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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兼设了师范的简易科,专门为农村培养小学教员。黄炎培对此十分感兴趣,认为中国为提高国民素质。必须以普及小学为基础,而简易师范又是基础地基础。这种学制一至二年的简易科对迅速大量培养初级教育人才十分有效,他称之“欲求速成师范,当取此法”。
第三类是工科学校。如商船学校,分为海船制造与机关驾驶二科,学制为四年,以培养工程师、大副为目的。陈设有教室、实验室、自修室、练船场外,还附设造船厂。供学员实习制造之用。工科学校的办学宗旨是“工学并举”,教师同时也是学校附设工厂的工程师,学生是半工半读,相辅而行。所以培养出地人才大多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经验,任职以后能够很快发挥作用。北疆也设有工业高等专科,只是由于事业草创,分类不及日本这么细致。
北疆和日方原本有协议。既要聘请日方顾问也要聘请日方教师。顾问方面日本催得紧,秦时竹基本都已经办好,但教师方面迟迟没有全部到位,日方心里也很急躁,按照他们地既定目标。是需要对华输出大量教师,以便影响中国青年,因此在考察团参观访问的时候,一方面热情接待。随即又不遗余力地大力推销。教育系统地几位官员心里有数,对日本推荐的其他教师都不感兴趣,唯独聘请了20位西医教师和10位法科教授。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日本西医学习欧美已取得相当成就,中国很多西医名词都是直接来自于日文翻译,由日方发挥二传手功能,比较合适。鲁迅先生(周树人,现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曾经在仙台医学院受过藤野先生的教诲。闻得这次考察,特意推荐了自己的老师。夏海燕本身就是医科出生,对于医学相当熟悉,在她的把关下,20位理论精深,实践经验丰富的日本教师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为期2年的客座教授聘书。至于法科,则是着眼于中国法律体制改革和健全司法地需要,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所用的法律体系与清朝有很多相象之处。这种亲缘性远较西方法律(包括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要来得大。而且对各种法学名词的翻译也以采用日文译法比较得当。清末修律时,沈家本等修律大臣都是在日本专家的支持下拿出了《大清新刑律》等近代法案。要加速实现法律近代化,非继续这条道路不可。
在东京的日子里,除了重点考察教育之外,唐绍仪、熊希龄、禹子谟等还拜访了很多日本地朝野名人。尤其是会晤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财政名家、曾任大藏大臣的松冈正义。
在一间约有二十铺席宽的客厅里,众人见到了松冈正义。松冈穿着一身宽大地和服,脚穿分为两叉的袜子,尽管上了年纪.还是腰板笔直地坐着。他已经知道考察团到日本以后的工作情况,他很喜欢这群聪明好学的中国官员,特别是其中有妇女参与,更是由衷感到吃惊,认为中国的女权解放甚至已走在日本的前头。对中国官员能有如此勤奋刻苦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感到高兴,认为这种精神面貌是在前清官员上所看不到的。
“如果中国地官员能多一些像唐君、熊君、禹君这样的人,那对于我们日本某些人来说,恐怕就不是件很好的事情了,哈哈……”
“感谢松冈阁下对我们的夸奖,我认为如果中国强大起来,对中日两国都有好处。况且,不管两国有过什么样的误会,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们是真诚希望中日友好。”
“听说唐君在中、俄交涉中很出色,现在看来所言不虚啊!”松冈大笑,“能有你这么出色的人才辅佐,我相信秦时竹君将来一定能成一番大事业,可惜我不能和这位年青将军会面……”
“临行前,复生告诉我,希望尽力邀请一些日本名流,且对中国友好的人去中国看看,我相信如果松冈先生去了,秦时竹将军一定会出郊30里欢迎地……”
松冈意味深长地说:“中日关系,源远流长,将来走势如何,都掌握在你们手中,我已经老了,今后地航向,还要靠你们把握。”
松冈已看出了中日矛盾的不可避免,作为日本人,他无法摆脱日本国民地民族情结,但作为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又不同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的一番话语既隐晦又确实。
在广东、福建相继取消独立,江苏、安徽、江西讨袁军在军事上陷于不利境地后,湖南都督谭延闿开始着了慌。他和程潜密议说:“湖南在上月25日宣布独立,从当时环境看,可以说水到渠成,除独立外别无第二条路可走。现在我们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孤立无援,取消独立,也可以说瓜熟蒂落。我想取消独立,依靠黎元洪组保,可免生灵徐炭,还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你以为如何?”
程潜不得不表示同意,并辞去军事厅长职务,表示愿意担责任。湖南妥协空气占了上风,革命党人上层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决定放弃抵抗,纷纷出走。谭人风、程潜等人先后逃往上海并转赴日本,谭延闿遂于8月15日通告正式取消独立,但谭又把许多革命党人送去上海,继续同革命党人结好,以免对方做困兽之斗。
继广东、福建之后,湖南取消独立,而江苏、江西的军事态势日益呈现恶化态势。
徐州前线的失利和程德全政治上的打击,使坐镇南京的黄兴面临着严重恶化的军事、政治形势,一筹莫展。南京军界不但接到程德全取消独立的密电,南京卫队营营长张鹏容还接到了程德全捉拿黄兴的电令。张把程的电令报告了黄兴,黄兴悲愤万分,企图自杀,经部下一再规劝,遂于夜间乘日轮静冈丸离开南京,一走了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遇有艰难险阻,则一走了事!
