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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世凯看来,秦时竹无非是两个要求。一个是要钱,一个是要地盘,至于所谓的“祖国之盾”荣誉称号,在袁世凯看来,不过是一个虚名而已,不值得一提。虽然秦时竹没有明说要哪块地盘,但他插手杨增新一案的事实已证明了他要将新疆收入囊中,虽说新疆在法理上确实接受北疆管辖。但在实际上却是游离与中央和北疆之间,看来秦时竹已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了,这是问题的关键。至于要钱,倒也不是最紧要之处,只要善后借款达成,分给秦时竹一些也不碍事。
袁世凯思来想去,虽然把新疆让给秦时竹颇为心痛,但大敌当前。稳住北疆这支生力军才是最重要的,秦时竹借口查办杨增新是假,要拿下新疆、巩固北疆是真。考虑到自己一旦平定国民党后就将对付北疆,袁世凯大笔一挥,写下“此事着北疆巡阅使秦时竹全权查办。”
由于南方反袁情绪一直在高涨。袁世凯也加强了战争准备。在得到了北疆近乎中立的保证后,他更加放心大胆地备战,宋案方面,袁世凯更加无法无天。在法庭不得不宣布延期审理后。元凶武士英被赵秉钧派人毒死在上海监狱里。紧接着,由于证据不足,应桂馨被宣布保释,在家听候传唤。哪知应刚刚回到家里没几天,虽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应家还是在一天夜里燃起大火,熊熊的火光吞噬着应宅。由于火势甚大,较难破灭,等天明时分控制住火势后,应宅已被烧成一片白地,应桂馨本人自然也难逃此劫。根据调查,有故意纵火地痕迹,现场也发现了相应地助燃剂,但却无法追查到纵火犯。只能当疑案处理。所有人都在揣度。大概又是北京城的某某干地,袁世凯处以风口浪尖。也不在乎再多几条传闻。
5月8日,总统府召开第二次秘密军事会议,决定了作战总方略,其中规定:“有攻击南方敌军任务之北军,第一期对于湘、赣、皖作战,利用京汉、津浦两路线集中,以鄂省为主要策源地,并以海军策应沿岸,兼妨害敌军之集中。”李纯即于5月12日命令所部主力开往田家镇,分兵武穴,监视九江及安徽方面,又命令二十二团团长张敬尧开往兴国,并亲率师部进驻蘄春。继六师之后,北洋第二师也于随后自保定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为六师后援,并弹压湖北地面。湖北局面,原本是革命派、中间派和北洋派各一个师,在此情况下,北洋派的师变成了三个,中间派控制在共和党手中,也倾向于北洋,北洋派的力量顿时在湖北有了压倒性地优势。
与他同时,由于驻上海一带的海军舰队倾向革命,海军总长刘冠雄悄悄派人运动海军拥袁。5月中旬,海军部把这些舰队调赴烟台集中检阅。当时,孙中山主张阻止海军北上,但黄兴、陈其美以为无碍,未予阻拦。结果,海军为袁世凯所收买,改变了政治立场。至此,袁世凯已摆好了决战的阵势。
国会方面,随着国会进程的陆续进行,国民、人民、共和、民主、统一五大政党以国民党为一方,人民、共和、民主、统一四党为另一方,为选举参众两院议长、副议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经多次预备会的争吵,五党商定14日同时举行两院第一次正式会,讨论议事细则、旁听规则及正副议长互选规则等案。16日,参议院首先举行议长选举会,吴景濂由于主持临时参议院的成绩有目共睹,再加上“反国民党”阵线的联合,当仁不让,以高票当选。次日,作为交换,在众议院选举议长时,人民党全体支持民主党汤化龙,由于事先协调得力,汤化龙最后战胜对手,当选为议长。作为政策协调地代价,支持此二人当选的国民党稳健派获得了两院的副议长位子,大敌当前,国民党内部的稳健派却和激进派吵得很凶,在外人看来,他们之间的矛盾甚至大于国民党与反国民党阵线地矛盾,或者确切地说,所谓“反国民党阵线”其实是反国民党激进派阵线。
