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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皇帝拉高声调道：“朕在东南八省所征之田赋还不是用来养他们这些士绅官儿的？而且光是田赋还不足养他们，还要贴不少商税进去。朕是真心和士大夫共天下的，可是他们在做什么？区区一点田赋又是‘注缓’又是‘短价’，大概恨不得一文不缴吧？”
这话真是不大好听，不过谁也不想去触朱大皇帝的龙威，全都低下了头。装没听见。反正现在殿上的这些大明官儿大都已经听从这位大明皇帝兼全世界首富的投资建议，将部分产业从乡村农田往大城市土地上转移了。现在何苦为不相干的人强出头？
看到大家都不吱声，朱济世放沉声音道：“这一次整个八省田赋，朕要毕其功于一役，不仅要杜绝‘注缓’之陋规。还要绝了‘长价’、‘短价’这个荒谬之极的规矩。今后无论绅民，所缴田赋都应标准划一，无半点长短！朕用16万个官，难道连这等小事都做不好？传朕的旨意，自即日起，所有大明官员在3个月内，都需向所在衙门申报本人、父母、妻妾、子孙名下之田地，以备监察院和各地公局抽查，并且接受报纸舆论之监督。若有所报不实和未及时全额缴纳应缴田赋者，立即革职，夺去功名，永不叙用！”
这算什么？财产申报！？大殿里面一堆大明高官面面相觑。申报田产可不是闹着玩的，谁不知道“千里做官之为财”的道理？而发财之后当然是买地传给子孙了。可要是官员田产必须申报备案的话……谁他娘敢买上几万亩田留给子孙？给朱皇帝当官的俸禄才多少啊？这样的主不用查就是个大贪官！
朱济世知道手下的官大多不大干净，中国的官僚史大概就是一部贪污史，朱大皇帝可不相信因为自己是穿越客，所以手下的官就不贪污了。不过对于贪污**问题，朱济世不像朱元璋那样无法容忍，他是信奉“水至清则无鱼 人至察则无徒”这个道理的。
所以他一方面尽量从制度上减少贪腐发生的可能性，比如模仿西方公司治理的办法建立起一套中央财务收支管理制度，由自己的汇丰银行来管理中央到地方的财政资金，又将军饷化为授田，又将商税征收变成直接和公局商会商量讨论收取的特殊模式。还让各地公局和中央的立宪议会监督政府，还实行了新闻自由制度（当然不是绝对自由）。
而在各种制度多重监管之下，朱大皇帝知道如今的大明朝廷当然还是非常**的！**在中国早就是深入骨髓的毛病，不可能因为朱大皇帝的一点微小改革就可以彻底消除的。朱济世的这些改良所起到的效果，不过是保证了他自己的朝廷不会因为**问题弄得财政崩溃而已。
看到众人的表情，朱皇帝的语气缓和了一些：“朕知道卿等都颇有家产，不过卿等的家产加在一起也不会有朕的三成多，卿等有什么好担心的？怕朕做嘉庆伪帝吗？朕还没有那么下作，卿等只管申报，无论卿等有多少田产朕皆不问。而且这次登记之涉及乡村田土，城市地产、商铺、股票、存款、债券都不在其列。”
没错，朱皇帝不是要反贪，他只是和地主阶级过不去！**什么的这个时代哪国没有？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士绅投资土地的热情太高对资本主义发展却是不利的。
而士绅投资土地热情之所以高涨，在朱济世看来，完全是田地投资的安全性和回报率所造成的。没错，田地投资的回报率肯定比不过朱皇帝的四大洋行，就是比广东的十三行也差远了。但是投资田地的安全性却是很高的，做买卖会赔本，士绅买地是只赚不赔，又不需要动太多的脑筋去打理，而且回报率也不算太低！当然，回报率不低的主要原因就是士绅的田地一直在逃税漏税！要是他们所缴纳的田赋、漕赋、杂派和普通民人一样，田地的回报可就非常微薄了。
