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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乾实在不敢想像,如果自己没有官身和世家双重保护,变成一户一滴汗水摔八瓣的自耕农,现在恐怕早就被官吏吃的连骨头渣都不会剩下。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安史之乱前的唐朝的确是封建王朝中少有的盛世,每斗米不过十文上下,两京斗米也不过二十文(长安和洛阳两地),面粉三十文,绢一匹二百多文,粮食布帛产量丰富,道路畅通,物价低廉,行旅安全,商业繁茂。
唐朝一斗米的重量约有现在的6.25公斤,而唐朝的一两白银相当于现在42克,按照现代国际市场白银的价格取整计算42*6=252元人民币,唐朝一两白银以一千文计算,一文大致就相当于0.25元人民币,十文钱也就是2.5元人民币,购买6.25公斤米,0.4元就可以买到1公斤米,简直便宜的让人吃惊!
如果一个月收入3000元的人穿越到盛唐时期,用工资可以买到7500公斤米,这些粮食拉回到现代,按照每公斤5元计算,相当于37500元,整整翻了十倍以上,想不发财都难。
当然这样的计算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也就是普通唐人的收入?
但是不要忘记了,安史之乱很快就要爆发!
唐代的粮价一直起起落落,《新唐书》卷51《食货志》说:“贞观初……绢一匹,易米一斗”。也就是说,在唐太宗贞观初年,用一匹绢,才能换到一斗米。说明那时候的大米还是很贵的。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曰:“是岁(贞观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也就是说,太宗贞观四年,天下大丰收了,流落到外乡的人都回归家乡,一斗米的价格才有三四文钱。
《新唐书》卷79《魏徵传》里也说:“帝(太宗)即位四年……米斗三钱”。到唐高宗永淳元年,由于大唐王朝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诸多原因,再加上天灾人祸,大米的价格一下子比太宗贞观时期飞涨了百倍,甚至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
如《资治通鉴》卷203记载:“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关中先水,后旱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到唐中宗时,虽然米价比贞观时贵了几十倍,但比起高宗遇到饥荒的年间还是要好多了:《资治通鉴》卷209记载:“是岁(景龙三年)关中饥,米斗百钱”。
到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时,物价又下落了很多:《资治通鉴》卷212说:“是岁(开元十三年)东都斗米十五钱”。到天宝年间,物价更是便宜:《新唐书》卷51《食货志》:“是时(天宝五年)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青齐间”说的是当时山东青州、齐州一带的米价,说明地区间的物价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有几倍的价差。
可惜唐朝盛世的好景不长,由于唐玄宗后期沉溺于酒色,不理朝政,重用奸臣,放任地方节度使胡作非为,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从此曾经辉煌于世界的大唐王朝开始走上了下坡路,物价也是一路飙升。看下面这个记载:《旧唐书》卷114《鲁灵传》说:“灵收合残卒,保南阳郡。为贼所围。……伪将(武)令均等攻之,累月不能克。……灵城中食尽,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斟至四五十千,有价无米”。被安史叛军团团围困的城中,米价涨到了四五万一斗,而且还有价无市。也就是说,就算是拿四五十两白花花的银子,想买一斗米也买不到。这个价格,比起贞观年间上涨了10000倍!比起开元年间也上涨了2600多倍。
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差别了!安史之乱以后的官方物价记录是:公元766年,一斗米830文钱,一匹绢为3500文;公元780年,一斗米200文,一匹绢为3500文;公元820年左右,一斗米50文,一匹绢为800文。再往后的米价,基本就在1000文上下徘徊了。
相当于用现在的四十元买一公斤大米,当然是很贵了。这样的物价水平,已经是民不聊生了,正好昭示了大唐王朝正在一步步走向灭亡。
不管怎么说,盛唐时期的物价是低廉而稳定,物产丰富、物美价廉,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美妙和谐。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场动摇盛唐根基的暴风雨正在酝酿中……。
先知先觉的甄乾当然没有闲着,暗中积极筹划着安身保命大计,一车车粮食悄悄的运进了仙台村,藏在了大山深处。
不管在什么时候,蓄意的囤积粮食都是重罪,甄乾在恒州附近有自己的粮行酒楼做掩护,这一切自然不会被人发现。
粮行、酒楼、粮油加工厂都是最好的掩护,盛唐时期的土地兼并也为甄乾提供了保护伞,几千亩的土地一年可以产出上万石的粮食,甄乾就像一只辛勤的土拨鼠,不停的往洞穴中搬运粮食。
这一切当然都是在有计划的预谋下进行,由于安史之乱前粮价过低,很少有粮行愿意囤积粮食,这也为甄乾的计划提供了便利。
虽然如此,甄乾大量暗中收购粮食,还是引起了当地粮价的波动,不得不从周边粮食产地运输粮食补充到鹿泉县。
唐代土地亩产可不高,上等田产出在二石上下,下等田产出连一石都不到,平均亩产在一旦多一点,所以经常说多收了三五斗让农民无法生存(一石等于十斗,而一石等于一百二十斤上下,产量在今天看来低的吓人),这里的三五斗已经相当高了,并不是戏剧中的夸张说法,的确如此。
甄乾实在不敢想像,如果自己没有官身和世家双重保护,变成一户一滴汗水摔八瓣的自耕农,现在恐怕早就被官吏吃的连骨头渣都不会剩下。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安史之乱前的唐朝的确是封建王朝中少有的盛世,每斗米不过十文上下,两京斗米也不过二十文(长安和洛阳两地),面粉三十文,绢一匹二百多文,粮食布帛产量丰富,道路畅通,物价低廉,行旅安全,商业繁茂。
唐朝一斗米的重量约有现在的6.25公斤,而唐朝的一两白银相当于现在42克,按照现代国际市场白银的价格取整计算42*6=252元人民币,唐朝一两白银以一千文计算,一文大致就相当于0.25元人民币,十文钱也就是2.5元人民币,购买6.25公斤米,0.4元就可以买到1公斤米,简直便宜的让人吃惊!
