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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自一九四二年八月起至一九四四年七月止，目标为：保国民学校应逐渐增加，或原有的保国民学校增加班级。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第三期自一九四四年八月起至一九五零年七月止，目标为：保国民学校数继续增加，以期达到每保一校。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百分之以上。从前四年的实施情况来看，计划的目标基本实现，遗憾的是，在第三期计划实施期间，陈立夫已离开了教育部。陈立夫一心想当个采矿工程师，夙愿未成终成一生遗憾。抚今忆昔，他常常将七年的教育作为自己平衡得失的弥补。在自述中他这样写道：‘我想我既无机会采煤矿，何不转而开开‘文化矿‘呢?‘这对国家民族来说，倒是‘从根救起‘的工作。因此，每每忆及七年教育的历史，他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作为。
而陈立夫在前世为了我们国家的统一做的贡献，也是非常的突出的。在前一世的一九七三年，陈立夫便满怀热情地在香港《中华月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祖国统一。文中说：“中国统一的真正的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并尖锐地指出：“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为了推动祖国统一，陈立夫先生不断地探求沟通的途径。他认为国共两党曾有过两次合作成功的先例。第一次合作，促成北伐；第二次合作，赢得了抗战最后胜利。特别是第二次合作，国共两党能从民族利益出发，顾全大局，捐弃十年内战的深仇，重握合作之手，那么，时至海峡两岸如今隔绝几十年以后，为了祖国的统一，国共两党应能实行第三次合作。一九七五年春节后，蒋介石秘密找来已经从美国回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毛主席来台湾访问。陈立夫和谈心切，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就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主席》的文章。陈立夫在文中欢迎毛主席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主席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先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时值大陆正处于“特殊时期”，动乱年月，自然不可能有结果。
然而，尽管他发出的信息，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但陈立夫并不悲观，仍在坚持探索祖国统一的途径。这时，一九七六年十月，恰逢中国大陆粉碎了“四人帮”，接着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会公报中，陈立夫先生注意到第一次没有用“解放”台湾一词，而代之以“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提法。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二十多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国领导人邓老、叶剑英、胡耀邦、廖承志、江总书记都先后用不同的声音，呼吁国民党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共同振兴中华之大业。
这一切陈立夫先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对中国大陆对统一祖国做出的不懈努力，很受感动。他觉得仿佛看到了两岸言和的曙光。于是他在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四日，国民党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上，联合三十四名“评议委员”，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自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的提案。提案明确指出“中国之统一为台湾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提出了“以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提案在台湾引起震动，不少民众和爱国人士纷纷响应。然而台湾当局却无动于衷。《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认为该提案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历史潮流的……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台湾《新新闻》发表题为《反共老人要做联共先锋？》一文。文中称这位公众形象是常年满口孔孟，“道贯高中”中华文化教材的八十九岁反共守旧老人，一下又跃居为“和平统一”的急先锋，激进的程度真让国民党以开明自居的当权晚辈们瞠目结舌。
