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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临池阁的湖畔边，宋彪同顾维钧这位帝国临时内阁总理大臣商谈组织上海会议之事，大部分的时间里，宋皇帝只是静静的听着，并没有提出太多的设想和倡议，大体而言，顾维钧的考虑还是很全面的。
在顾维钧将自己的想法都阐述一番后，宋彪没有急于表态，而是让他回内阁召开大臣例会共同商议细节，具体的事情，他这位当皇帝的倒是不想多说。
言多必失。
……
顾维钧毕竟是外相出身，对于国际政治环境的每一点微妙变化都能敏锐的把握到，在国际环境有了明显的变化后，又有了皇帝的支持，他便迫不及待的试图组织上海自由贸易会议，各国对此的反应也都很积极。
1934年的12月，在中美英法四国的共同倡议下，总计42个国际和地区齐聚上海黄浦国际特区，就重新恢复世界自由贸易展开会谈。
关于中圆汇率的问题，顾维钧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中圆在1935年直接提高汇率15左右，二是中圆在未来五年内，每年逐年提高4左右；但要达成这两个方案中的任何一个，中国就必须增加黄金储备和外汇，以维持货币储备率，而英美法三国必须保证汇率稳定。
随着中国在工业出口上的竞争力过强，现在只有两个办法来恢复世界自由贸易，一是彻底否决中国在一战后同各国签署的通商协约，重新洽谈新的协约，二是中国提高汇率。
当年同各国签署协约之时，中国是受扶持的一方，条约整体都对中国有利，如果要重新和各国洽谈新约，一是周期太长，二是未必就能争取到过去的条款，所以，中国宁可适当提高中圆的含金量，用提高汇率的方式直接性的解决中国与欧美各国的贸易顺差问题。
英美各国对此基本同意，也希望是一次性的直接提高，立刻解决现阶段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但是英美都认为中圆汇率至少应该提高40以上，恨不得中圆汇率提高70。
问题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圆的含金量一旦提高40，中美之间的经济总量差距就会扩大到难以追赶的程度，而且，中圆汇率增加到这种程度，中圆对外输出的力量就会更强，英法也受不了。
各国从1934年的12月一直讨论到1月中旬，最后才各让一步，中圆承诺将名义含金量增加23.25，这个增幅量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英美法三国对华转入一部分黄金储备，承诺中国国家银行在未来五年拥有更高的黄金储备优先权，三国还要增持超过20亿的中圆作为外汇储备，减少中圆在外的净流动资本比例。
这和广场协议不同，中国不是英法美三国能够压制的对手，特别是在军事和政治上拥有绝对的地区霸主地位，三国也无法联合起来对付中国，要想让中国同意将中圆含金量从每圆0.7505克黄金提升到0.925克黄金，英美是必须要付出同等巨大的代价。
如果英美不愿意退让，中国宁可就保持现在这种情况，因为现在的情况整体上对中国更有利，中国毕竟有亚盟和中法同盟两个固定市场，国内市场的需求也是世界上最大之一。
所以，要想让中国提高汇率，各国就必须在上海自由贸易会议中同中国签署一揽子的协约，保障中国在黄金储备吸收上的优先权，确保中国能有效维持中圆的新汇率和货币储备率，欧美和其他各国市场对中国也不得采取任何形式的限制排外措施，中国仍然要享受普遍最惠国贸易待遇。
其实在中圆汇率提高23.25以后，中国的工业产品仍然拥有一定程度的成本优势，通过政府内部合理的减税政策，也能进一步弥补成本优势上的损失，关键是将整个市场扩大。
在中圆汇率的问题解决之后，各国想要在上海会议上签署一份泛世界的自由贸易公约就比较容易了，作为会议的主要召开国和主席国，中国也优先提出了一套提案，加上英国和美国的方案，各国表决和修订之后，最终采取了中美联合的方案。
按照这个方案，世界自由贸易公约将各国分成四等，即一、二、三、四等，对应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发展国家、低发展国家，主要评断标准就是各国的人均收入水平。
想要加入世界自由贸易协会，就首先要签署《世界自由贸易公约》，国内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劳动保护法案，限制最低工资，根据这一原则划定四等国家，确定各国的劳动成本，世贸协会的各成员国在关税制定上必须对其他成员国给予对应待遇。
整体上，人均成本越高的国家，在世贸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享受的关税优惠就越高，反之，人均成本越低的国家，享受关税优惠就越少，总体保持三极关税优惠标准，发展国家和低发展国家持有共同的第三极关税优惠权，以扶持低发展国家。
各国在世贸公约的基础上，有权制定本国关税，但不得高于世贸公约规定的三极上限，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可制定的关税上限就越高，反之，越是发达的国家，关税上限就越低。
同时，各国在双边国际贸易和区域国际贸易中，也可以另外制定不同于《世贸公约》的规则。