如果一个月收入3000元的人穿越到盛唐时期,用工资可以买到7500公斤米,这些粮食拉回到现代,按照每公斤5元计算,相当于37500元,整整翻了十倍以上,想不发财都难。
当然这样的计算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也就是普通唐人的收入?
但是不要忘记了,安史之乱很快就要爆发!
唐代的粮价一直起起落落,《新唐书》卷51《食货志》说:“贞观初……绢一匹,易米一斗”。也就是说,在唐太宗贞观初年,用一匹绢,才能换到一斗米。说明那时候的大米还是很贵的。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曰:“是岁(贞观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也就是说,太宗贞观四年,天下大丰收了,流落到外乡的人都回归家乡,一斗米的价格才有三四文钱。
《新唐书》卷79《魏徵传》里也说:“帝(太宗)即位四年……米斗三钱”。到唐高宗永淳元年,由于大唐王朝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诸多原因,再加上天灾人祸,大米的价格一下子比太宗贞观时期飞涨了百倍,甚至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
如《资治通鉴》卷203记载:“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关中先水,后旱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到唐中宗时,虽然米价比贞观时贵了几十倍,但比起高宗遇到饥荒的年间还是要好多了:《资治通鉴》卷209记载:“是岁(景龙三年)关中饥,米斗百钱”。
到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时,物价又下落了很多:《资治通鉴》卷212说:“是岁(开元十三年)东都斗米十五钱”。到天宝年间,物价更是便宜:《新唐书》卷51《食货志》:“是时(天宝五年)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青齐间”说的是当时山东青州、齐州一带的米价,说明地区间的物价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有几倍的价差。
可惜唐朝盛世的好景不长,由于唐玄宗后期沉溺于酒色,不理朝政,重用奸臣,放任地方节度使胡作非为,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从此曾经辉煌于世界的大唐王朝开始走上了下坡路,物价也是一路飙升。看下面这个记载:《旧唐书》卷114《鲁灵传》说:“灵收合残卒,保南阳郡。为贼所围。……伪将(武)令均等攻之,累月不能克。……灵城中食尽,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斟至四五十千,有价无米”。被安史叛军团团围困的城中,米价涨到了四五万一斗,而且还有价无市。也就是说,就算是拿四五十两白花花的银子,想买一斗米也买不到。这个价格,比起贞观年间上涨了10000倍!比起开元年间也上涨了2600多倍。
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差别了!安史之乱以后的官方物价记录是:公元766年,一斗米830文钱,一匹绢为3500文;公元780年,一斗米200文,一匹绢为3500文;公元820年左右,一斗米50文,一匹绢为800文。再往后的米价,基本就在1000文上下徘徊了。
相当于用现在的四十元买一公斤大米,当然是很贵了。这样的物价水平,已经是民不聊生了,正好昭示了大唐王朝正在一步步走向灭亡。
不管怎么说,盛唐时期的物价是低廉而稳定,物产丰富、物美价廉,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美妙和谐。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场动摇盛唐根基的暴风雨正在酝酿中……。
先知先觉的甄乾当然没有闲着,暗中积极筹划着安身保命大计,一车车粮食悄悄的运进了仙台村,藏在了大山深处。
不管在什么时候,蓄意的囤积粮食都是重罪,甄乾在恒州附近有自己的粮行酒楼做掩护,这一切自然不会被人发现。
粮行、酒楼、粮油加工厂都是最好的掩护,盛唐时期的土地兼并也为甄乾提供了保护伞,几千亩的土地一年可以产出上万石的粮食,甄乾就像一只辛勤的土拨鼠,不停的往洞穴中搬运粮食。
这一切当然都是在有计划的预谋下进行,由于安史之乱前粮价过低,很少有粮行愿意囤积粮食,这也为甄乾的计划提供了便利。
虽然如此,甄乾大量暗中收购粮食,还是引起了当地粮价的波动,不得不从周边粮食产地运输粮食补充到鹿泉县。
唐代土地亩产可不高,上等田产出在二石上下,下等田产出连一石都不到,平均亩产在一旦多一点,所以经常说多收了三五斗让农民无法生存(一石等于十斗,而一石等于一百二十斤上下,产量在今天看来低的吓人),这里的三五斗已经相当高了,并不是戏剧中的夸张说法,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