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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汪派对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敌的方针十分不满。在国民党内部团结抗日外表下，潜伏着抗日与降日两大分歧，新的矛盾必将在抗日战争中爆发。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南京政府最终下定决心，抗击日本侵略者，但同时他也想寻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陈公博以专使身份访问欧洲各国，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正当陈公博在欧洲开展外交活动之时，日本向蒋提出了“议和条件”。一九三八年一月，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蒋介石对日本的条件心存顾虑，没有接受。但汪精卫、周佛海等“低调俱乐部”却秘密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签订卖国条约。这一时期，陈公博虽对中日战争也抱极度悲观情绪，但还没有参与汪、周等人的投降活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汪告诉陈公博：准备离重庆，直接与日议和，陈公博大吃一惊，与汪争论很久。不到一月，汪再次告诉陈公博：“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此时，汪的代表已与日方代表在上海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汪降日已成定局。
陈公博怀着极其矛盾和苦闷的心情在“走”与“不走”之间选择。考虑再三，汪派小集团的私利在他头脑中占了上风。他不能忍受与汪关系中断带来的痛苦和自己在蒋政府中处于受人歧视的难堪境地。他决定随汪离开重庆。
一九四零年三月，陈公博到达南京，担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立法院长及伪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等职。三月三十日，汪伪政权“还都”南京，他以伪立法院长身份发表广播讲话说，他们“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国家的，是要救回水深火热的人民的”，跟着他们，“不但可以建设新的近代的中华民国，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
同年五月，陈公博访问日本，希望日本对“国－民政－府”大力协助，调整汪日邦交。经过多次会谈，日本表示：对于汪政府的承认，大致放在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签字之时。同年11月，日汪基本关系条约正式签订，这个条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卖国条约。
陈公博参与和策划了汪伪政府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并担任了重要职务，成为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一九四零年十月，伪上海特别市市长被刺杀，陈公博兼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同时还兼任各种高级职务，如“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
一九四四年三月，汪精卫因病赴日治疗。根据汪的提议，决定在汪治病期间，由陈公博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之职，伪最高国防会议、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伪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等，也都由陈公博主持。同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一命呜呼。陈公博继承汪精卫身前之职，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一九四五年一月，陈公博开始“重整党务”。因为汪伪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已形同虚设，很少有人专人负责。八月，正当陈公博要召开会议之时，日本侵略者投降了。
抗战胜利，普天同庆，但陈公博之流的大小汉奸深感末日来临，慌作一团。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陈公博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紧急会议，在慌乱中通过了伪国民政府解散宣言。汪伪政权解散后，陈公博亡命日本，但不久在全国人民严惩汉奸的呼声中，陈被押解回国。一九四六年三月，陈公博等被押至江苏高等法院受审，尽管陈公博百般狡辩，但终究逃脱不了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四月十二日下午四时，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宣判：“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外，没收。”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汪精卫的继承人、大汉奸、伪南京政府主席陈公博被处决。
但是，就在陈公博的死刑即将要执行的时候的，却在当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就是黑茶山空难，这个张心一心想避免的时间，即便是没有发生皖南事变，也没有保住叶挺的性命。
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山城重庆，空气凝重地笼罩在雾都的机场。一架美国C47型运输飞机，正载着十三位乘客腾空而起，向着陕北延安驶去。可是，当飞机飞抵延安上空时没有降落，却折而向东飞去，直飞过黄河，在山西兴县的黑茶山，撞在了山崖上，留下了一场旷世的空难。