经过各国之间的博弈，《上海世贸公约》最终在1935年3月通过各国投票表决，因为这一公约和日本的要求基本是完全相反，日本在最后时刻退出公约谈判，拒绝加入世界自由贸易协会。
因为《上海世贸公约》背后有一系列的通商条例和法规限制，只有在本国制定并执行这些法律的国家，才能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
日本的主要问题就是它的关税太高，此外，日本自认为是发达国家，但它的人均收入水平只能列入发展国家，日本内阁和国民普遍认为有失国体，不愿意按照第三等国家的标准加入世贸组织。
世界自由贸易协会是在上海谈判筹备，中国又是会议的组织和主席国，日本国内就避开英法美等国不谈，刻意认为是中国在打压日本，日本国内甚至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反华游行。
日本自以为是世界顶级列强霸主之一，但它的缺席对整个世贸组织没有太多影响。
中国在汇率增加23.25，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只相当于美国的40，所以还是继续以中等发达国家的身份参与世贸协会。
此时的《上海国际自由贸易公约》、世界自由贸易协会和后来的世贸组织还是不能比的，但在这个公约中，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都有比较多的空间保护自身经济，整体规则实际上相对更有利于工业强国。
所以说，世界上第一流的国家是制定规则的国家。
中国是一个特殊国家，在人均收入上相对要低一些，但在技术和工业规模上是真正的列强国家，由中国主导制定规则，这个规则在总体上也就必然更利于中国，对英美等国来说则是各得所需。
随着中国和英美等国关于中圆汇率提高及补偿的一揽子协议，以及《上海世贸公约》签署之后，世界经济重新恢复到大萧条之前的国际自由贸易局面已是大势所趋，中圆汇率的大幅度提高，也意味着中国在海外投资的力度可以继续增加，而《上海世贸公约》也极有力的保护了各成员国相互投资的平等权利和义务。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仍然会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业输出国，也依然是世界上最佳的投资和消费市场，在《上海世贸公约》签署之后，可以预期，中国对外的资本输出会明显增强，而欧美各国对中国的投资也会增加。
为了抵消汇率提高对国民经济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顾维钧临时内阁也紧急通过多份新法案和修订条例，进一步减免农业税收，增强工农业出口退税机制，以及退出一系列的信贷调整政策，扩大国内的内需投资空间。RS
> 就在临池阁的湖畔边，宋彪同顾维钧这位帝国临时内阁总理大臣商谈组织上海会议之事，大部分的时间里，宋皇帝只是静静的听着，并没有提出太多的设想和倡议，大体而言，顾维钧的考虑还是很全面的。
在顾维钧将自己的想法都阐述一番后，宋彪没有急于表态，而是让他回内阁召开大臣例会共同商议细节，具体的事情，他这位当皇帝的倒是不想多说。
言多必失。
……
顾维钧毕竟是外相出身，对于国际政治环境的每一点微妙变化都能敏锐的把握到，在国际环境有了明显的变化后，又有了皇帝的支持，他便迫不及待的试图组织上海自由贸易会议，各国对此的反应也都很积极。
1934年的12月，在中美英法四国的共同倡议下，总计42个国际和地区齐聚上海黄浦国际特区，就重新恢复世界自由贸易展开会谈。
关于中圆汇率的问题，顾维钧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中圆在1935年直接提高汇率15左右，二是中圆在未来五年内，每年逐年提高4左右；但要达成这两个方案中的任何一个，中国就必须增加黄金储备和外汇，以维持货币储备率，而英美法三国必须保证汇率稳定。
随着中国在工业出口上的竞争力过强，现在只有两个办法来恢复世界自由贸易，一是彻底否决中国在一战后同各国签署的通商协约，重新洽谈新的协约，二是中国提高汇率。
当年同各国签署协约之时，中国是受扶持的一方，条约整体都对中国有利，如果要重新和各国洽谈新约，一是周期太长，二是未必就能争取到过去的条款，所以，中国宁可适当提高中圆的含金量，用提高汇率的方式直接性的解决中国与欧美各国的贸易顺差问题。
英美各国对此基本同意，也希望是一次性的直接提高，立刻解决现阶段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但是英美都认为中圆汇率至少应该提高40以上，恨不得中圆汇率提高70。
问题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圆的含金量一旦提高40，中美之间的经济总量差距就会扩大到难以追赶的程度，而且，中圆汇率增加到这种程度，中圆对外输出的力量就会更强，英法也受不了。
各国从1934年的12月一直讨论到1月中旬，最后才各让一步，中圆承诺将名义含金量增加23.25，这个增幅量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英美法三国对华转入一部分黄金储备，承诺中国国家银行在未来五年拥有更高的黄金储备优先权，三国还要增持超过20亿的中圆作为外汇储备，减少中圆在外的净流动资本比例。
