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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视田头、筹划灌溉、道路等事情，这也应该算是劳动吧？”
“剥削这个词听上去不太好听，但是事实，你想，土地本身不会出粮，全靠农民一年辛苦劳作才有产出，地主如果没有农民，他哪里来地粮食和租金，不剥削农民他能剥削谁？至于寄生，我用的是他依靠农民这层关系，并不是指他整体就游手好闲、无事生非，我在想，要是没有农民，地主就得饿死，用寄生来形容，最形象，虽然有点夸张……”
“好像沈先生家里的地也不少吧？”张榕笑着问秦时竹，一群人不怀好意地笑了。
“不错，我岳父是方圆有名的大地主，他也剥削了农民，这是无可抵赖的事实。”秦时竹说，“为了扭转这一耸人听闻的被动局面，我下面还有一个解释，即咱们要推行按生产要素分配。”
“何为按生产要素分配？”左雨农一听见又有新名词，赶紧问。
“比如说种田，土地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种子、肥料也是不应该缺的，其他地就是耕作劳动了。整个从春耕到秋收的过程，我们都可以视为一个劳动过程，那么这三方面因素都参与了其中，他们就构成了农业生产的要素，至于分配……”
“我明白了，”禹子谟叫出声来，“这就好比做买卖，你以土地入股，我以种子和肥料入股，还有人以劳力入股，等收获时，大家按照彼此出的股份多少分配……”
“对！这就是所谓的按生产要素分配，这样一说明，对于地主的收租，我们在感情上应该更容易理解，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消灭地主，而是规范其分配行为，让他收取合理的股份收入……”
“那么都督，政府和国家并没有参与农业生产，它们为什么能收税呢？”熊希龄挠了挠头皮，“千百年来，都说是‘皇粮国税’，按照你地逻辑，国家岂非没有征税地理由了？”
“秉三兄，从前的‘皇粮国税’那是建立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地基础上，自然有权收税。”秦时竹悠悠地说，“现在的根据是，国家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方便，等于参与了生产，自然也应该享有分配权利。比如，国家收税要维持国防，要是没有军队保卫，一天到晚不是土匪、强盗劫掠就是洋人入侵，老百姓怎么种得好田？这是其一；其二，税收也有一部分用于教育，农民他自己可能不读书，但总有子弟要念书，缴税就相当于提供教育经费；其三，税收有很多用于官员开支，种地的再老实巴交，总免不了有纠纷、是非，需要官府出面调解，有了病虫害，还要依靠官府来治理，说得更彻底一些，如果农民受了灾，要饿死了，官府也有开仓赈粮的义务，这钱其实就是农民缴税时留下的……凡此种种，我概括为收入的二次分配……”
看左雨农又想问的神情，秦时竹笑了，“左秘书长，别急，我会慢慢讲给大家听的……”
“一般而言，国中之人凡是参加有益劳动的，都应该获得报酬是不是？”大家都点头称是，“但是有些人从事的是没有产出的劳动，如军队的士兵，训练很辛苦，但再辛苦也变不出粮食；又比如教师，教会小孩子很多知识，可是知识不等于现成粮食，前面已经说了，无论是士兵还是教师，这些劳动都是社会所需，因此必须给它们报酬。怎么给呢？就要在有直接产出的人群中划出一部分给这些人，由此，劳动可以分为直接收益劳动和间接收益劳动，对直接收益劳动的劳动成果分配，我称之为第一次分配或初次分配，对间接收益劳动的分配就是第二次分配或再分配。”
“我懂了，复生兄，那就是说初分配是各方自己的事情，而再分配就是由国家和政府出面主持，我们收税无非是履行职能，而不是说剥削农民、压迫农民。”熊希龄说，“本来我还想，按照都督前面的理论，我们这些人也变成寄生虫了，我正犯愁呢，想不到我熊希龄一年到头忙死忙活，结果啥也没生产，这做官还不如回家种地算了。用两次分配这么一解释，倒还真是个理儿。”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葛洪义插了一句，大家笑得前俯后仰。