当然,不能因为国会里存在着种种政客的交易就抹杀国会的积极意义。国会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由于近代中国地历史环境和当时特殊的政治格局,它作为资产阶级国会,其成员却大多是原清政府的官吏(包括参加新政权的旧官吏)和士绅出身的,与封建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密切的议员,主体是旧时代的精英分子,而真正的资产阶级议员反而为数甚少,总体上偏向保守。
从阶级立场上划分,大体说来稳健派(中间派)地观点,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情绪,人民党的中间道路甚合他们的胃口。《人民日报》上曾载文说:“前次大革命之后,元气凋丧,民力疲极,并力恢复,犹虞不及,庸能再受莫大之损失乎?且社会心理,莫不翘首企盼以渴望太平之隆盛,—闻变起,心惊胆裂,寝食为之不安,较前次革命时,闻兵变而色然以喜者,盖大相悬绝者矣。夫人民之厌乱既如此,则尚有谁敢为戎首,轻心发难乎?发难之后,谁肯附从之乎?此我国之无二次革命之余地可知也……”这就反映了主流舆论的态度,宋案是要追究的,但借机搞二次革命,用武力对付就是不应该了。
与人民党的合作以及秦时竹的保证,提高了梁启超地地位,也大大加速了进步党地成立,决定在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后,由梁启超担任实际领袖,虽然合并过程一直不顺利,各党为自己的利益争执不下,但当时不断发展变化地政治形势决定了这种搁浅是不会长久的。
随着由宋案而起的反袁事态的扩大,袁世凯对三党相倚之心也更加急切,而三党急于与袁撇清关系的态度也更加明朗。梁启超抓住有利时机,借商议议长席位时,与各方反复磋商,梁启超、孙武、汤化龙、王赓等要人皆到会演说,一致强调为取得议院多数,三党务必彼此容忍与牺牲各方面之小意见、小问题,追求合并成功。20日,三党议员职员举行特别会,讨论党章及成立大会有关事宜并选出新党本部职员。22日,举行三党全体在京党员大会,宣布进步党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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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世凯看来,秦时竹无非是两个要求。一个是要钱,一个是要地盘,至于所谓的“祖国之盾”荣誉称号,在袁世凯看来,不过是一个虚名而已,不值得一提。虽然秦时竹没有明说要哪块地盘,但他插手杨增新一案的事实已证明了他要将新疆收入囊中,虽说新疆在法理上确实接受北疆管辖。但在实际上却是游离与中央和北疆之间,看来秦时竹已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了,这是问题的关键。至于要钱,倒也不是最紧要之处,只要善后借款达成,分给秦时竹一些也不碍事。
袁世凯思来想去,虽然把新疆让给秦时竹颇为心痛,但大敌当前。稳住北疆这支生力军才是最重要的,秦时竹借口查办杨增新是假,要拿下新疆、巩固北疆是真。考虑到自己一旦平定国民党后就将对付北疆,袁世凯大笔一挥,写下“此事着北疆巡阅使秦时竹全权查办。”
由于南方反袁情绪一直在高涨。袁世凯也加强了战争准备。在得到了北疆近乎中立的保证后,他更加放心大胆地备战,宋案方面,袁世凯更加无法无天。在法庭不得不宣布延期审理后。元凶武士英被赵秉钧派人毒死在上海监狱里。紧接着,由于证据不足,应桂馨被宣布保释,在家听候传唤。哪知应刚刚回到家里没几天,虽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应家还是在一天夜里燃起大火,熊熊的火光吞噬着应宅。由于火势甚大,较难破灭,等天明时分控制住火势后,应宅已被烧成一片白地,应桂馨本人自然也难逃此劫。根据调查,有故意纵火地痕迹,现场也发现了相应地助燃剂,但却无法追查到纵火犯。只能当疑案处理。所有人都在揣度。大概又是北京城的某某干地,袁世凯处以风口浪尖。也不在乎再多几条传闻。
