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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理会这些诉求，他宁可参与新编选锋军第三镇骑兵的操练，或者多做几道代数题，主要还是史轸、韩圭、刘师望等人耐着性子，跟襄阳官员接触，解释司空府的军事部署。
除了司空府内部的算计外，客观上年前收复河洛、郑汴及徐宿等地，并没能真正重创到镇南宗王府、平燕宗王府——战果跟颍州会战不是一个量级。
目前河洛以西之潼关，北面的平陆、垣曲，都有曹师雄、孟平等敌将率精锐兵马驻守；这三地作为杀入郑陕、河东的要冲，都是易守难关之险地，没那么容易能强攻下来。
而河淮中东部地区，一方面是镇南宗王府的精锐兵马据太行山南麓的关隘，在孟、怀等黄河中游北岸诸州经营防线，一方面是平燕宗王府还有近二十万兵马盘踞原京东西路北部濮州、郓州、单州三州以及京东东路中北部地区。
此时的司空府看似直辖十五万精锐战兵，但在颍州大捷之前，司空府同样执掌十五万精锐，却仅需驻守汝蔡以及淮河中游地区，除了有山河之险可恃，接敌面也要窄得多。
现在收复河洛、郑汴等上百个州县，首先是地理形势上开始失去倚险而守的优势，战防线也一再拉长，精锐兵马也就不怎么够用了。
目前以王宪所部辖四万战兵，外加两万诸州府轮戍兵马及三万守兵，驻守河洛，主要是巩固洛阳、陕州的形势，所防御对峙的潼关、平陆、垣曲之敌，分别隶属于静惮宗王府的关中兵马都总管府及镇南宗王府的河中府兵马都总管府，总兵力比河洛驻军只高不低。
唐盘所部辖四万战兵，外加两万诸州府轮戍兵马及三万守兵，驻守郑汴许陈四州，所防御对峙的孟怀之敌，隶属于镇南宗王府的高平府兵马都总管府，同样兵多将广。
杨祁业所部驻守颍、亳二州，邓珪所部将防线推进到宋、宿、徐州三州，总计辖有五万战兵，一万诸州府轮戍兵马、四万守兵，但所面对的是盘踞濮、郓、单三州及整个京东东路中北部地区的平燕宗王府主力，兵力上更是处于大劣势。
就算将韩时良所部三万兵马算上，面对平燕宗王府在黄河下游两岸所辖二十余万兵马，也难说胜算。
在汴梁外围的军事安全都还远远没办法得到保证，还都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史轸、韩圭、刘师望等人跟随徐怀在襄阳这些日子，耐着性子与那些希望还都的官员摆事实、讲道理，也不忘暗示司空府对此时据守淮东的韩时良，还是心存顾忌的。
司空府直辖十数万精锐兵马或许在中路有进一步获得突破的机会，但多少有所担心韩时良所守的东线会出什么岔子。
那样就可能会令整个河淮的局势再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层顾虑没有消除之前，司空府怎么敢再从河洛、郑汴等贸然出兵，长驱直入杀入关陕、杀过黄河去呢？
单纯就战事的先后次序安排来说，也应该是京南行营、寿濠行营与韩时良所部收复黄河下游南岸的京东西路北部地区以及京东东路中北部地区（今山东省）为先。
现在的问题是，京南行营杨祁业所部、寿湾行营邓珪所部，能与韩时良所部通力无隙的合作吗？
史轸、韩圭他们抛出这个问题后，没有等上太久，八月上旬就等到了他们所期待的答案。
韩时良八月上旬遣长子韩确前往泌阳商议淮东守御之事，希望辞去淮东制置安抚使之任，以便率部进入淮河下游以北地区，专心负责对盘踞沂密等京东东路南部诸州县的敌军的作战，并举荐长子韩确、次子韩举入司空府、枢密院为吏，以习京襄新政。
这个可以说是远超史轸、韩圭等人所期待的答案。
徐怀接见韩确的次日，就着陈子箫、韩圭二人为使，携带他的亲笔信函赶赴楚州，商谈韩时良率部坐镇徐州之事。
韩时良与杨麟天宣年间在京畿禁军里就已经是名声鹊起的将领。
赤扈南侵时，王禀与其时接替蔡铤执掌枢密院的汪伯潜主持京畿防务，主张设四镇防御使加强京畿外围防御。
最终杨麟随胡楷赴蔡州，韩时良则随杨茂彦以及当时还是鲁王的绍隆帝出镇魏州——当时徐怀也是在出任蔡州防御使的胡楷麾下任将，出知新置楚山县。
从此之后，楚山逐渐崛起于世人之前，韩时良也一直以潜邸系中坚干城的面目为世人所熟知。
绍隆帝登基之后，杨茂彦、汪伯潜、葛伯钰、葛钰以及魏楚钧等人再得宠信，也始终未能动摇韩时良在潜邸系的地位。
逃京事变发生后，韩时良最终选择留在淮东，甚至在颍州会战时，亦同时出兵渡淮北上，将平燕宗王府的一部分兵马牵制在徐州、泗州，分摊司空府在颍州、亳州所承受的压力，但也都没有几人会相信韩时良最终会背叛绍隆帝，跟京襄（楚山）走到一起去。
而韩时良也是赤扈南侵以来天下有数的名将之一。