国民党“十三大”后不久，在一次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陈立夫慷慨陈词，他认为，海峡两岸若通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壮大起来，在世界上发挥无比的影响力。这位八十九岁高龄的老人感慨万千，他真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
一九九二年，在接见大陆首批访台记者时，他说“若为了国家统一，只要两岸人民需要我，我就会去大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盛，人民安乐。”
一九九四年陈立夫曾赠送亲笔书法给前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内容是：“求统一不谈小节，为和平先天志成。”
一九九九年澳门回归，陈立夫书写了“雪耻荣归”四个字送给澳门。
而且陈立夫先生另一个永远值得人们记起的，是他在多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他的许多经历与话语，今天重温起来仍然十分感人。
陈立夫认为：“真理不分中西，文化为世人所共有，”“在医学方面，如果中医和西医均有治一种病的特效药和特效治法的发明，我们应该使其并存。如中医有桑叶、薄荷发汗，西药有阿斯匹林发汗，就不必用阿斯匹林来打倒桑叶、薄荷，使乡间病者非走十多里路去买西药不可”。他坚决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并决心为融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体系而努力。他反对把“中医现代化”看作是“中医西医化”，主张中西医各取所长、携手并进。“中西医合作具有远大的前景和意义，要在前进的道路上看到光明”。告诫中医界必须虚心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不要自我陶醉；并要求西医要相信中医，不要妄自尊大。这样“二者如能精诚合作，通力研究对方之所长，则能为创新世界上最新之医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对临床诊疗疾病的方法，陈立夫主张以疗效为衡量标准。“登山千条路，同仰一月高”。不管是中医之法还是西医之法，无论是药物疗法还是非药物疗法，都必须根据病情之需要而用，不要轻视任何一种治病方法。
陈立夫最反对某些人把单味药的某些成份当作该药唯一功用的做法。并猛烈抨击说这样一来只能把中药研究引向没有希望的死胡同。同时，他对把动物试验强加于人体的实验方法保留自己的意见，认为动物试验也有许多不科学之处，不能以此为借口来否定中医。经几千年对人来做临床实验所得的统计资料，就是今日之中医；用老鼠、兔子等动物，经百十次的实验所得到的统计资料，再用之于人，就是今日之西医。前者缺乏数千年书面的统计，而其实验对象为人；后者有数百次实验的书面的统汁，而其实验对象先为动物再及于人，后者其表面上较为慎重，而实际上动物与人究有不同，所以问题在于信仰与否。比如人吃少量巴豆必大泻无疑，而对小白鼠来说则多多益善，越吃越想吃，若把小白鼠之试验结果用之于人体，岂不谬哉他始终认为，中药的药理研究必须从药物配伍入手、从复方研究入手，利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手段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从而使中药的现代研究更具有中医特色。
“我是采矿工程师，对于科学并不陌生，我深恶不学而好武断的人，所以我反对对于未读过一本中医药书籍的人，就一口认定中医为“不科学”。科学必须根据事实，无事实而遽作结论，其本身头脑就是不科学”。如中药的花、叶、根、茎各药用部位的药用效能分得很清楚，这就是科学；又如大黄用得少会健胃，轻度利尿，过量又会引起腹泻。这些都是累积几千年的人身实验所得到的科学实验结果。我们老祖宗以生命换取的宝贵经验，国人怎可将它看成一文不值，这点我不赞成。“中医靠祖宗吃饭，西医靠外国人吃饭”。我们要设法创造自己的东西不要仅是靠人家。更切忌拿别人的东西来砸自己的东西，这是最不应该，最错误的观念。我们千万不要相信西方人比我们聪明，在人文科学方面，我们远超过于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以前认为一切都是西方人的成就，现在经过英国李约瑟博士的发掘，证明许多东西，中国人早有发明，医学亦然，西人的观念都已经渐渐改变了，独有我们的崇洋自弃者还在入迷。中医之复兴，是中华文化复兴之一环，这绝对不是复古或排外，但也不同意媚外而排内，而是应融会中西医药学二者之所长，以创造世界最新最进步的医药学。真理无中西之分，文化成果应为全人类共享，西医今日所用的一切工具和材料，大部分为其它科学专家所发明，非西医所可自诩为独有，中医尽可使用。
自陈立夫担任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三十年以来，大力促进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大力推进海峡两岸中医药学术交流，被誉为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守护神”。