巡视田头、筹划灌溉、道路等事情，这也应该算是劳动吧？”
“剥削这个词听上去不太好听，但是事实，你想，土地本身不会出粮，全靠农民一年辛苦劳作才有产出，地主如果没有农民，他哪里来地粮食和租金，不剥削农民他能剥削谁？至于寄生，我用的是他依靠农民这层关系，并不是指他整体就游手好闲、无事生非，我在想，要是没有农民，地主就得饿死，用寄生来形容，最形象，虽然有点夸张……”
“好像沈先生家里的地也不少吧？”张榕笑着问秦时竹，一群人不怀好意地笑了。
“不错，我岳父是方圆有名的大地主，他也剥削了农民，这是无可抵赖的事实。”秦时竹说，“为了扭转这一耸人听闻的被动局面，我下面还有一个解释，即咱们要推行按生产要素分配。”
“何为按生产要素分配？”左雨农一听见又有新名词，赶紧问。
“比如说种田，土地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种子、肥料也是不应该缺的，其他地就是耕作劳动了。整个从春耕到秋收的过程，我们都可以视为一个劳动过程，那么这三方面因素都参与了其中，他们就构成了农业生产的要素，至于分配……”
“我明白了，”禹子谟叫出声来，“这就好比做买卖，你以土地入股，我以种子和肥料入股，还有人以劳力入股，等收获时，大家按照彼此出的股份多少分配……”
“对！这就是所谓的按生产要素分配，这样一说明，对于地主的收租，我们在感情上应该更容易理解，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消灭地主，而是规范其分配行为，让他收取合理的股份收入……”
“那么都督，政府和国家并没有参与农业生产，它们为什么能收税呢？”熊希龄挠了挠头皮，“千百年来，都说是‘皇粮国税’，按照你地逻辑，国家岂非没有征税地理由了？”
“秉三兄，从前的‘皇粮国税’那是建立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地基础上，自然有权收税。”秦时竹悠悠地说，“现在的根据是，国家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方便，等于参与了生产，自然也应该享有分配权利。比如，国家收税要维持国防，要是没有军队保卫，一天到晚不是土匪、强盗劫掠就是洋人入侵，老百姓怎么种得好田？这是其一；其二，税收也有一部分用于教育，农民他自己可能不读书，但总有子弟要念书，缴税就相当于提供教育经费；其三，税收有很多用于官员开支，种地的再老实巴交，总免不了有纠纷、是非，需要官府出面调解，有了病虫害，还要依靠官府来治理，说得更彻底一些，如果农民受了灾，要饿死了，官府也有开仓赈粮的义务，这钱其实就是农民缴税时留下的……凡此种种，我概括为收入的二次分配……”
看左雨农又想问的神情，秦时竹笑了，“左秘书长，别急，我会慢慢讲给大家听的……”
“一般而言，国中之人凡是参加有益劳动的，都应该获得报酬是不是？”大家都点头称是，“但是有些人从事的是没有产出的劳动，如军队的士兵，训练很辛苦，但再辛苦也变不出粮食；又比如教师，教会小孩子很多知识，可是知识不等于现成粮食，前面已经说了，无论是士兵还是教师，这些劳动都是社会所需，因此必须给它们报酬。怎么给呢？就要在有直接产出的人群中划出一部分给这些人，由此，劳动可以分为直接收益劳动和间接收益劳动，对直接收益劳动的劳动成果分配，我称之为第一次分配或初次分配，对间接收益劳动的分配就是第二次分配或再分配。”
“我懂了，复生兄，那就是说初分配是各方自己的事情，而再分配就是由国家和政府出面主持，我们收税无非是履行职能，而不是说剥削农民、压迫农民。”熊希龄说，“本来我还想，按照都督前面的理论，我们这些人也变成寄生虫了，我正犯愁呢，想不到我熊希龄一年到头忙死忙活，结果啥也没生产，这做官还不如回家种地算了。用两次分配这么一解释，倒还真是个理儿。”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葛洪义插了一句，大家笑得前俯后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