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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在美国期间，一方面洽谈了不少工业设备的进口和工程人员的引进，另一方面找了几家西部农场主集团，购买了近30万吨小麦的现货和明年100多万吨小麦和玉米的期货，被美国媒体惊呼为东方巨子。
鉴于一战爆发在即，购买粮食自然是非常重要地环节。中国国内地粮食产量虽高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拥有量并不多，美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输出国，其土地密集型优势显而易见，往日也有洋米、洋面大举进口。但似北方实业这等大手笔却是绝无仅有，岂能不让美国人喜出望外？况且，在当时舆论看起来，机器设备和工业技术地出口有可能引起竞争行为。但粮食属于一次性消耗品，自然是出口得越多越好，这送上门来的大主顾自然要牢牢笼络住，给予北方实业的条件也比较优惠――现货支付10％的定金，其余金额在货物抵达后100日内付清；期货支付2％的定金，其余价款在400日内付清，全部都不计息。另外还额外商定由远东航运参与运输，让其能在远洋航运中分润一笔。
美国资本家的如意算盘也是很明确地。远东航运虽然在中国近海业务开展地如火如荼，但毕竟力量有限，远洋运输实力不够，能抽出2、3条船来已相当了不起了，大头收益还是只能落于美国之手，何不做个顺水人情？即便有运输企业仔细调查后了解到远东航运在日本和江南厂都有几艘货轮在建造或试航，但全部加起来也不可能完成如此巨额的运输量，何苦得罪大主顾？
名义上沈麒昌虽然是北方实业的掌门人。但进口大量粮食的决策主要是夏海燕做出的。决策依据自然是迫在眉睫地世界大战。这种“未卜先知”的理由自然不便说出口，但由于多年参与企业的经营和重大决策。沈麒昌对其已极为信任，也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何况夏海燕手中还掌握着一个数字，自从铁路建设全面开展后，与之相配套地工人和后勤保障人员几乎接近100万，再加上北方实业几个重点基地的开工，工人人口暴涨。以往采取的措施都是就地购粮，这往往导致当地粮价的虚高，为避免干扰地方经济，还是直接从基地运粮，再者军方兵站也需要大量的粮食消耗，这种大手笔的生意自然是北方实业的拿手好戏。若是放在后世，这等官商勾结，必然是不法商人投机和军队*的根源，但北方实业不同，卖给军队地粮食比军队就地购买便宜多了，每年的粮食招标没有一个企业能够竞争的过――很奇怪是不是？说穿了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与其送大把钱给军队，还不如在暗地里提供补贴，毫不惹人注意。从这个意义上说，北方实业相当于政府的第二财政，没有这个财政支持，秦时竹这个总统怕也没有当得这么顺当。当然，北方实业也在从中得到了不少的益处，光是从笔记本上所储存的资料中就获益非浅――虽然笔记本是后世7人弄过来的，但他们都认为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财富而不是他们个人地私利，他们要做地是将这种先发优势发挥好、驾驭好，更何况某些时候以国家名义为企业提供的担保和安全也是看得见摸得着地，让北方实业让一部分利乃是势在必然。
除了大麦和玉米外，沈麒昌等人在周游考察时已先行在东南亚各国签订了一系列关于稻米地进口合同――中国南方主食为大米，小麦销路很少。而美国的水稻产量和口味不太能适应这个需求。得益于良好的自然条件，自古以来东南亚都是稻米的输出地，尤其又以暹罗（泰国）和安南（越南）最为出名，20万吨的稻米已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大陆。这还仅仅是名义上的流动，内地里的暗潮涌动却不是沈麒昌所知道的。
自从葛洪义在山西结识阮尚贤并成功发展起组织后，在安南地方已有一支颇具规模地安南复国组织――安南人民党，他们人数虽少且处以秘密活动状态，却汇聚了安南各地的革命志士。在中国的大力支持（提供资金、军火）和帮助（训练军官、情报人员）下，安南人民党迅速发展起来，不仅成功地统一了原先各自为政的安南复国组织，并且很快成为中国在安南的耳目和帮手。对于越南人在以后会不会翻脸，葛洪义没有十足的把握，但至少目前在极其盼望复国的情况下，安南对中国的向心力是非常强地，阮尚贤本人也非常感谢中国方面的帮助。由于他成功地争取到了中国方面的同情和支援。并因其卓越的组织和外交能力而众望所归地成为安南人民党的领袖，他也没有辜负中国方面地期望，没有头脑发热地组织无谓的起义和暴动，而是重点把精力放在了党员的培养和组织的扩大上，并且非常注重发展爱国知识分子。法国殖民当局虽然对安南人民党有所耳闻。也隐隐约约猜测到了他们和中国人民党之间那种千丝万缕地关系，但由于并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再加上安南日趋平安无事的秩序，让他们着实松了口气，对人民党的活动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安南曾经是中国革命党人活跃的地区之一，对于革命暴动非常娴熟且又有丰富经验，把他们惹急了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对安南局势的发展，还牵动着另一个国家的心――暹罗。