陈立夫在文化上的工作也是非常的有成效，主要有根据共产党「唯物论」而撰《唯生论》、《生之原理》两书，加以阐明并比较优劣。国民政府播迁来台后，即退出政界。旅居美国十九年，并从事《四书道贯》一书之写作，现已有英、日、韩文译本。一九六九年返台之后，更是专事文化工作，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兼孔孟学会理事长。还有《孟子之政治思想》、《孟子之伦理道德思想》、《人理学》，并主编《孔子学说对世界之影响》、《中华文化概述》、《易学应用之研究》三辑，及主持译印英人李约瑟所着《中国之科技与文明》。此外又主张改良中国医药，曾任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撰有《寒风集》、《苦笑录》、《八年来的回忆》、《我的信仰和希望》、《中医科学理论基础之发现，及中医合作之必然性》与《中华医药专辑》等书。
立夫先生虽无心做书家，但自幼爱好书法，几十年临池不辍，毕生共创作书法三万余件。一九九九年百岁生日过后，陈公正式宣布封笔。台湾岛内及美国等地收藏陈立夫先生的书作皆须支付润笔费，而对于来自大陆的收藏他都是赠送。
陈立夫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在一百年的漫长生涯中，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替罪羊为界，正好分前后两个五十年。前五十年，他是政治人物；后五十年，他潜心于研究中国文化，著述甚丰，著作等身，再度引起华人学术界重视。但他对中华文化的挚爱以及期盼中华文化复兴的殷切情怀，却是当今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的心声。
有评论认为：“陈立夫众多著述留给人类最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是他对西方文明负面的严厉批判。他在西方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国前后生活了二十年，他对这个金元帝国可谓知根知底，他认为所谓美国模式决不可以成为世界的样板。他对资本和商人统治这个世界感到忧心如焚。在追求最大利润的驱使下，资本和商人是绝对不会考虑我们这个小小地球的承受能力的，无限的发展，为发展而发展，将把人类带向灾难的深渊。陈立夫呼吁人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生存智慧，回归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不仅体现在陈立夫的学术思想中，而且在他对人生、对健康养生的态度上，也无不闪现着崇仰自然、顺应命运的智慧之光。
所以说，张心这个时候不能太过于的去拒绝陈立夫的是请求。
“张心，我这次来是没有别的意思，你也知道，上次因为在蒋经国的那件事，我们两方实际上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上面，但是现在的情况我们却不得不重视了，你也知道，我们这边基本上是以文官为主，不向你们，主要的力量全部的集中的军方，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显得十分的吃亏了，我也是对之前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一点有深刻的体会了，当然，我这个时候不是说你们当兵的不好，主要就说我们现在已经收到你们全面的压制了，在这个环境下面，我们的人是毫无还手之力的，因此我希望你能够在这个时候对我们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陈立夫这个时候十分诚恳的对着张心说到。
“立夫先生，你说的情况呢，我知道了，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向你保证的是，这些事情绝对不是下命令让他们去干的，但是至于为什么这么干，我想大家也都心知肚明，所以，我会想办法说，让我们的人在这件事情上面以后更加的注意点的，”张心这个时候没有给陈立夫一个明确的回答，但是张心的意思陈立夫还是理解清楚的了。
“好的，张心，我只要有你这一句话就足够了，至于说到其他的事情，我们会在今后的交往中收敛的。”陈立夫的反应相当的不慢，马上的就对着张心说到。
就这样，陈立夫和张心两个人瞬间的就打成了协议，开始双方偃旗息鼓，把蒋经国给抛在了一边。
转眼，一九四六的元旦的到来了，全国上下都在热烈的庆祝着抗战胜利过后的第一个元旦，张心在上海短暂的陪家人度过了元旦之后，随即马上的返回了重庆，因为一月十号的时候，将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未来的的国家建设的大事。
同时，蒋介石在积极的要求张心马上的赶回重庆，因为马歇尔向蒋介石提出了，要成立三方最高三人小组的请求，蒋介石让张心来来参加的这个小组。
所以，张心这个时候不得不提前的回到了重庆。
“张心，你对于马歇尔将军这次提出的关于设立最高三人军事小组的提议你有什么看法啊。”张心笔直的坐在了蒋介石的面前，这还是在张心在辞职之后，蒋介石还是首次的召见张心呢。
“委员长，我觉得我们没有拒绝的理由，毕竟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其他党派的建议我们可以不予以考虑，但是延安方面的建议我们不得不考虑，毕... -->>
