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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哈依！”冈市之助以点头表示同意。
“第三，这次的追加拨款列为陆军临时军费，所需数目从原本已经国会同意地常设师团追加费中扣除，期限限定为3年，如果费用超过了3年追加费的总和，则从陆军今后3年地常规军费中予以相应扣除。当然。如果战争有赔款收益，将在扣除相关军费支出后向陆军返还一定比例。”
“第四，”山本顿了顿后才往下说，“万一失败……也需要有人承担责任，岗市君，那时你恐怕要下台谢罪。”
“这4个条件我可以答应。”冈市之助踌躇满志地说道，“如果我们动员4个师团还打不赢支那，那战争也就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至于我个人，如果出现这种局面，恐怕唯有一死以谢国民。”
“冈市君……”
“那么……支那方面提出什么样的和谈条件了呢？”
山本将有关条件复述了一遍，冈市之助略微沉思后说道：“单纯从条件上看来，似乎并不苛刻。反而对我有利……但在实际上，却是对国民信心的重大打击。政府一直宣言帝国国力强大，如旭日东升，现在居然沦落到连汇率都要依靠支那挽救的地步。如何能够说服民众？经济上的自我保障是国本的基础，更是国民信心的寄托，一旦不能实现，后果……”
山本默然无语，既然对方已答应了自己地要求，自己也有履行义务的必要。说到底，在他心中还是有一丝犹豫，既希望能够付出不太重大的代价以保持日本经济与财政的稳定。又持有将战争进行到底，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的决心。这是一个军人出身的首相，尽管已习惯用政客的眼光来看待政治，愿意通过妥协、谈判来实现目的，但还是不能摆脱日本军人那种厮杀到底地冲动，仍然抱有侥幸成功的幻想。他的立场在其中不停的摇摆，一时倾向于此，一时倾向于彼。最后却是一个最差的结局。
……在紧急召开地五相会议上。由于山本事先的沟通，冈市之助的要求得到了批准。但由于这是一场以冈市之助个人的政治生命、陆军派地一贯声誉为赌注的孤注一掷。虽然拿到了批准书，冈市本人却是一脸沉重。为了进行这一豪赌，陆军派对海军派做出了巨大的让步才换来了海军系统的支持——海军协助陆军开展满洲攻略，代价是陆军承担此后和之前因开展中国攻略而耗费的一切海军军费（除第二舰队重建费和维修费外）。在陆军系统内部，冈市之助是这样劝说部下接受海军的苛刻条件的。
“萨摩派的那些人其实已经不想打了，他们一直认为攻略青岛是我们陆军地事情，以为青岛这个港口对于日本是可有可无的，认为中国并没有潜在性危害，害怕打下去丧失与美国作战的本钱和军费……他们错了，我们如果连支那也打不赢，那什么去对抗美国和其他国家？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日本如果不抱有充分的实力和最大的警惕，只要这个庞然大物翻一个身就能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20多年前，为了对付清国的‘镇远’、‘定远’两艘巨舰，从陛下开始全体国民勒紧裤带用于海军建设，那个时候远比现在要困难，我们也咬牙坚持了过来，现在遇到一些挫折，海军反而畏缩了，岂不是有辱皇军的威名。海军忘了本，我们没忘！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也咬紧牙关，让海军看看我们陆军地精神，让国民明白，他们每年耗费了巨大金钱地海军到底是什么货色！我们只要打赢了这一战，不管海军的条件有多么苛刻，我们都能够获得国民地支持！”
经过参谋本部的紧急谋划，陆军以甲午战争的作战计划为原则依据制定了相应的作战计划。随后，冈市之助以大本营的名义正式下达了满洲攻略的目标任务，要求在朝鲜和中国的4个师团在两个月内完成作战目标——或是拿下沈阳，或是拿下辽阳，在电文的最后，他写道，“一切都拜托诸位了。为了陛下、为了国民、为了日本！”
在陆军作战机器加速运转的时候，日本的外交机关也没有闲着，接着中日谈判的契机开始有关停战条件的“磋商”。外相加藤高明亲自出马，作为对华战略掩护的烟幕弹而释放出来，他起先表示：“中国的提议在原则上至为公允，有讨论的基础……”在接触了两天后又“坦率”地告知，“内阁方面对中国的条件大体上予以认可，但因为顾忌国民的感受，这些条件是不可能公布出来的，只有悄悄地着手去做……”就连唯一对五相会议表示质疑的藏相也卖力地执行山本的指示，一方面他压迫国内工商界、经济界的人士，声色俱厉地批评道：“值此帝国危难之际，诸君当牢记忠君爱国之训示，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对于一切加剧市场动荡、加重经济混乱的举动要予以坚决制止。”，另一方面，他又假惺惺地表示：“支那的建议不是不能考虑，但总要考虑到国民的反应和承受能力，不可贸然答应。倘若有一个合适的国家作为中日冲突的调解者，事情或许有更大的转机。” 又暗示这些大资本家向中国方面游说，并通过后者积极寻找在政治上的回应。
对于日本方面光说不做，或者说与做完全是两码事的情况，秦时竹等人早有思想准备。在大本营召开的决策讨论会上，他指出：“日本一贯是没有信誉的民族，对于和约的达成与战争的结束，我们不能够将希望寄托在敌人的偃旗息鼓上，侵略者总是不甘心失败的，对他们来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几乎是可以预测的过程。对于国防军在山东的胜利，日本统治阶层内部有一定的反省也有一定的认识，但是根深蒂固的对华蔑视决定了他们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转过弯来的。山本一方面同我们开展会谈，假意表示愿意就和平条件予以讨论，另一方面又没有实质性的示好表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今天召开决策讨论会，一方面是探讨时局的进展和我们的应对，另一方面也是听取各位对于下一阶段斗争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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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这次的追加拨款列为陆军临时军费，所需数目从原本已经国会同意地常设师团追加费中扣除，期限限定为3年，如果费用超过了3年追加费的总和，则从陆军今后3年地常规军费中予以相应扣除。当然。如果战争有赔款收益，将在扣除相关军费支出后向陆军返还一定比例。”
