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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按田地亩数收取，确保了国家能够最大限度从田产获利，所以江南行省虽然赋税定得低，但是收上来的总数却不低。
刘浩然接着又颂布了《赎奴律》，宣布行省出钱从地主豪强手里赎买因为战乱而卖身沦为奴仆的百姓，价钱比市价高三成，不过是分五年付清。而自愿被官府赎买的百姓可以分得田地，用粮食支付一半的赎买费用后就可获得自由，与一般百姓无异。刘浩然明白，经济的发展必须要解放一大批劳动力，让他们直接为自己的政权输送物产粮食。
按照行省陆续颂布的律法，行省境内的矿产、茶叶、瓷器、丝绸、棉等物资暂时必须或有官府开办，或由官府监管，私人不得随意出售。当然了，行省不会让各商户地主吃亏，大家都需要获利。在官府的统一管理下，这些东西获得了垄断地位，避免了恶性竞争，外地商旅或者海商必须付出高价才能购买这些物产，而这些东西在北方、在海外可都是暴利，商旅们为了能拿到货，价高也只好认了。于是行省官府获得了大量赋税，商户、地主们也获得颇丰的盈利。
江南行省在境内实行关税制度，也就是除了购买和出售，商贾不用交以前数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一下子降低了他们的成本，使得他们趋利而至，云集江南。而行省可以利用不同物产的关税不同，控制物产的流入和流出。例如最重要的粮食，“出口税”居然比瓷器、茶叶还要贵上好几倍，运出去几乎没有任何盈利，而“进口税”却极低，甚至还有补贴。只要能从日本、暹罗、越陈收集粮食运到江南，就能收获颇丰，然后再收购瓷器、丝绸回去，又是一笔利润。而在规划中做为刘浩然战略扶植的棉花出口税就定得很高，而成品棉布却定得极低，而且还有越来越低，有退税补贴的趋向，算上赋税，收购棉花还不如直接采购棉布。刘浩然相信，逐利而生的商人会算清楚这笔帐的。
在刘浩然的指导下，江南行省的工匠，加上张士诚送过来的精英工匠，江宁、当涂两地的工场发展得越来越好，钢铁工场开始成型，大批机械被研制出来。尤其是刘浩然关注的纺织机，经过近两年的研发，终于获得了成功。在前宋和现在所用的几十锭水力大纺车的基础上，加上刘浩然对机械的指点，将纱锭由横向改为自立，并立了上百个纱锭，不但效率提高，纺出的棉纱质量又好。而跟进研制出来水力织布机更是把棉布织造提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刘浩然将松江府确定为棉布织造的重点区域，这个出黄道婆的地区，不但出产大量的棉花，棉纺历史也悠久。行省将民间的织工集中起来，在河边择地修建了巨大的厂房，应用新技术新机器，开始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
随后还有新开设的水力榨油场、水力丝绸纺织场、水力造纸场、水力印刷场等等相继在江南各地开设，看着这些工场源源不断输出的产品，然后换成滚滚的钱财，众多的地主富商把这些工场看成了聚宝盆。
看到把大家的馋劲都勾引起来后，刘浩然宣布这些民用品工场官府准备全部放开，交由民间经营，只要遵守官府的关税制度和监管就好了。听到这个好消息，地主富商们蜂拥而至，纷纷要求分一杯羹。但是入股的条件却让他们有点踌躇，行省官府不要钱财，只接受田地折价入股。
几经犹豫和争论，有些开明的地主富商咬着牙转让了很大一部分田地，入股这些工场，而更多的地主富商却在继续犹豫着，毕竟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土地是最重要的。过了几年，随着南北海路的开通，棉布、丝绸、纸张等物品需求大增，入股的地主富商数钱数得手软，而坚守土地的地主富商由于行省慢慢恢复了元气，加上各处荒地大量开耕和军屯，粮食、棉花等农作物连连丰收，粮价、棉花价格持续下降，他们的收入反而降低了。
有了教训和例子，在行省新一轮增设工场的时机，大批地主富商纷纷转让良田，入股工场，就这样，在刘浩然挥动的经济大棒下，江南各地开始向资本社会的雏形转变，数量巨大的工场主、大商家涌现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庞大群体，开始向传统的地主群体发起挑战。
