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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耽误更是断送了第五师的前程。
直到海军靠岸秦皇岛和葫芦岛码头，并发出赞同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的通电后，靳云鹏才如梦初醒，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这时想抓紧一切机会逃跑也来不及了。郭松龄几乎在同一时间包抄完毕，虽然第11师和德州支队之间联合构成的包围圈有不少空隙，但在情急之中，靳云鹏也来不及寻找，只能带着卫队匆匆忙忙地逃跑。更让人感觉意外的是，也许是靳云鹏平日为人太过于刻薄，行至中途，卫队部分成员发生哗变。与靳云鹏的铁杆支持者和心腹发生了激烈地交火，靳猝不及防当场被卫兵打死，成为围歼战中唯一令人感到意外的插曲。
在秦时竹启程之时，围歼五师的战斗已基本完成。第五师在靳云鹏等高级军官溜走后，部队群龙无首、陷入一盘散沙的局面，原本还略微有点秩序的撤退变成了一窝蜂的溃散，倒是让护*方面抓俘虏费了不少脑筋，但五师作为一支成建制存在的部队。已根本上消失了。
海军归顺护*后，随船而来的陆军才发现苗头不对，但也无力回天，港口海防阵地上黑洞洞地岸防炮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这些士兵打到海里去喂鱼，就是淹也淹死了这批旱鸭子。最后护*方面派出代表与其进行谈判。在晓谕大义后几个部队主官乖乖地宣布投诚并被解除武装。士兵们本来还一脸茫然，一听到投诚后可以补发拖欠的军饷，一个个欢呼雀跃，一登岸把枪往边上一扔就去领军饷。这架势甚至比打了胜仗还令人高兴，比起别的战场的同伴，这种待遇是他们可望而不可求的。自然，借着这个当口，平时在部队里骄横跋扈，一贯克扣士兵薪水的军官也在觉悟的士兵指点下，被迅速隔离起来，等待他们的将是严格地审讯和处理。
海军也得到了他们需要的物资、军饷。所有的官兵都喜气洋洋，唯独刘冠雄郁郁寡欢，在召开最后一次舰队会议并做了布置后，置大多数人的挽留于不顾，宣布辞职下野，根据护*方面的指示，舰队暂时由萨镇冰负责，舰艇进入船坞维修。汤芗铭还是维持他以前地地位。其他高级军官也原地不动。
海军的改旗易帜震惊了中外人士，在主要战场都取得预定性结果后。袁世凯的死讯和段祺瑞的被捕都已正式通过新闻媒体报道出来，一时洛阳纸贵，凡是关心时事地人都争购号外，所有人都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舆论普遍认为，既然袁世凯已死，护国战争的目的就已达到，为了给国家保留元气，防止造成更大规模和范围的动荡，战火自然也应及时熄灭。远在南京的冯国璋极为配合这股社会风潮，联合在南方的北洋军高级将领联合通电护*方面，声言他们无意继续与护*交战，希望能立刻展开南北谈判，协商停火，通电最后表示，他们拥护议会作为人民主权机关和众议代表作出的决定。
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秦时竹赶到北京，与朱尔典展开会谈。虽然距离护国战争地爆发还不到十天，但两人却感觉天翻地覆了一样。对于中国的巨变，朱尔典这个外交老手也感到分外棘手，冯国璋等人的这些声明，与其说是政治上的高姿态还不如说是一种军事上的明智选择，在这个时候，中国还没有能当得起护*一击的武力，特别是在海军也归顺的情况下，停火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朱尔典先生，很高兴能够再次见到您，在这个时刻能够与您展开会晤并倾听您对中国问题地意见，我感到非常荣幸。”秦时竹地外交辞令到了很高的水平。
“巡阅使阁下客气了，能够与您展开对话我也感到由衷高兴。”既然对方客气在先，朱尔典也不得不客套一番，“我深信，这无论是对于中英两国关系地未来走向还是中国本身局势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这是自然，贵国是世界上最为强大而又富有民主精神的国家……”秦时竹心里愤愤地想，很快你们就不是了。
兜了大半天圈子，朱尔典终于引入了正题，否则这一下午的时间都过去了，也没有什么成效，他的述职报告绝对通不过。
“请问阁下，对目前的政治格局有何打算？”朱尔典虽然是询问的口气，但紧跟着的一句就很不友好，“听说河南有土匪在打着讨袁护国的旗号进行劫掠活动，这在国际上的影响很不好。”
虚伪！中国什么时候缺少过土匪了？怎么没看见你们那时候关注中国的国际形象？秦时竹心里很愤慨，但依旧不动声色地说：“关于第一个问题，说来话长，我先谈谈第二个。关于河南的土匪作乱，我听到了一些消息，也得到了部队发来的电报，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汇总，河南以讨袁护国旗号进行活动的土匪有很多股，其中并不互相统属，而是借着军事力量的空虚趁机作乱罢了，对于这种势力，我的态度很明确，坚决镇压，决不能祸害百姓！但其中有一股叫白狼的，我听说有一定的政治抱负，虽然他的部下也有很多土匪，但并没有太多的过分举动，我觉得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招安，将其化为体制内的力量……中国的土匪，说来让您见笑，很多时候完全是因为政府施政不得法而造成民众铤而走险，如果我们能在大的层面上予以纠正，我相信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少。以东北为例，虽然还不能说完全肃清了匪患，但至少已有一个安定的局面，政府的镇压、剿灭固然很重要，配合其他的经济措施、施政措施却是根本性的因素。人民天然有反抗暴政的权力，但我深信如果是良政，民众必然不会有所动作。因此，河南的匪患之所以严重，和袁世凯政府的施政有很大关系，特别是与河南都督张镇芳有极大关系……”