延安，毛主席等许多军政首脑都来到机场迎接，然而在听到飞机到来的隆隆声后，飞机却又消失了。毛主席焦急万分。三天后，却从晋绥边区传来了不幸的消息
四月八日，参加政协综合小组会和“宪草会议”的代表王若飞、博古（秦邦宪）和新四军军长叶挺，赴延安参加中央整军会议。王、博在重庆的谈判中舌战群士，为争取国共谈判据理力争，使蒋介石……下午一时，中共中央领导毛主席、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高级将领也来到东关机场等候。秦邦宪的爱人张越霞也带着侄儿来到机场。当时，山雾沉沉，毛毛细雨淅淅沥沥。
人们翘望天空，急切地等待着，但一直不见飞机的踪影。直到二时许，空中传来了隐隐约约的隆隆飞机声，欢迎的人们脸上立时泛起了欣慰的笑容。可是，天空的隆隆声响，却又自近而远渐渐消失了。疑惑、焦虑与不安，笼罩着机场上每个人的心，但人们还是怀着希望，等候在蒙蒙细雨中，直到下午四点多钟，才慢慢散去。
毛主席主席回到王家坪，在他的办公室内踱来踱去，不时地从窗户向外凝视着，雾岭云空，朱德总司令迈着沉重的脚步，也来到毛主席主席身边，他们一起分析、估计着种种可能。并向西安发电报询问，五时许，得到了西安方面回复，该机未曾返航。
十一日，不幸消息传到了延安。原来，八日午后，就在飞机从西安起飞已进入延安上空的时候，却偏又迷失方向，结果飞离延安上空，而向东飞行，跨过黄河，于晋西北兴县四区黑茶山上撞山坠毁，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叶挺等同志及同机人员全部遇难。
在晋绥边区政府所在地山西兴县，几个老乡上山砍柴，确发现了一架烧毁的飞机。同时，捡到了机身撞裂时飞溅出来的遗物，他们马上将情况报告中共晋绥分局。
此地名曰黑茶山，由兴县四区所辖。这里山高林深、周围30里内荒无人烟。
附近老乡八日午后曾闻机声，本来老百姓因少见飞机，听到这声音会出来观望的，但因当日天阴有雨，人们知道飞机会钻入云中，所以也就没有人来看。
第二天，雨停风住，老乡上山打柴，当他们爬到山坡上时，却发现那里的一架已经烧的残破的飞机，还有许多已经烧的面目全非的尸体，老乡们见状有些惊恐，又在周围搜寻了一下，捡到了一些文件报纸等物。飞机失事终归是大事，于是，第二日赶到四区政府去报告。
该区区委负责人得到这一消息，此事非同小可，当即派出人员前往出事地点再次搜寻，又捡到部分遗物，同时还捡到两枚印章，几经辨认，才有识字者认出那印章上的文字分别是“博古之印”与“黄齐生印”。黄齐生是谁？他们不知，但似曾听说博古是中共中央的首长，这么大的事情，他们不敢怠慢，于是，连夜把情况写明派人送到蔡家崖，赶至中共晋绥分局报告。中共晋绥分局秘书长龚子荣接到这一消息，马上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一边汇报给分局书记李井泉，一边又拟电报稿发往延安，同时马上组织人员，再次赶到出事地点处理有关事宜。
早就应该到了，延安仍然没有见到飞机。身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同样十分焦急，他坐在椅子里一声不响，默默地等待着。办事处的同志们每走进来，他便急切地望去，想得到一点消息。然而，又那里能得到？
“可能天气不好，没能到了延安，在别传的地方迫降了。”身旁的工作人员小声地解释。
同志们都不肯放弃的希望，就是天气不好而改变了航线或临时换了降落机场。这也是唯一的希望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可能性也越来越渺茫。飞机如果还在飞... -->>
但汪派对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敌的方针十分不满。在国民党内部团结抗日外表下，潜伏着抗日与降日两大分歧，新的矛盾必将在抗日战争中爆发。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南京政府最终下定决心，抗击日本侵略者，但同时他也想寻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陈公博以专使身份访问欧洲各国，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正当陈公博在欧洲开展外交活动之时，日本向蒋提出了“议和条件”。一九三八年一月，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蒋介石对日本的条件心存顾虑，没有接受。但汪精卫、周佛海等“低调俱乐部”却秘密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签订卖国条约。这一时期，陈公博虽对中日战争也抱极度悲观情绪，但还没有参与汪、周等人的投降活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汪告诉陈公博：准备离重庆，直接与日议和，陈公博大吃一惊，与汪争论很久。不到一月，汪再次告诉陈公博：“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此时，汪的代表已与日方代表在上海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汪降日已成定局。
陈公博怀着极其矛盾和苦闷的心情在“走”与“不走”之间选择。考虑再三，汪派小集团的私利在他头脑中占了上风。他不能忍受与汪关系中断带来的痛苦和自己在蒋政府中处于受人歧视的难堪境地。他决定随汪离开重庆。
一九四零年三月，陈公博到达南京，担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立法院长及伪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等职。三月三十日，汪伪政权“还都”南京，他以伪立法院长身份发表广播讲话说，他们“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国家的，是要救回水深火热的人民的”，跟着他们，“不但可以建设新的近代的中华民国，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
同年五月，陈公博访问日本，希望日本对“国－民政－府”大力协助，调整汪日邦交。经过多次会谈，日本表示：对于汪政府的承认，大致放在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签字之时。同年11月，日汪基本关系条约正式签订，这个条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卖国条约。