第二期自一九四二年八月起至一九四四年七月止，目标为：保国民学校应逐渐增加，或原有的保国民学校增加班级。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第三期自一九四四年八月起至一九五零年七月止，目标为：保国民学校数继续增加，以期达到每保一校。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百分之以上。从前四年的实施情况来看，计划的目标基本实现，遗憾的是，在第三期计划实施期间，陈立夫已离开了教育部。陈立夫一心想当个采矿工程师，夙愿未成终成一生遗憾。抚今忆昔，他常常将七年的教育作为自己平衡得失的弥补。在自述中他这样写道：‘我想我既无机会采煤矿，何不转而开开‘文化矿‘呢?‘这对国家民族来说，倒是‘从根救起‘的工作。因此，每每忆及七年教育的历史，他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作为。
而陈立夫在前世为了我们国家的统一做的贡献，也是非常的突出的。在前一世的一九七三年，陈立夫便满怀热情地在香港《中华月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祖国统一。文中说：“中国统一的真正的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并尖锐地指出：“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为了推动祖国统一，陈立夫先生不断地探求沟通的途径。他认为国共两党曾有过两次合作成功的先例。第一次合作，促成北伐；第二次合作，赢得了抗战最后胜利。特别是第二次合作，国共两党能从民族利益出发，顾全大局，捐弃十年内战的深仇，重握合作之手，那么，时至海峡两岸如今隔绝几十年以后，为了祖国的统一，国共两党应能实行第三次合作。一九七五年春节后，蒋介石秘密找来已经从美国回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毛主席来台湾访问。陈立夫和谈心切，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就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主席》的文章。陈立夫在文中欢迎毛主席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主席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先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时值大陆正处于“特殊时期”，动乱年月，自然不可能有结果。
然而，尽管他发出的信息，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但陈立夫并不悲观，仍在坚持探索祖国统一的途径。这时，一九七六年十月，恰逢中国大陆粉碎了“四人帮”，接着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会公报中，陈立夫先生注意到第一次没有用“解放”台湾一词，而代之以“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提法。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二十多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国领导人邓老、叶剑英、胡耀邦、廖承志、江总书记都先后用不同的声音，呼吁国民党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共同振兴中华之大业。
这一切陈立夫先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对中国大陆对统一祖国做出的不懈努力，很受感动。他觉得仿佛看到了两岸言和的曙光。于是他在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四日，国民党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上，联合三十四名“评议委员”，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自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的提案。提案明确指出“中国之统一为台湾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提出了“以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提案在台湾引起震动，不少民众和爱国人士纷纷响应。然而台湾当局却无动于衷。《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认为该提案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历史潮流的……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台湾《新新闻》发表题为《反共老人要做联共先锋？》一文。文中称这位公众形象是常年满口孔孟，“道贯高中”中华文化教材的八十九岁反共守旧老人，一下又跃居为“和平统一”的急先锋，激进的程度真让国民党以开明自居的当权晚辈们瞠目结舌。