一番耽误更是断送了第五师的前程。
直到海军靠岸秦皇岛和葫芦岛码头，并发出赞同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的通电后，靳云鹏才如梦初醒，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这时想抓紧一切机会逃跑也来不及了。郭松龄几乎在同一时间包抄完毕，虽然第11师和德州支队之间联合构成的包围圈有不少空隙，但在情急之中，靳云鹏也来不及寻找，只能带着卫队匆匆忙忙地逃跑。更让人感觉意外的是，也许是靳云鹏平日为人太过于刻薄，行至中途，卫队部分成员发生哗变。与靳云鹏的铁杆支持者和心腹发生了激烈地交火，靳猝不及防当场被卫兵打死，成为围歼战中唯一令人感到意外的插曲。
在秦时竹启程之时，围歼五师的战斗已基本完成。第五师在靳云鹏等高级军官溜走后，部队群龙无首、陷入一盘散沙的局面，原本还略微有点秩序的撤退变成了一窝蜂的溃散，倒是让护*方面抓俘虏费了不少脑筋，但五师作为一支成建制存在的部队。已根本上消失了。
海军归顺护*后，随船而来的陆军才发现苗头不对，但也无力回天，港口海防阵地上黑洞洞地岸防炮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这些士兵打到海里去喂鱼，就是淹也淹死了这批旱鸭子。最后护*方面派出代表与其进行谈判。在晓谕大义后几个部队主官乖乖地宣布投诚并被解除武装。士兵们本来还一脸茫然，一听到投诚后可以补发拖欠的军饷，一个个欢呼雀跃，一登岸把枪往边上一扔就去领军饷。这架势甚至比打了胜仗还令人高兴，比起别的战场的同伴，这种待遇是他们可望而不可求的。自然，借着这个当口，平时在部队里骄横跋扈，一贯克扣士兵薪水的军官也在觉悟的士兵指点下，被迅速隔离起来，等待他们的将是严格地审讯和处理。
海军也得到了他们需要的物资、军饷。所有的官兵都喜气洋洋，唯独刘冠雄郁郁寡欢，在召开最后一次舰队会议并做了布置后，置大多数人的挽留于不顾，宣布辞职下野，根据护*方面的指示，舰队暂时由萨镇冰负责，舰艇进入船坞维修。汤芗铭还是维持他以前地地位。其他高级军官也原地不动。
海军的改旗易帜震惊了中外人士，在主要战场都取得预定性结果后。袁世凯的死讯和段祺瑞的被捕都已正式通过新闻媒体报道出来，一时洛阳纸贵，凡是关心时事地人都争购号外，所有人都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舆论普遍认为，既然袁世凯已死，护国战争的目的就已达到，为了给国家保留元气，防止造成更大规模和范围的动荡，战火自然也应及时熄灭。远在南京的冯国璋极为配合这股社会风潮，联合在南方的北洋军高级将领联合通电护*方面，声言他们无意继续与护*交战，希望能立刻展开南北谈判，协商停火，通电最后表示，他们拥护议会作为人民主权机关和众议代表作出的决定。
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秦时竹赶到北京，与朱尔典展开会谈。虽然距离护国战争地爆发还不到十天，但两人却感觉天翻地覆了一样。对于中国的巨变，朱尔典这个外交老手也感到分外棘手，冯国璋等人的这些声明，与其说是政治上的高姿态还不如说是一种军事上的明智选择，在这个时候，中国还没有能当得起护*一击的武力，特别是在海军也归顺的情况下，停火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朱尔典先生，很高兴能够再次见到您，在这个时刻能够与您展开会晤并倾听您对中国问题地意见，我感到非常荣幸。”秦时竹地外交辞令到了很高的水平。
“巡阅使阁下客气了，能够与您展开对话我也感到由衷高兴。”既然对方客气在先，朱尔典也不得不客套一番，“我深信，这无论是对于中英两国关系地未来走向还是中国本身局势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这是自然，贵国是世界上最为强大而又富有民主精神的国家……”秦时竹心里愤愤地想，很快你们就不是了。
兜了大半天圈子，朱尔典终于引入了正题，否则这一下午的时间都过去了，也没有什么成效，他的述职报告绝对通不过。
“请问阁下，对目前的政治格局有何打算？”朱尔典虽然是询问的口气，但紧跟着的一句就很不友好，“听说河南有土匪在打着讨袁护国的旗号进行劫掠活动，这在国际上的影响很不好。”
虚伪！中国什么时候缺少过土匪了？怎么没看见你们那时候关注中国的国际形象？秦时竹心里很愤慨，但依旧不动声色地说：“关于第一个问题，说来话长，我先谈谈第二个。关于河南的土匪作乱，我听到了一些消息，也得到了部队发来的电报，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汇总，河南以讨袁护国旗号进行活动的土匪有很多股，其中并不互相统属，而是借着军事力量的空虚趁机作乱罢了，对于这种势力，我的态度很明确，坚决镇压，决不能祸害百姓！但其中有一股叫白狼的，我听说有一定的政治抱负，虽然他的部下也有很多土匪，但并没有太多的过分举动，我觉得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招安，将其化为体制内的力量……中国的土匪，说来让您见笑，很多时候完全是因为政府施政不得法而造成民众铤而走险，如果我们能在大的层面上予以纠正，我相信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少。以东北为例，虽然还不能说完全肃清了匪患，但至少已有一个安定的局面，政府的镇压、剿灭固然很重要，配合其他的经济措施、施政措施却是根本性的因素。人民天然有反抗暴政的权力，但我深信如果是良政，民众必然不会有所动作。因此，河南的匪患之所以严重，和袁世凯政府的施政有很大关系，特别是与河南都督张镇芳有极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