5月8日,总统府召开第二次秘密军事会议,决定了作战总方略,其中规定:“有攻击南方敌军任务之北军,第一期对于湘、赣、皖作战,利用京汉、津浦两路线集中,以鄂省为主要策源地,并以海军策应沿岸,兼妨害敌军之集中。”李纯即于5月12日命令所部主力开往田家镇,分兵武穴,监视九江及安徽方面,又命令二十二团团长张敬尧开往兴国,并亲率师部进驻蘄春。继六师之后,北洋第二师也于随后自保定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为六师后援,并弹压湖北地面。湖北局面,原本是革命派、中间派和北洋派各一个师,在此情况下,北洋派的师变成了三个,中间派控制在共和党手中,也倾向于北洋,北洋派的力量顿时在湖北有了压倒性地优势。
与他同时,由于驻上海一带的海军舰队倾向革命,海军总长刘冠雄悄悄派人运动海军拥袁。5月中旬,海军部把这些舰队调赴烟台集中检阅。当时,孙中山主张阻止海军北上,但黄兴、陈其美以为无碍,未予阻拦。结果,海军为袁世凯所收买,改变了政治立场。至此,袁世凯已摆好了决战的阵势。
国会方面,随着国会进程的陆续进行,国民、人民、共和、民主、统一五大政党以国民党为一方,人民、共和、民主、统一四党为另一方,为选举参众两院议长、副议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经多次预备会的争吵,五党商定14日同时举行两院第一次正式会,讨论议事细则、旁听规则及正副议长互选规则等案。16日,参议院首先举行议长选举会,吴景濂由于主持临时参议院的成绩有目共睹,再加上“反国民党”阵线的联合,当仁不让,以高票当选。次日,作为交换,在众议院选举议长时,人民党全体支持民主党汤化龙,由于事先协调得力,汤化龙最后战胜对手,当选为议长。作为政策协调地代价,支持此二人当选的国民党稳健派获得了两院的副议长位子,大敌当前,国民党内部的稳健派却和激进派吵得很凶,在外人看来,他们之间的矛盾甚至大于国民党与反国民党阵线地矛盾,或者确切地说,所谓“反国民党阵线”其实是反国民党激进派阵线。
当然,不能因为国会里存在着种种政客的交易就抹杀国会的积极意义。国会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由于近代中国地历史环境和当时特殊的政治格局,它作为资产阶级国会,其成员却大多是原清政府的官吏(包括参加新政权的旧官吏)和士绅出身的,与封建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密切的议员,主体是旧时代的精英分子,而真正的资产阶级议员反而为数甚少,总体上偏向保守。
从阶级立场上划分,大体说来稳健派(中间派)地观点,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情绪,人民党的中间道路甚合他们的胃口。《人民日报》上曾载文说:“前次大革命之后,元气凋丧,民力疲极,并力恢复,犹虞不及,庸能再受莫大之损失乎?且社会心理,莫不翘首企盼以渴望太平之隆盛,—闻变起,心惊胆裂,寝食为之不安,较前次革命时,闻兵变而色然以喜者,盖大相悬绝者矣。夫人民之厌乱既如此,则尚有谁敢为戎首,轻心发难乎?发难之后,谁肯附从之乎?此我国之无二次革命之余地可知也……”这就反映了主流舆论的态度,宋案是要追究的,但借机搞二次革命,用武力对付就是不应该了。
与人民党的合作以及秦时竹的保证,提高了梁启超地地位,也大大加速了进步党地成立,决定在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后,由梁启超担任实际领袖,虽然合并过程一直不顺利,各党为自己的利益争执不下,但当时不断发展变化地政治形势决定了这种搁浅是不会长久的。
随着由宋案而起的反袁事态的扩大,袁世凯对三党相倚之心也更加急切,而三党急于与袁撇清关系的态度也更加明朗。梁启超抓住有利时机,借商议议长席位时,与各方反复磋商,梁启超、孙武、汤化龙、王赓等要人皆到会演说,一致强调为取得议院多数,三党务必彼此容忍与牺牲各方面之小意见、小问题,追求合并成功。20日,三党议员职员举行特别会,讨论党章及成立大会有关事宜并选出新党本部职员。22日,举行三党全体在京党员大会,宣布进步党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