,还兼设了师范的简易科,专门为农村培养小学教员。黄炎培对此十分感兴趣,认为中国为提高国民素质。必须以普及小学为基础,而简易师范又是基础地基础。这种学制一至二年的简易科对迅速大量培养初级教育人才十分有效,他称之“欲求速成师范,当取此法”。
第三类是工科学校。如商船学校,分为海船制造与机关驾驶二科,学制为四年,以培养工程师、大副为目的。陈设有教室、实验室、自修室、练船场外,还附设造船厂。供学员实习制造之用。工科学校的办学宗旨是“工学并举”,教师同时也是学校附设工厂的工程师,学生是半工半读,相辅而行。所以培养出地人才大多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经验,任职以后能够很快发挥作用。北疆也设有工业高等专科,只是由于事业草创,分类不及日本这么细致。
北疆和日方原本有协议。既要聘请日方顾问也要聘请日方教师。顾问方面日本催得紧,秦时竹基本都已经办好,但教师方面迟迟没有全部到位,日方心里也很急躁,按照他们地既定目标。是需要对华输出大量教师,以便影响中国青年,因此在考察团参观访问的时候,一方面热情接待。随即又不遗余力地大力推销。教育系统地几位官员心里有数,对日本推荐的其他教师都不感兴趣,唯独聘请了20位西医教师和10位法科教授。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日本西医学习欧美已取得相当成就,中国很多西医名词都是直接来自于日文翻译,由日方发挥二传手功能,比较合适。鲁迅先生(周树人,现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曾经在仙台医学院受过藤野先生的教诲。闻得这次考察,特意推荐了自己的老师。夏海燕本身就是医科出生,对于医学相当熟悉,在她的把关下,20位理论精深,实践经验丰富的日本教师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为期2年的客座教授聘书。至于法科,则是着眼于中国法律体制改革和健全司法地需要,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所用的法律体系与清朝有很多相象之处。这种亲缘性远较西方法律(包括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要来得大。而且对各种法学名词的翻译也以采用日文译法比较得当。清末修律时,沈家本等修律大臣都是在日本专家的支持下拿出了《大清新刑律》等近代法案。要加速实现法律近代化,非继续这条道路不可。
在东京的日子里,除了重点考察教育之外,唐绍仪、熊希龄、禹子谟等还拜访了很多日本地朝野名人。尤其是会晤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财政名家、曾任大藏大臣的松冈正义。
在一间约有二十铺席宽的客厅里,众人见到了松冈正义。松冈穿着一身宽大地和服,脚穿分为两叉的袜子,尽管上了年纪.还是腰板笔直地坐着。他已经知道考察团到日本以后的工作情况,他很喜欢这群聪明好学的中国官员,特别是其中有妇女参与,更是由衷感到吃惊,认为中国的女权解放甚至已走在日本的前头。对中国官员能有如此勤奋刻苦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感到高兴,认为这种精神面貌是在前清官员上所看不到的。
“如果中国地官员能多一些像唐君、熊君、禹君这样的人,那对于我们日本某些人来说,恐怕就不是件很好的事情了,哈哈……”
“感谢松冈阁下对我们的夸奖,我认为如果中国强大起来,对中日两国都有好处。况且,不管两国有过什么样的误会,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们是真诚希望中日友好。”
“听说唐君在中、俄交涉中很出色,现在看来所言不虚啊!”松冈大笑,“能有你这么出色的人才辅佐,我相信秦时竹君将来一定能成一番大事业,可惜我不能和这位年青将军会面……”
“临行前,复生告诉我,希望尽力邀请一些日本名流,且对中国友好的人去中国看看,我相信如果松冈先生去了,秦时竹将军一定会出郊30里欢迎地……”
松冈意味深长地说:“中日关系,源远流长,将来走势如何,都掌握在你们手中,我已经老了,今后地航向,还要靠你们把握。”
松冈已看出了中日矛盾的不可避免,作为日本人,他无法摆脱日本国民地民族情结,但作为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又不同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的一番话语既隐晦又确实。
在广东、福建相继取消独立,江苏、安徽、江西讨袁军在军事上陷于不利境地后,湖南都督谭延闿开始着了慌。他和程潜密议说:“湖南在上月25日宣布独立,从当时环境看,可以说水到渠成,除独立外别无第二条路可走。现在我们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孤立无援,取消独立,也可以说瓜熟蒂落。我想取消独立,依靠黎元洪组保,可免生灵徐炭,还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你以为如何?”
程潜不得不表示同意,并辞去军事厅长职务,表示愿意担责任。湖南妥协空气占了上风,革命党人上层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决定放弃抵抗,纷纷出走。谭人风、程潜等人先后逃往上海并转赴日本,谭延闿遂于8月15日通告正式取消独立,但谭又把许多革命党人送去上海,继续同革命党人结好,以免对方做困兽之斗。
继广东、福建之后,湖南取消独立,而江苏、江西的军事态势日益呈现恶化态势。
徐州前线的失利和程德全政治上的打击,使坐镇南京的黄兴面临着严重恶化的军事、政治形势,一筹莫展。南京军界不但接到程德全取消独立的密电,南京卫队营营长张鹏容还接到了程德全捉拿黄兴的电令。张把程的电令报告了黄兴,黄兴悲愤万分,企图自杀,经部下一再规劝,遂于夜间乘日轮静冈丸离开南京,一走了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遇有艰难险阻,则一走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