朱皇帝拉高声调道：“朕在东南八省所征之田赋还不是用来养他们这些士绅官儿的？而且光是田赋还不足养他们，还要贴不少商税进去。朕是真心和士大夫共天下的，可是他们在做什么？区区一点田赋又是‘注缓’又是‘短价’，大概恨不得一文不缴吧？”
这话真是不大好听，不过谁也不想去触朱大皇帝的龙威，全都低下了头。装没听见。反正现在殿上的这些大明官儿大都已经听从这位大明皇帝兼全世界首富的投资建议，将部分产业从乡村农田往大城市土地上转移了。现在何苦为不相干的人强出头？
看到大家都不吱声，朱济世放沉声音道：“这一次整个八省田赋，朕要毕其功于一役，不仅要杜绝‘注缓’之陋规。还要绝了‘长价’、‘短价’这个荒谬之极的规矩。今后无论绅民，所缴田赋都应标准划一，无半点长短！朕用16万个官，难道连这等小事都做不好？传朕的旨意，自即日起，所有大明官员在3个月内，都需向所在衙门申报本人、父母、妻妾、子孙名下之田地，以备监察院和各地公局抽查，并且接受报纸舆论之监督。若有所报不实和未及时全额缴纳应缴田赋者，立即革职，夺去功名，永不叙用！”
这算什么？财产申报！？大殿里面一堆大明高官面面相觑。申报田产可不是闹着玩的，谁不知道“千里做官之为财”的道理？而发财之后当然是买地传给子孙了。可要是官员田产必须申报备案的话……谁他娘敢买上几万亩田留给子孙？给朱皇帝当官的俸禄才多少啊？这样的主不用查就是个大贪官！
朱济世知道手下的官大多不大干净，中国的官僚史大概就是一部贪污史，朱大皇帝可不相信因为自己是穿越客，所以手下的官就不贪污了。不过对于贪污**问题，朱济世不像朱元璋那样无法容忍，他是信奉“水至清则无鱼 人至察则无徒”这个道理的。
所以他一方面尽量从制度上减少贪腐发生的可能性，比如模仿西方公司治理的办法建立起一套中央财务收支管理制度，由自己的汇丰银行来管理中央到地方的财政资金，又将军饷化为授田，又将商税征收变成直接和公局商会商量讨论收取的特殊模式。还让各地公局和中央的立宪议会监督政府，还实行了新闻自由制度（当然不是绝对自由）。
而在各种制度多重监管之下，朱大皇帝知道如今的大明朝廷当然还是非常**的！**在中国早就是深入骨髓的毛病，不可能因为朱大皇帝的一点微小改革就可以彻底消除的。朱济世的这些改良所起到的效果，不过是保证了他自己的朝廷不会因为**问题弄得财政崩溃而已。
看到众人的表情，朱皇帝的语气缓和了一些：“朕知道卿等都颇有家产，不过卿等的家产加在一起也不会有朕的三成多，卿等有什么好担心的？怕朕做嘉庆伪帝吗？朕还没有那么下作，卿等只管申报，无论卿等有多少田产朕皆不问。而且这次登记之涉及乡村田土，城市地产、商铺、股票、存款、债券都不在其列。”
没错，朱皇帝不是要反贪，他只是和地主阶级过不去！**什么的这个时代哪国没有？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士绅投资土地的热情太高对资本主义发展却是不利的。
而士绅投资土地热情之所以高涨，在朱济世看来，完全是田地投资的安全性和回报率所造成的。没错，田地投资的回报率肯定比不过朱皇帝的四大洋行，就是比广东的十三行也差远了。但是投资田地的安全性却是很高的，做买卖会赔本，士绅买地是只赚不赔，又不需要动太多的脑筋去打理，而且回报率也不算太低！当然，回报率不低的主要原因就是士绅的田地一直在逃税漏税！要是他们所缴纳的田赋、漕赋、杂派和普通民人一样，田地的回报可就非常微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