国民党“十三大”后不久，在一次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陈立夫慷慨陈词，他认为，海峡两岸若通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壮大起来，在世界上发挥无比的影响力。这位八十九岁高龄的老人感慨万千，他真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
一九九二年，在接见大陆首批访台记者时，他说“若为了国家统一，只要两岸人民需要我，我就会去大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盛，人民安乐。”
一九九四年陈立夫曾赠送亲笔书法给前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内容是：“求统一不谈小节，为和平先天志成。”
一九九九年澳门回归，陈立夫书写了“雪耻荣归”四个字送给澳门。
而且陈立夫先生另一个永远值得人们记起的，是他在多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他的许多经历与话语，今天重温起来仍然十分感人。
陈立夫认为：“真理不分中西，文化为世人所共有，”“在医学方面，如果中医和西医均有治一种病的特效药和特效治法的发明，我们应该使其并存。如中医有桑叶、薄荷发汗，西药有阿斯匹林发汗，就不必用阿斯匹林来打倒桑叶、薄荷，使乡间病者非走十多里路去买西药不可”。他坚决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并决心为融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体系而努力。他反对把“中医现代化”看作是“中医西医化”，主张中西医各取所长、携手并进。“中西医合作具有远大的前景和意义，要在前进的道路上看到光明”。告诫中医界必须虚心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不要自我陶醉；并要求西医要相信中医，不要妄自尊大。这样“二者如能精诚合作，通力研究对方之所长，则能为创新世界上最新之医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对临床诊疗疾病的方法，陈立夫主张以疗效为衡量标准。“登山千条路，同仰一月高”。不管是中医之法还是西医之法，无论是药物疗法还是非药物疗法，都必须根据病情之需要而用，不要轻视任何一种治病方法。
陈立夫最反对某些人把单味药的某些成份当作该药唯一功用的做法。并猛烈抨击说这样一来只能把中药研究引向没有希望的死胡同。同时，他对把动物试验强加于人体的实验方法保留自己的意见，认为动物试验也有许多不科学之处，不能以此为借口来否定中医。经几千年对人来做临床实验所得的统计资料，就是今日之中医；用老鼠、兔子等动物，经百十次的实验所得到的统计资料，再用之于人，就是今日之西医。前者缺乏数千年书面的统计，而其实验对象为人；后者有数百次实验的书面的统汁，而其实验对象先为动物再及于人，后者其表面上较为慎重，而实际上动物与人究有不同，所以问题在于信仰与否。比如人吃少量巴豆必大泻无疑，而对小白鼠来说则多多益善，越吃越想吃，若把小白鼠之试验结果用之于人体，岂不谬哉他始终认为，中药的药理研究必须从药物配伍入手、从复方研究入手，利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手段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从而使中药的现代研究更具有中医特色。
“我是采矿工程师，对于科学并不陌生，我深恶不学而好武断的人，所以我反对对于未读过一本中医药书籍的人，就一口认定中医为“不科学”。科学必须根据事实，无事实而遽作结论，其本身头脑就是不科学”。如中药的花、叶、根、茎各药用部位的药用效能分得很清楚，这就是科学；又如大黄用得少会健胃，轻度利尿，过量又会引起腹泻。这些都是累积几千年的人身实验所得到的科学实验结果。我们老祖宗以生命换取的宝贵经验，国人怎可将它看成一文不值，这点我不赞成。“中医靠祖宗吃饭，西医靠外国人吃饭”。我们要设法创造自己的东西不要仅是靠人家。更切忌拿别人的东西来砸自己的东西，这是最不应该，最错误的观念。我们千万不要相信西方人比我们聪明，在人文科学方面，我们远超过于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以前认为一切都是西方人的成就，现在经过英国李约瑟博士的发掘，证明许多东西，中国人早有发明，医学亦然，西人的观念都已经渐渐改变了，独有我们的崇洋自弃者还在入迷。中医之复兴，是中华文化复兴之一环，这绝对不是复古或排外，但也不同意媚外而排内，而是应融会中西医药学二者之所长，以创造世界最新最进步的医药学。真理无中西之分，文化成果应为全人类共享，西医今日所用的一切工具和材料，大部分为其它科学专家所发明，非西医所可自诩为独有，中医尽可使用。
自陈立夫担任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三十年以来，大力促进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大力推进海峡两岸中医药学术交流，被誉为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守护神”。