龙凤二年十月，刘浩然颂布《权利律法》，宣布所有为行省交纳赋税的人，包括普通百姓、地主、工场主、商人都是在为国家做奉献，他们用自己的赋税和义务支援着驱逐鞑虏、光复中华的大业，所以也应当享有相应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包括享有人身安全和财产的保护权、享有对官府支配赋税的知情权等等。在这部律法中，刘浩然首先明确提出了权利、义务和责任等概念，他指出，如今各地义军纷起，为得就是推翻元廷残暴的统治，如果行省不重视和保护民众的权利，那么与元廷旧有的体制又有什么区别。
这一律法在大江南北掀起巨澜，有说好，有说不好，议论纷纷。而刘浩然利用一批御用文人，在新设的《江南邸报》上撰文，评论前唐宋和元廷的体制不同，指出唐宋朝时政治清明，权利制衡，百姓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而元廷完全以一种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和思想统治天下，蒙古人以外，无不是其奴隶，谈什么自由和权利。
在国家、民族大义上，坚持旧思想的儒生文人就不好正面反驳了，只好从君臣、父子伦理上进行辩论，这下又被御用文人抓住把柄了，他们撰文指出行省的《权利律法》不是要建立一个无君无父的体制，而是要恢复被元廷废弃的民重思想。他们高举圣人旗号，尤其是孟圣，开口闭口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说江南行省的《权利律法》正是在执行和贯彻这一思想，而开口闭口君臣伦理，剥夺他人权利和自由的简直就是在为蒙古鞑虏摇旗呐喊，为他们招魂。
这顶大帽子扣下去，把那些保守儒生文人打得晕头转向。现在愿意出山的儒生文人都清楚现在的元廷残暴无德，已经失去天下民心，在这种形势下被扣上元廷走狗的帽子，的确让他们觉得自己有点冤。
做为幕后主使人的刘浩然却以这是学术争论，坚决不表态支持哪一方，其实在心里却暗自偷乐。现在正是风云激荡、改朝换代的年代，必须要抓住这一时机，在大家思想混乱的时候把有利于自己的思想广播开来，他不愿意走上历史上朱元璋的老路，蒙古鞑虏赶跑了，却继承了不少糟粕，结果搞得朱明王朝又被一帮奴隶主给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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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1群52836352;2群69379995 ;
赋税按田地亩数收取，确保了国家能够最大限度从田产获利，所以江南行省虽然赋税定得低，但是收上来的总数却不低。
刘浩然接着又颂布了《赎奴律》，宣布行省出钱从地主豪强手里赎买因为战乱而卖身沦为奴仆的百姓，价钱比市价高三成，不过是分五年付清。而自愿被官府赎买的百姓可以分得田地，用粮食支付一半的赎买费用后就可获得自由，与一般百姓无异。刘浩然明白，经济的发展必须要解放一大批劳动力，让他们直接为自己的政权输送物产粮食。
按照行省陆续颂布的律法，行省境内的矿产、茶叶、瓷器、丝绸、棉等物资暂时必须或有官府开办，或由官府监管，私人不得随意出售。当然了，行省不会让各商户地主吃亏，大家都需要获利。在官府的统一管理下，这些东西获得了垄断地位，避免了恶性竞争，外地商旅或者海商必须付出高价才能购买这些物产，而这些东西在北方、在海外可都是暴利，商旅们为了能拿到货，价高也只好认了。于是行省官府获得了大量赋税，商户、地主们也获得颇丰的盈利。
江南行省在境内实行关税制度，也就是除了购买和出售，商贾不用交以前数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一下子降低了他们的成本，使得他们趋利而至，云集江南。而行省可以利用不同物产的关税不同，控制物产的流入和流出。例如最重要的粮食，“出口税”居然比瓷器、茶叶还要贵上好几倍，运出去几乎没有任何盈利，而“进口税”却极低，甚至还有补贴。只要能从日本、暹罗、越陈收集粮食运到江南，就能收获颇丰，然后再收购瓷器、丝绸回去，又是一笔利润。而在规划中做为刘浩然战略扶植的棉花出口税就定得很高，而成品棉布却定得极低，而且还有越来越低，有退税补贴的趋向，算上赋税，收购棉花还不如直接采购棉布。刘浩然相信，逐利而生的商人会算清楚这笔帐的。