暹罗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华朝贡体系的成员国，对于中国具有非常深厚地感情，在纳入英法经略体系后，这种密切程度才逐渐开始脱离。不得不指出的是，泰国在朱拉隆功皇帝（即拉玛五世。1868－1910在位）的推动下，进行了大胆改革，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不仅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悲惨命运，而且还进行了相当程度的近代化发展，在当时的亚洲，泰国是仅次于日本第二发达的国家。而泰国地“巧”劲更是其立国地根本方略之一。不过，虽然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威胁。泰国人始终有一种危机感。特别是英法帝国主义那种咄咄逼人地态度更是让泰国人寝食难安。在拉玛六世即位后，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这给泰国中坚精英层――军官团以很大的启发，他们也密谋发动政变以推翻国王，以便更好地建设国家。由于拉玛五世的巨大威望还没有完全消逝，再加上密谋成员中有一位高级军官担心违背在玉佛前发的誓死效忠国王的誓言（暹罗人的宗教信仰很深）而出首，使得政变还没有发动就被镇压。拉玛六世虽然处理了一些首要军官，但毕竟不可能将整个军官团全部洗涤一遍，里面的漏网之鱼就从中看到了安南的现成例子。再加上中国最近的飞速发展（特别是秦时竹执政以来），对他们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而拉玛六世本人无论在威望还是能力上都无法与前任相提并论，这种危机就愈发趋于严重。
达梦作为军官团密谋组织的成员之一，不仅具有一部分华人血统（其祖母为华人）而且从小仰慕中国文化，对于汉语、汉字都有很深的造诣。在他看来，中国虽然积贫积弱，但中国目前的发展势头锐不可挡，特别是以北方实业和国防军为突出代表形象的新中国面貌更是让人耳目一新。对于老牌帝国主义，他一方面痛恨，另一方面也认为他们自身隐藏着危机，对于和他们的合作他从心底抱有戒心，生怕引狼入室，这也是为什么军官团即使失败也不愿意找英法合作的缘由。对于泰国国内，认为虽然目前形势良好，但帝制特别是具有独裁意义的帝制，哪怕具有开明*的外衣依旧不是理想的政治体制。经过上一次未遂政变和安南人民党的活榜样，泰*官团一部分潜在的亲华派决定去中国寻找帮助。而达梦则装扮成一个大商人，通过与北方实业的合作与内务部接上了头。
中国，就这样开始逐步介入了东南亚的事务，在英法的殖民体系上打下了足以使其崩溃的缺口……
昌在美国期间，一方面洽谈了不少工业设备的进口和工程人员的引进，另一方面找了几家西部农场主集团，购买了近30万吨小麦的现货和明年100多万吨小麦和玉米的期货，被美国媒体惊呼为东方巨子。
鉴于一战爆发在即，购买粮食自然是非常重要地环节。中国国内地粮食产量虽高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拥有量并不多，美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输出国，其土地密集型优势显而易见，往日也有洋米、洋面大举进口。但似北方实业这等大手笔却是绝无仅有，岂能不让美国人喜出望外？况且，在当时舆论看起来，机器设备和工业技术地出口有可能引起竞争行为。但粮食属于一次性消耗品，自然是出口得越多越好，这送上门来的大主顾自然要牢牢笼络住，给予北方实业的条件也比较优惠――现货支付10％的定金，其余金额在货物抵达后100日内付清；期货支付2％的定金，其余价款在400日内付清，全部都不计息。另外还额外商定由远东航运参与运输，让其能在远洋航运中分润一笔。
美国资本家的如意算盘也是很明确地。远东航运虽然在中国近海业务开展地如火如荼，但毕竟力量有限，远洋运输实力不够，能抽出2、3条船来已相当了不起了，大头收益还是只能落于美国之手，何不做个顺水人情？即便有运输企业仔细调查后了解到远东航运在日本和江南厂都有几艘货轮在建造或试航，但全部加起来也不可能完成如此巨额的运输量，何苦得罪大主顾？
名义上沈麒昌虽然是北方实业的掌门人。但进口大量粮食的决策主要是夏海燕做出的。决策依据自然是迫在眉睫地世界大战。这种“未卜先知”的理由自然不便说出口，但由于多年参与企业的经营和重大决策。沈麒昌对其已极为信任，也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何况夏海燕手中还掌握着一个数字，自从铁路建设全面开展后，与之相配套地工人和后勤保障人员几乎接近100万，再加上北方实业几个重点基地的开工，工人人口暴涨。以往采取的措施都是就地购粮，这往往导致当地粮价的虚高，为避免干扰地方经济，还是直接从基地运粮，再者军方兵站也需要大量的粮食消耗，这种大手笔的生意自然是北方实业的拿手好戏。若是放在后世，这等官商勾结，必然是不法商人投机和军队*的根源，但北方实业不同，卖给军队地粮食比军队就地购买便宜多了，每年的粮食招标没有一个企业能够竞争的过――很奇怪是不是？说穿了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与其送大把钱给军队，还不如在暗地里提供补贴，毫不惹人注意。从这个意义上说，北方实业相当于政府的第二财政，没有这个财政支持，秦时竹这个总统怕也没有当得这么顺当。当然，北方实业也在从中得到了不少的益处，光是从笔记本上所储存的资料中就获益非浅――虽然笔记本是后世7人弄过来的，但他们都认为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财富而不是他们个人地私利，他们要做地是将这种先发优势发挥好、驾驭好，更何况某些时候以国家名义为企业提供的担保和安全也是看得见摸得着地，让北方实业让一部分利乃是势在必然。