陈立夫在文化上的工作也是非常的有成效，主要有根据共产党「唯物论」而撰《唯生论》、《生之原理》两书，加以阐明并比较优劣。国民政府播迁来台后，即退出政界。旅居美国十九年，并从事《四书道贯》一书之写作，现已有英、日、韩文译本。一九六九年返台之后，更是专事文化工作，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兼孔孟学会理事长。还有《孟子之政治思想》、《孟子之伦理道德思想》、《人理学》，并主编《孔子学说对世界之影响》、《中华文化概述》、《易学应用之研究》三辑，及主持译印英人李约瑟所着《中国之科技与文明》。此外又主张改良中国医药，曾任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撰有《寒风集》、《苦笑录》、《八年来的回忆》、《我的信仰和希望》、《中医科学理论基础之发现，及中医合作之必然性》与《中华医药专辑》等书。
立夫先生虽无心做书家，但自幼爱好书法，几十年临池不辍，毕生共创作书法三万余件。一九九九年百岁生日过后，陈公正式宣布封笔。台湾岛内及美国等地收藏陈立夫先生的书作皆须支付润笔费，而对于来自大陆的收藏他都是赠送。
陈立夫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在一百年的漫长生涯中，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替罪羊为界，正好分前后两个五十年。前五十年，他是政治人物；后五十年，他潜心于研究中国文化，著述甚丰，著作等身，再度引起华人学术界重视。但他对中华文化的挚爱以及期盼中华文化复兴的殷切情怀，却是当今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的心声。
有评论认为：“陈立夫众多著述留给人类最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是他对西方文明负面的严厉批判。他在西方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国前后生活了二十年，他对这个金元帝国可谓知根知底，他认为所谓美国模式决不可以成为世界的样板。他对资本和商人统治这个世界感到忧心如焚。在追求最大利润的驱使下，资本和商人是绝对不会考虑我们这个小小地球的承受能力的，无限的发展，为发展而发展，将把人类带向灾难的深渊。陈立夫呼吁人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生存智慧，回归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不仅体现在陈立夫的学术思想中，而且在他对人生、对健康养生的态度上，也无不闪现着崇仰自然、顺应命运的智慧之光。
所以说，张心这个时候不能太过于的去拒绝陈立夫的是请求。
“张心，我这次来是没有别的意思，你也知道，上次因为在蒋经国的那件事，我们两方实际上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上面，但是现在的情况我们却不得不重视了，你也知道，我们这边基本上是以文官为主，不向你们，主要的力量全部的集中的军方，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显得十分的吃亏了，我也是对之前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一点有深刻的体会了，当然，我这个时候不是说你们当兵的不好，主要就说我们现在已经收到你们全面的压制了，在这个环境下面，我们的人是毫无还手之力的，因此我希望你能够在这个时候对我们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陈立夫这个时候十分诚恳的对着张心说到。
“立夫先生，你说的情况呢，我知道了，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向你保证的是，这些事情绝对不是下命令让他们去干的，但是至于为什么这么干，我想大家也都心知肚明，所以，我会想办法说，让我们的人在这件事情上面以后更加的注意点的，”张心这个时候没有给陈立夫一个明确的回答，但是张心的意思陈立夫还是理解清楚的了。
“好的，张心，我只要有你这一句话就足够了，至于说到其他的事情，我们会在今后的交往中收敛的。”陈立夫的反应相当的不慢，马上的就对着张心说到。
就这样，陈立夫和张心两个人瞬间的就打成了协议，开始双方偃旗息鼓，把蒋经国给抛在了一边。
转眼，一九四六的元旦的到来了，全国上下都在热烈的庆祝着抗战胜利过后的第一个元旦，张心在上海短暂的陪家人度过了元旦之后，随即马上的返回了重庆，因为一月十号的时候，将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未来的的国家建设的大事。
同时，蒋介石在积极的要求张心马上的赶回重庆，因为马歇尔向蒋介石提出了，要成立三方最高三人小组的请求，蒋介石让张心来来参加的这个小组。
所以，张心这个时候不得不提前的回到了重庆。
“张心，你对于马歇尔将军这次提出的关于设立最高三人军事小组的提议你有什么看法啊。”张心笔直的坐在了蒋介石的面前，这还是在张心在辞职之后，蒋介石还是首次的召见张心呢。
“委员长，我觉得我们没有拒绝的理由，毕竟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其他党派的建议我们可以不予以考虑，但是延安方面的建议我们不得不考虑，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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