共不认可，他作为总统特使就无法开展工作。周恩来到机场迎接表明了中共对他的地位的接受及对其赴华使命的重视。他问美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罗伯逊：“是你让大使馆通知中共来接我的吗？”罗伯逊摇摇头。原来，十一月二十七日华盛顿宣布赫尔利辞去驻华大使职务及马歇尔将军作为总统特使赴中国之后，杜鲁门总统发布对华政策声明，决定不参加中国内战，愿意****统一，中共立即决定恢复中断了的和平谈判。马歇尔抵达上海时，中共外事组的王炳南即从驻重庆美军总部得到马歇尔将军将于二十二日飞抵重庆的准确消息，于是周恩来根据中央指示前往机场迎接。马歇尔遂邀请周恩来与董必武、叶剑英于次日下午到他的住处会晤。
毛主席自重庆谈判回到延安后，就病得厉害，有时躺在床上，手脚痉挛，冷汗淋漓，只要一认真想问题，或阅读厚一点的材料，脑子就发痛。听说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国共关系，毛主席拖着病体出院了。他需要亲自掌握中共在和谈中的具体方针与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二月二十七日，中断一个多月的国共谈判恢复了。一月二日，马歇尔综合国共双方观点，向蒋介石与毛主席提出一份停止冲突与恢复交通备忘录，其中包括：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已经取得协议的政策，监视停战，公正地做调查。执行部由国、共和美方三人委员会组成。这可算是马歇尔最早提出的关于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方案了。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全国政治协商业协会议开幕。一月十四日，北京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京饭店宣布成立。首先成立的是最高军事三人组，有美国已经退休的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五星上将为总统特使，国民党代表张心、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为避免军事冲突，在军事三人小组的领导下，十月底在北平着手筹备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军调部设委员三人，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各派一人组成，由美方委员担任主席，一切事宜均须三委员一致通过，三委员均有否决权。军调部中，共产党委员是叶剑英，参谋长是罗瑞卿；国民党委员是郑介民，参谋长是蔡文治；美方委员是罗伯逊，参谋长是海斯。十二月初，军调部正式成立，地点设在协和医院，下设38个执行小组。这些小组的任务是分赴各地执行停止内战的任务，禁止双方军队的战斗接触，妥善处理双方军队的相处与整编问题。
由于张心的军衔是一级上将，马歇尔是五星上将，为体现对等原则，军事三人小组中共代表周恩来也在一九四五十二月的时候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按规定，军事三人小组各方可各带一名将军和一名翻译，各自组成三人代表团。中共方面参加的将军是中央军委一局局长童陆生，这是他第二次佩带少将领章。早在一九四零年时，他就在第十八集团军军事高参室任少将高参。
为便于同国民党军协调工作，我军参加军调部工作和派驻各地的军调部代表，也都被授予军衔：中将：叶剑英，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罗瑞卿，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饶漱石，军调部沈阳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少将：李克农，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张经武，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参谋长；宋时轮，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处长；李聚奎，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副处长、处长；耿飚，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交通处长，军调部四平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黄逸峰，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交通处长；许光达，军调部本溪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韦国清，军调部徐州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赵尔陆，军调部张家口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另外，伍修权、方方、黄镇、段苏权、陶希晋、黄华等也被授予少将军衔。上校：驻淮阳代表韩念龙、驻德州代表符浩、驻朝阳代表李逸民等。