这和广场协议不同，中国不是英法美三国能够压制的对手，特别是在军事和政治上拥有绝对的地区霸主地位，三国也无法联合起来对付中国，要想让中国同意将中圆含金量从每圆0.7505克黄金提升到0.925克黄金，英美是必须要付出同等巨大的代价。
如果英美不愿意退让，中国宁可就保持现在这种情况，因为现在的情况整体上对中国更有利，中国毕竟有亚盟和中法同盟两个固定市场，国内市场的需求也是世界上最大之一。
所以，要想让中国提高汇率，各国就必须在上海自由贸易会议中同中国签署一揽子的协约，保障中国在黄金储备吸收上的优先权，确保中国能有效维持中圆的新汇率和货币储备率，欧美和其他各国市场对中国也不得采取任何形式的限制排外措施，中国仍然要享受普遍最惠国贸易待遇。
其实在中圆汇率提高23.25以后，中国的工业产品仍然拥有一定程度的成本优势，通过政府内部合理的减税政策，也能进一步弥补成本优势上的损失，关键是将整个市场扩大。
在中圆汇率的问题解决之后，各国想要在上海会议上签署一份泛世界的自由贸易公约就比较容易了，作为会议的主要召开国和主席国，中国也优先提出了一套提案，加上英国和美国的方案，各国表决和修订之后，最终采取了中美联合的方案。
按照这个方案，世界自由贸易公约将各国分成四等，即一、二、三、四等，对应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发展国家、低发展国家，主要评断标准就是各国的人均收入水平。
想要加入世界自由贸易协会，就首先要签署《世界自由贸易公约》，国内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劳动保护法案，限制最低工资，根据这一原则划定四等国家，确定各国的劳动成本，世贸协会的各成员国在关税制定上必须对其他成员国给予对应待遇。
整体上，人均成本越高的国家，在世贸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享受的关税优惠就越高，反之，人均成本越低的国家，享受关税优惠就越少，总体保持三极关税优惠标准，发展国家和低发展国家持有共同的第三极关税优惠权，以扶持低发展国家。
各国在世贸公约的基础上，有权制定本国关税，但不得高于世贸公约规定的三极上限，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可制定的关税上限就越高，反之，越是发达的国家，关税上限就越低。
同时，各国在双边国际贸易和区域国际贸易中，也可以另外制定不同于《世贸公约》的规则。
经过各国之间的博弈，《上海世贸公约》最终在1935年3月通过各国投票表决，因为这一公约和日本的要求基本是完全相反，日本在最后时刻退出公约谈判，拒绝加入世界自由贸易协会。
因为《上海世贸公约》背后有一系列的通商条例和法规限制，只有在本国制定并执行这些法律的国家，才能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
日本的主要问题就是它的关税太高，此外，日本自认为是发达国家，但它的人均收入水平只能列入发展国家，日本内阁和国民普遍认为有失国体，不愿意按照第三等国家的标准加入世贸组织。
世界自由贸易协会是在上海谈判筹备，中国又是会议的组织和主席国，日本国内就避开英法美等国不谈，刻意认为是中国在打压日本，日本国内甚至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反华游行。
日本自以为是世界顶级列强霸主之一，但它的缺席对整个世贸组织没有太多影响。
中国在汇率增加23.25，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只相当于美国的40，所以还是继续以中等发达国家的身份参与世贸协会。
此时的《上海国际自由贸易公约》、世界自由贸易协会和后来的世贸组织还是不能比的，但在这个公约中，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都有比较多的空间保护自身经济，整体规则实际上相对更有利于工业强国。
所以说，世界上第一流的国家是制定规则的国家。
中国是一个特殊国家，在人均收入上相对要低一些，但在技术和工业规模上是真正的列强国家，由中国主导制定规则，这个规则在总体上也就必然更利于中国，对英美等国来说则是各得所需。
随着中国和英美等国关于中圆汇率提高及补偿的一揽子协议，以及《上海世贸公约》签署之后，世界经济重新恢复到大萧条之前的国际自由贸易局面已是大势所趋，中圆汇率的大幅度提高，也意味着中国在海外投资的力度可以继续增加，而《上海世贸公约》也极有力的保护了各成员国相互投资的平等权利和义务。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仍然会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业输出国，也依然是世界上最佳的投资和消费市场，在《上海世贸公约》签署之后，可以预期，中国对外的资本输出会明显增强，而欧美各国对中国的投资也会增加。
为了抵消汇率提高对国民经济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顾维钧临时内阁也紧急通过多份新法案和修订条例，进一步减免农业税收，增强工农业出口退税机制，以及退出一系列的信贷调整政策，扩大国内的内需投资空间。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