在刘浩然的指导下，江南行省的工匠，加上张士诚送过来的精英工匠，江宁、当涂两地的工场发展得越来越好，钢铁工场开始成型，大批机械被研制出来。尤其是刘浩然关注的纺织机，经过近两年的研发，终于获得了成功。在前宋和现在所用的几十锭水力大纺车的基础上，加上刘浩然对机械的指点，将纱锭由横向改为自立，并立了上百个纱锭，不但效率提高，纺出的棉纱质量又好。而跟进研制出来水力织布机更是把棉布织造提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刘浩然将松江府确定为棉布织造的重点区域，这个出黄道婆的地区，不但出产大量的棉花，棉纺历史也悠久。行省将民间的织工集中起来，在河边择地修建了巨大的厂房，应用新技术新机器，开始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
随后还有新开设的水力榨油场、水力丝绸纺织场、水力造纸场、水力印刷场等等相继在江南各地开设，看着这些工场源源不断输出的产品，然后换成滚滚的钱财，众多的地主富商把这些工场看成了聚宝盆。
看到把大家的馋劲都勾引起来后，刘浩然宣布这些民用品工场官府准备全部放开，交由民间经营，只要遵守官府的关税制度和监管就好了。听到这个好消息，地主富商们蜂拥而至，纷纷要求分一杯羹。但是入股的条件却让他们有点踌躇，行省官府不要钱财，只接受田地折价入股。
几经犹豫和争论，有些开明的地主富商咬着牙转让了很大一部分田地，入股这些工场，而更多的地主富商却在继续犹豫着，毕竟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土地是最重要的。过了几年，随着南北海路的开通，棉布、丝绸、纸张等物品需求大增，入股的地主富商数钱数得手软，而坚守土地的地主富商由于行省慢慢恢复了元气，加上各处荒地大量开耕和军屯，粮食、棉花等农作物连连丰收，粮价、棉花价格持续下降，他们的收入反而降低了。
有了教训和例子，在行省新一轮增设工场的时机，大批地主富商纷纷转让良田，入股工场，就这样，在刘浩然挥动的经济大棒下，江南各地开始向资本社会的雏形转变，数量巨大的工场主、大商家涌现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庞大群体，开始向传统的地主群体发起挑战。
龙凤二年十月，刘浩然颂布《权利律法》，宣布所有为行省交纳赋税的人，包括普通百姓、地主、工场主、商人都是在为国家做奉献，他们用自己的赋税和义务支援着驱逐鞑虏、光复中华的大业，所以也应当享有相应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包括享有人身安全和财产的保护权、享有对官府支配赋税的知情权等等。在这部律法中，刘浩然首先明确提出了权利、义务和责任等概念，他指出，如今各地义军纷起，为得就是推翻元廷残暴的统治，如果行省不重视和保护民众的权利，那么与元廷旧有的体制又有什么区别。
这一律法在大江南北掀起巨澜，有说好，有说不好，议论纷纷。而刘浩然利用一批御用文人，在新设的《江南邸报》上撰文，评论前唐宋和元廷的体制不同，指出唐宋朝时政治清明，权利制衡，百姓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而元廷完全以一种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和思想统治天下，蒙古人以外，无不是其奴隶，谈什么自由和权利。
在国家、民族大义上，坚持旧思想的儒生文人就不好正面反驳了，只好从君臣、父子伦理上进行辩论，这下又被御用文人抓住把柄了，他们撰文指出行省的《权利律法》不是要建立一个无君无父的体制，而是要恢复被元廷废弃的民重思想。他们高举圣人旗号，尤其是孟圣，开口闭口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说江南行省的《权利律法》正是在执行和贯彻这一思想，而开口闭口君臣伦理，剥夺他人权利和自由的简直就是在为蒙古鞑虏摇旗呐喊，为他们招魂。
这顶大帽子扣下去，把那些保守儒生文人打得晕头转向。现在愿意出山的儒生文人都清楚现在的元廷残暴无德，已经失去天下民心，在这种形势下被扣上元廷走狗的帽子，的确让他们觉得自己有点冤。
做为幕后主使人的刘浩然却以这是学术争论，坚决不表态支持哪一方，其实在心里却暗自偷乐。现在正是风云激荡、改朝换代的年代，必须要抓住这一时机，在大家思想混乱的时候把有利于自己的思想广播开来，他不愿意走上历史上朱元璋的老路，蒙古鞑虏赶跑了，却继承了不少糟粕，结果搞得朱明王朝又被一帮奴隶主给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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