军调部成立后，国共双方都要在北平亮相，各自举行了一次鸡尾酒会。叶剑英特别嘱咐军调部中共方面行政处长荣高棠：“务必将国民党在北平的党政军主官和社会各界名流，新闻界人士，不管属于哪个派别，都请到。”李克农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秘书长，他从延安带来了二十多位工作人员，还带了专用电台来到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驻地翠明庄。耿飙任中共方面副参谋长兼交通处长，他用飞机将中共代表团中将军衔参谋长罗瑞卿从承德接到北平。国民党方面的参谋长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中将副参谋长蔡文治，代表团驻地在六国饭店。一月二十二日，马歇尔给蒋介石送去一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宪章》草案，这是由他亲自主持起草的。其主要内容为：规定在立宪政府成立之前，成立联合政府；国府委员由十四人组成，双方票数相同，总统有决定性的投票权；在立宪政府成立之前，非经国务委员会同意，政府不得发布影响各县各行政区纯地方**务的法令……。蒋介石看了忿忿然说：“马歇尔制定的这个提案，连共产党不敢提出的他都提了。”这天，马歇尔与蒋介石一见面，就开门见山直问政协会议的进展。事后，他向杜鲁门总统报告了二十二日“劝导”蒋介石的谈话内容：“我已经告诉委员长，按照我的意见，有两个因素使他绝对必要与共产党人尽早就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和军队达成一项协议……”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双方都做了让步，就大多数问题达成了协议。马歇尔成了重庆的红人。政协会议之后马歇尔觉得较好的气氛形成了，可以着手解决军队整编的问题。他对于整编中国军队的整体设想，与前任特使赫尔利有所不同。赫尔利只是要帮助蒋介石整编掉中共的部队，即“吃掉”中共部队。马歇尔的整个整编军队构想是，大幅度削减包括国民党军队在内的中国军队数量；整个中国军队要按照西方国家建军原则整编，军队是国家军队，不是党派军队，不干涉国内政治事务等。在上述思想主导下，马歇尔向蒋介石提出的一个整编中国军队的秘密草案：中国陆军作战部队应有六十个师，其中二十个师由共产党领导；海军、空军应接受来自共产党部队之官兵，其比率至少占总实力之百分之三十。蒋介石看了这个草案，大为恼火，他不同意中共部队加入海军、空军。对陆军的比例，只好先作默认。
停战令下达，政协会议召开，整军协议也签订了。马歇尔很高兴，约张治中、周恩来外出巡视，检查停战令执行情况。当时，马歇尔六十六岁，张心四十四岁，周恩来四十八岁。从二月底到三月初，马歇尔一行足迹遍及西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及华中各个战区。三月四日马歇尔抵延安，与毛主席晤谈。马歇尔返回到重庆后，相信自己要创造奇迹了。他十分兴奋地给杜鲁门总统写信，要求急速回国筹措贷款，以“奖励国共两党之和解”。
马歇尔春风满面回到华盛顿，杜鲁门对他赞不绝口。马歇尔为解决给中国的贷款问题，到处奔走游说，五亿美元的贷款终于被杜鲁门总统批准了。不料四月一日，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作了准备已久的政治报告，宣布推翻政协会议五项决议，撕毁刚刚签字的东北停战协议。与这个报告相配合，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大举进攻。马歇尔从报上看到东北国共两军爆发激战与蒋介石四月一日的政治报告，极其震惊。他正着手进行的援华计划被战火烧掉了四月中旬，马歇尔携夫人凯瑟琳急匆匆飞返中国。他先到北平，急着了解苏联军队撤退和东北国共两军交战的局势，尔后会见了军调部国共双方代表。四月十八日，马歇尔从北平飞往重庆。刚下飞机他就得到消息，中共部队刚刚占领了长春城；而政府精锐是部队却未能攻下四平街。蒋介石急于会见马歇尔，他欲擒故纵地说：“东北的国军有被歼灭的危险，我想撤出一部分部队，甚至考虑完全撤出东北。”马歇尔大为惊愕，他对苏联在东北的意图怀有戒心，怕国民党在东北撤军，会让苏联完全控制东北，就忙给蒋介石打气。当晚马歇尔起草了一份建议草案，对美国第七舰队正在帮助国民党运送两个军去东北的行动，给予了充分肯定。次日傍晚，马歇尔与蒋介石再次见面。蒋介石向马歇尔要求，除了前两个军之外，美国再帮助增运两个军去东北。马歇尔知道帮蒋介石运兵过多，会导致内战加剧，当即拒绝了这一要求。接着马歇尔安排与周恩来见面。经过几番商谈，周恩来答应接受国民党提出的在谈判之前让出长春的要求。但必须采取四条措施：一、将双方紧密接触的部队分割开来；二、禁止双方调动军队；三、解决交通问题；四、派遣军调部执行小组到双方紧密接触地点和主要铁路沿线。当时东北绝大部分地区都已在中共控制之下，让出一个长春市不会影响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在马歇尔调处下，双方终于约定，蒋介石、毛主席都给各自部队下达命令：六月七日正午休战。与此同时，重新开始谈判。