除了大麦和玉米外，沈麒昌等人在周游考察时已先行在东南亚各国签订了一系列关于稻米地进口合同――中国南方主食为大米，小麦销路很少。而美国的水稻产量和口味不太能适应这个需求。得益于良好的自然条件，自古以来东南亚都是稻米的输出地，尤其又以暹罗（泰国）和安南（越南）最为出名，20万吨的稻米已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大陆。这还仅仅是名义上的流动，内地里的暗潮涌动却不是沈麒昌所知道的。
自从葛洪义在山西结识阮尚贤并成功发展起组织后，在安南地方已有一支颇具规模地安南复国组织――安南人民党，他们人数虽少且处以秘密活动状态，却汇聚了安南各地的革命志士。在中国的大力支持（提供资金、军火）和帮助（训练军官、情报人员）下，安南人民党迅速发展起来，不仅成功地统一了原先各自为政的安南复国组织，并且很快成为中国在安南的耳目和帮手。对于越南人在以后会不会翻脸，葛洪义没有十足的把握，但至少目前在极其盼望复国的情况下，安南对中国的向心力是非常强地，阮尚贤本人也非常感谢中国方面的帮助。由于他成功地争取到了中国方面的同情和支援。并因其卓越的组织和外交能力而众望所归地成为安南人民党的领袖，他也没有辜负中国方面地期望，没有头脑发热地组织无谓的起义和暴动，而是重点把精力放在了党员的培养和组织的扩大上，并且非常注重发展爱国知识分子。法国殖民当局虽然对安南人民党有所耳闻。也隐隐约约猜测到了他们和中国人民党之间那种千丝万缕地关系，但由于并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再加上安南日趋平安无事的秩序，让他们着实松了口气，对人民党的活动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安南曾经是中国革命党人活跃的地区之一，对于革命暴动非常娴熟且又有丰富经验，把他们惹急了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对安南局势的发展，还牵动着另一个国家的心――暹罗。暹罗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华朝贡体系的成员国，对于中国具有非常深厚地感情，在纳入英法经略体系后，这种密切程度才逐渐开始脱离。不得不指出的是，泰国在朱拉隆功皇帝（即拉玛五世。1868－1910在位）的推动下，进行了大胆改革，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不仅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悲惨命运，而且还进行了相当程度的近代化发展，在当时的亚洲，泰国是仅次于日本第二发达的国家。而泰国地“巧”劲更是其立国地根本方略之一。不过，虽然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威胁。泰国人始终有一种危机感。特别是英法帝国主义那种咄咄逼人地态度更是让泰国人寝食难安。在拉玛六世即位后，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这给泰国中坚精英层――军官团以很大的启发，他们也密谋发动政变以推翻国王，以便更好地建设国家。由于拉玛五世的巨大威望还没有完全消逝，再加上密谋成员中有一位高级军官担心违背在玉佛前发的誓死效忠国王的誓言（暹罗人的宗教信仰很深）而出首，使得政变还没有发动就被镇压。拉玛六世虽然处理了一些首要军官，但毕竟不可能将整个军官团全部洗涤一遍，里面的漏网之鱼就从中看到了安南的现成例子。再加上中国最近的飞速发展（特别是秦时竹执政以来），对他们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而拉玛六世本人无论在威望还是能力上都无法与前任相提并论，这种危机就愈发趋于严重。
达梦作为军官团密谋组织的成员之一，不仅具有一部分华人血统（其祖母为华人）而且从小仰慕中国文化，对于汉语、汉字都有很深的造诣。在他看来，中国虽然积贫积弱，但中国目前的发展势头锐不可挡，特别是以北方实业和国防军为突出代表形象的新中国面貌更是让人耳目一新。对于老牌帝国主义，他一方面痛恨，另一方面也认为他们自身隐藏着危机，对于和他们的合作他从心底抱有戒心，生怕引狼入室，这也是为什么军官团即使失败也不愿意找英法合作的缘由。对于泰国国内，认为虽然目前形势良好，但帝制特别是具有独裁意义的帝制，哪怕具有开明*的外衣依旧不是理想的政治体制。经过上一次未遂政变和安南人民党的活榜样，泰*官团一部分潜在的亲华派决定去中国寻找帮助。而达梦则装扮成一个大商人，通过与北方实业的合作与内务部接上了头。
中国，就这样开始逐步介入了东南亚的事务，在英法的殖民体系上打下了足以使其崩溃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