陈公博参与和策划了汪伪政府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并担任了重要职务，成为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一九四零年十月，伪上海特别市市长被刺杀，陈公博兼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同时还兼任各种高级职务，如“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
一九四四年三月，汪精卫因病赴日治疗。根据汪的提议，决定在汪治病期间，由陈公博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之职，伪最高国防会议、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伪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等，也都由陈公博主持。同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一命呜呼。陈公博继承汪精卫身前之职，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一九四五年一月，陈公博开始“重整党务”。因为汪伪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已形同虚设，很少有人专人负责。八月，正当陈公博要召开会议之时，日本侵略者投降了。
抗战胜利，普天同庆，但陈公博之流的大小汉奸深感末日来临，慌作一团。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陈公博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紧急会议，在慌乱中通过了伪国民政府解散宣言。汪伪政权解散后，陈公博亡命日本，但不久在全国人民严惩汉奸的呼声中，陈被押解回国。一九四六年三月，陈公博等被押至江苏高等法院受审，尽管陈公博百般狡辩，但终究逃脱不了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四月十二日下午四时，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宣判：“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外，没收。”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汪精卫的继承人、大汉奸、伪南京政府主席陈公博被处决。
但是，就在陈公博的死刑即将要执行的时候的，却在当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就是黑茶山空难，这个张心一心想避免的时间，即便是没有发生皖南事变，也没有保住叶挺的性命。
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山城重庆，空气凝重地笼罩在雾都的机场。一架美国C47型运输飞机，正载着十三位乘客腾空而起，向着陕北延安驶去。可是，当飞机飞抵延安上空时没有降落，却折而向东飞去，直飞过黄河，在山西兴县的黑茶山，撞在了山崖上，留下了一场旷世的空难。
延安，毛主席等许多军政首脑都来到机场迎接，然而在听到飞机到来的隆隆声后，飞机却又消失了。毛主席焦急万分。三天后，却从晋绥边区传来了不幸的消息
四月八日，参加政协综合小组会和“宪草会议”的代表王若飞、博古（秦邦宪）和新四军军长叶挺，赴延安参加中央整军会议。王、博在重庆的谈判中舌战群士，为争取国共谈判据理力争，使蒋介石……下午一时，中共中央领导毛主席、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高级将领也来到东关机场等候。秦邦宪的爱人张越霞也带着侄儿来到机场。当时，山雾沉沉，毛毛细雨淅淅沥沥。
人们翘望天空，急切地等待着，但一直不见飞机的踪影。直到二时许，空中传来了隐隐约约的隆隆飞机声，欢迎的人们脸上立时泛起了欣慰的笑容。可是，天空的隆隆声响，却又自近而远渐渐消失了。疑惑、焦虑与不安，笼罩着机场上每个人的心，但人们还是怀着希望，等候在蒙蒙细雨中，直到下午四点多钟，才慢慢散去。
毛主席主席回到王家坪，在他的办公室内踱来踱去，不时地从窗户向外凝视着，雾岭云空，朱德总司令迈着沉重的脚步，也来到毛主席主席身边，他们一起分析、估计着种种可能。并向西安发电报询问，五时许，得到了西安方面回复，该机未曾返航。
十一日，不幸消息传到了延安。原来，八日午后，就在飞机从西安起飞已进入延安上空的时候，却偏又迷失方向，结果飞离延安上空，而向东飞行，跨过黄河，于晋西北兴县四区黑茶山上撞山坠毁，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叶挺等同志及同机人员全部遇难。
在晋绥边区政府所在地山西兴县，几个老乡上山砍柴，确发现了一架烧毁的飞机。同时，捡到了机身撞裂时飞溅出来的遗物，他们马上将情况报告中共晋绥分局。
此地名曰黑茶山，由兴县四区所辖。这里山高林深、周围30里内荒无人烟。
附近老乡八日午后曾闻机声，本来老百姓因少见飞机，听到这声音会出来观望的，但因当日天阴有雨，人们知道飞机会钻入云中，所以也就没有人来看。
第二天，雨停风住，老乡上山打柴，当他们爬到山坡上时，却发现那里的一架已经烧的残破的飞机，还有许多已经烧的面目全非的尸体，老乡们见状有些惊恐，又在周围搜寻了一下，捡到了一些文件报纸等物。飞机失事终归是大事，于是，第二日赶到四区政府去报告。
该区区委负责人得到这一消息，此事非同小可，当即派出人员前往出事地点再次搜寻，又捡到部分遗物，同时还捡到两枚印章，几经辨认，才有识字者认出那印章上的文字分别是“博古之印”与“黄齐生印”。黄齐生是谁？他们不知，但似曾听说博古是中共中央的首长，这么大的事情，他们不敢怠慢，于是，连夜把情况写明派人送到蔡家崖，赶至中共晋绥分局报告。中共晋绥分局秘书长龚子荣接到这一消息，马上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一边汇报给分局书记李井泉，一边又拟电报稿发往延安，同时马上组织人员，再次赶到出事地点处理有关事宜。
早就应该到了，延安仍然没有见到飞机。身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同样十分焦急，他坐在椅子里一声不响，默默地等待着。办事处的同志们每走进来，他便急切地望去，想得到一点消息。然而，又那里能得到？
“可能天气不好，没能到了延安，在别传的地方迫降了。”身旁的工作人员小声地解释。
同志们都不肯放弃的希望，就是天气不好而改变了航线或临时换了降落机场。这也是唯一的希望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可能性也越来越渺茫。飞机如果还在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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