“第四，”山本顿了顿后才往下说，“万一失败……也需要有人承担责任，岗市君，那时你恐怕要下台谢罪。”
“这4个条件我可以答应。”冈市之助踌躇满志地说道，“如果我们动员4个师团还打不赢支那，那战争也就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至于我个人，如果出现这种局面，恐怕唯有一死以谢国民。”
“冈市君……”
“那么……支那方面提出什么样的和谈条件了呢？”
山本将有关条件复述了一遍，冈市之助略微沉思后说道：“单纯从条件上看来，似乎并不苛刻。反而对我有利……但在实际上，却是对国民信心的重大打击。政府一直宣言帝国国力强大，如旭日东升，现在居然沦落到连汇率都要依靠支那挽救的地步。如何能够说服民众？经济上的自我保障是国本的基础，更是国民信心的寄托，一旦不能实现，后果……”
山本默然无语，既然对方已答应了自己地要求，自己也有履行义务的必要。说到底，在他心中还是有一丝犹豫，既希望能够付出不太重大的代价以保持日本经济与财政的稳定。又持有将战争进行到底，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的决心。这是一个军人出身的首相，尽管已习惯用政客的眼光来看待政治，愿意通过妥协、谈判来实现目的，但还是不能摆脱日本军人那种厮杀到底地冲动，仍然抱有侥幸成功的幻想。他的立场在其中不停的摇摆，一时倾向于此，一时倾向于彼。最后却是一个最差的结局。
……在紧急召开地五相会议上。由于山本事先的沟通，冈市之助的要求得到了批准。但由于这是一场以冈市之助个人的政治生命、陆军派地一贯声誉为赌注的孤注一掷。虽然拿到了批准书，冈市本人却是一脸沉重。为了进行这一豪赌，陆军派对海军派做出了巨大的让步才换来了海军系统的支持——海军协助陆军开展满洲攻略，代价是陆军承担此后和之前因开展中国攻略而耗费的一切海军军费（除第二舰队重建费和维修费外）。在陆军系统内部，冈市之助是这样劝说部下接受海军的苛刻条件的。
“萨摩派的那些人其实已经不想打了，他们一直认为攻略青岛是我们陆军地事情，以为青岛这个港口对于日本是可有可无的，认为中国并没有潜在性危害，害怕打下去丧失与美国作战的本钱和军费……他们错了，我们如果连支那也打不赢，那什么去对抗美国和其他国家？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日本如果不抱有充分的实力和最大的警惕，只要这个庞然大物翻一个身就能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20多年前，为了对付清国的‘镇远’、‘定远’两艘巨舰，从陛下开始全体国民勒紧裤带用于海军建设，那个时候远比现在要困难，我们也咬牙坚持了过来，现在遇到一些挫折，海军反而畏缩了，岂不是有辱皇军的威名。海军忘了本，我们没忘！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也咬紧牙关，让海军看看我们陆军地精神，让国民明白，他们每年耗费了巨大金钱地海军到底是什么货色！我们只要打赢了这一战，不管海军的条件有多么苛刻，我们都能够获得国民地支持！”
经过参谋本部的紧急谋划，陆军以甲午战争的作战计划为原则依据制定了相应的作战计划。随后，冈市之助以大本营的名义正式下达了满洲攻略的目标任务，要求在朝鲜和中国的4个师团在两个月内完成作战目标——或是拿下沈阳，或是拿下辽阳，在电文的最后，他写道，“一切都拜托诸位了。为了陛下、为了国民、为了日本！”
在陆军作战机器加速运转的时候，日本的外交机关也没有闲着，接着中日谈判的契机开始有关停战条件的“磋商”。外相加藤高明亲自出马，作为对华战略掩护的烟幕弹而释放出来，他起先表示：“中国的提议在原则上至为公允，有讨论的基础……”在接触了两天后又“坦率”地告知，“内阁方面对中国的条件大体上予以认可，但因为顾忌国民的感受，这些条件是不可能公布出来的，只有悄悄地着手去做……”就连唯一对五相会议表示质疑的藏相也卖力地执行山本的指示，一方面他压迫国内工商界、经济界的人士，声色俱厉地批评道：“值此帝国危难之际，诸君当牢记忠君爱国之训示，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对于一切加剧市场动荡、加重经济混乱的举动要予以坚决制止。”，另一方面，他又假惺惺地表示：“支那的建议不是不能考虑，但总要考虑到国民的反应和承受能力，不可贸然答应。倘若有一个合适的国家作为中日冲突的调解者，事情或许有更大的转机。” 又暗示这些大资本家向中国方面游说，并通过后者积极寻找在政治上的回应。
对于日本方面光说不做，或者说与做完全是两码事的情况，秦时竹等人早有思想准备。在大本营召开的决策讨论会上，他指出：“日本一贯是没有信誉的民族，对于和约的达成与战争的结束，我们不能够将希望寄托在敌人的偃旗息鼓上，侵略者总是不甘心失败的，对他们来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几乎是可以预测的过程。对于国防军在山东的胜利，日本统治阶层内部有一定的反省也有一定的认识，但是根深蒂固的对华蔑视决定了他们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转过弯来的。山本一方面同我们开展会谈，假意表示愿意就和平条件予以讨论，另一方面又没有实质性的示好表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今天召开决策讨论会，一方面是探讨时局的进展和我们的应对，另一方面也是听取各位对于下一阶段斗争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