国民党顽固派CC派对马歇尔来华促进和平统一的做法很恼怒。从五月底六月初，他们通过报纸攻击马歇尔戴了红帽子，某报的一幅漫画画的是马歇尔打着绑脚穿着八路军军装。有的还编造说凯瑟琳为此和他吵翻，一怒之下离开南京跑到上海等。美国报刊纷纷转载，称“马歇尔夫妇在华吵翻，夫人因气罹病住院”。马歇尔的好友艾森豪威尔将军写信表示问候，马歇尔才知此事。杜鲁门总统也让助手打听：老两口为什么吵，夫人的病重不重。杜鲁门知道事情真相后，觉得马歇尔在中国呆的时间太长了。他不想让将军的声誉受到损害，打算对其另作重用。于是，杜鲁门让艾森豪威尔飞赴南京，询问马歇尔是否有兴趣成为下一任国务卿。要是接受，可否于七月间回国。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冲击捣乱。千余名国民党特务以难民还乡请愿团为名在北平东四牌楼一带举行反共示威，沿途高喊‘打倒共产党‘、‘取消解放区‘等口号。午后而时，这批人包围并闯入军事调处执行部，在走廊内纠缠辱骂中共代表叶剑英。继又强行冲进中共办公室，追打中共方面办事人员。
事发当天，中共方面罗瑞卿发表谈话，谴责北平地方当局对执行总部工作的安全保障未能尽责。
但马歇尔太要强了，他表示愿意担任国务卿，但要在中国再逗留几个月，“以便看到总统交付的使命获得成功”。当时三方商定，国共两党的对话通过书面进行。中共方面的函件，由周恩来签名，由马歇尔亲自面交蒋介石，或者当面口头告诉蒋。蒋介石的意见，也由马歇尔听取之后，当面转达周恩来。马歇尔在南京经常规劝乃至斥责蒋介石，蒋介石就借避暑为名上了庐山。为完成肩负的调处使命，这位六十七岁的老人在短短几个月里曾九上庐山找蒋。但他一次次尝到蒋介石出尔反尔的苦头，终于得出结论：“（蒋介石）的确在拖延谈判的掩护下遵循明确的武力政策。”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在十月四日正式决定退出谈判，“对马不再挽留”。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美国驻华使馆发言人康纳士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代表退出执行停战协定的军事三人小组:并撤出军事调处执行部美方人员。是日美方司徒、吉仑分由宁、平两处正式通知中共一方，并表示美方将予中共人员以必要时间，以便撤回中共地区，并予以所需之协助。三十日，国民政府宣布解散三人军事小组及军事调处执行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就执行部撤销一事发出指示，指示说:美方结束执行部，表示美方已公开退出调处，中国人民坚决主张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要求美国真正不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对蒋一切援助。二月二日，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等及工作人员全部离开北平返回延安。马歇尔先见董必武、王炳南，得知中共不会让步后，接着又见了不久前回到南京的蒋介石。他指责蒋介石说话不算数，蒋介石却对他大谈共产党问题，谈话不欢而散。马歇尔极度无奈，十月五日他致电杜鲁门总统，要求将他“立刻召回”。十二月一日，马歇尔与蒋介石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企图劝蒋派代表去延安，启动新的谈判程序。此时蒋介石对延安的进攻已经部署完成，婉拒了马歇尔的要求。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马歇尔离开南京返回美国就任国务卿。二月二十一日，叶剑英率最后一批中共代表团人员乘美国提供的运输机飞回延安。北平“军调部”终于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个时候其实最失望的就是张心了，因为只有张心知道，这次马歇尔来华的调节对中国来说是多么好的一次机会，如果当时的中国抓住了这次的计划的话，那中国就能够赶得上二战过后的那次的经济腾飞了，但是，这些毕竟只是张心的想法，所以张心这个时候也只能是对马歇尔这个老头的辛苦感到遗憾了，毕竟是一个六十七的老人，还在这么的奔走，只能说，他的运气不是很好。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