自统兵前往魏州之初，韩时良率部在太行山西麓组织兵马抵御胡虏，就立下赫赫战功，之后率部护卫鲁王、杨茂彦等人南撤，与胡虏大小数十战，也是败少胜多；两次淮南会战最终都能获得胜捷，韩时良两次都能率部成功守住寿春，更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关键性因素。
逃京事变发生之后，潜邸系遭到一定程度的清洗，但朝中仍然有一部分官员相信绍隆帝仍有亲政的机会。
最为关键的原因，不是葛伯奕、葛钰、魏楚钧一系率部占据浙西，也非高峻阳、高峻堂一系与司空府向来不睦，而是韩时良在逃京事变后仍然牢牢坐在淮东制置安抚使的位置上。
在收复河洛、郑汴等地之后，司空府重新回过头来权衡、梳理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淮东实际上要远比东川、西秦敏感得多，甚至都比葛伯奕、葛钰以及魏楚钧、罗望等人暂时窃居的浙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因此朝中有人倡议还都汴梁，史轸、韩圭等人就有意无意将矛头指向淮东，就是想看，或者迫使韩时良做出反应，然后司空府再予以应对。
史轸、韩圭都没有想到韩时良的反应会是如此干脆利落。
陈子箫乃是行军军师祭酒，实际主持军情参谋司，地位已在其他都统制之上，军中也仅有徐武碛、王举二人能在资历上稳稳压过他一头。
韩圭此时更是徐怀身边最为核心的谋臣。
徐怀着陈子箫、韩圭二人同时代表他跟随韩确前往楚州面见韩时良，也是充分表现他对韩时良统兵坐镇徐州的极大期待……
工夫理会这些诉求，他宁可参与新编选锋军第三镇骑兵的操练，或者多做几道代数题，主要还是史轸、韩圭、刘师望等人耐着性子，跟襄阳官员接触，解释司空府的军事部署。
除了司空府内部的算计外，客观上年前收复河洛、郑汴及徐宿等地，并没能真正重创到镇南宗王府、平燕宗王府——战果跟颍州会战不是一个量级。
目前河洛以西之潼关，北面的平陆、垣曲，都有曹师雄、孟平等敌将率精锐兵马驻守；这三地作为杀入郑陕、河东的要冲，都是易守难关之险地，没那么容易能强攻下来。
而河淮中东部地区，一方面是镇南宗王府的精锐兵马据太行山南麓的关隘，在孟、怀等黄河中游北岸诸州经营防线，一方面是平燕宗王府还有近二十万兵马盘踞原京东西路北部濮州、郓州、单州三州以及京东东路中北部地区。
此时的司空府看似直辖十五万精锐战兵，但在颍州大捷之前，司空府同样执掌十五万精锐，却仅需驻守汝蔡以及淮河中游地区，除了有山河之险可恃，接敌面也要窄得多。
现在收复河洛、郑汴等上百个州县，首先是地理形势上开始失去倚险而守的优势，战防线也一再拉长，精锐兵马也就不怎么够用了。
目前以王宪所部辖四万战兵，外加两万诸州府轮戍兵马及三万守兵，驻守河洛，主要是巩固洛阳、陕州的形势，所防御对峙的潼关、平陆、垣曲之敌，分别隶属于静惮宗王府的关中兵马都总管府及镇南宗王府的河中府兵马都总管府，总兵力比河洛驻军只高不低。
唐盘所部辖四万战兵，外加两万诸州府轮戍兵马及三万守兵，驻守郑汴许陈四州，所防御对峙的孟怀之敌，隶属于镇南宗王府的高平府兵马都总管府，同样兵多将广。
杨祁业所部驻守颍、亳二州，邓珪所部将防线推进到宋、宿、徐州三州，总计辖有五万战兵，一万诸州府轮戍兵马、四万守兵，但所面对的是盘踞濮、郓、单三州及整个京东东路中北部地区的平燕宗王府主力，兵力上更是处于大劣势。
就算将韩时良所部三万兵马算上，面对平燕宗王府在黄河下游两岸所辖二十余万兵马，也难说胜算。
在汴梁外围的军事安全都还远远没办法得到保证，还都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史轸、韩圭、刘师望等人跟随徐怀在襄阳这些日子，耐着性子与那些希望还都的官员摆事实、讲道理，也不忘暗示司空府对此时据守淮东的韩时良，还是心存顾忌的。
司空府直辖十数万精锐兵马或许在中路有进一步获得突破的机会，但多少有所担心韩时良所守的东线会出什么岔子。
那样就可能会令整个河淮的局势再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层顾虑没有消除之前，司空府怎么敢再从河洛、郑汴等贸然出兵，长驱直入杀入关陕、杀过黄河去呢？
单纯就战事的先后次序安排来说，也应该是京南行营、寿濠行营与韩时良所部收复黄河下游南岸的京东西路北部地区以及京东东路中北部地区（今山东省）为先。
现在的问题是，京南行营杨祁业所部、寿湾行营邓珪所部，能与韩时良所部通力无隙的合作吗？
史轸、韩圭他们抛出这个问题后，没有等上太久，八月上旬就等到了他们所期待的答案。
韩时良八月上旬遣长子韩确前往泌阳商议淮东守御之事，希望辞去淮东制置安抚使之任，以便率部进入淮河下游以北地区，专心负责对盘踞沂密等京东东路南部诸州县的敌军的作战，并举荐长子韩确、次子韩举入司空府、枢密院为吏，以习京襄新政。
这个可以说是远超史轸、韩圭等人所期待的答案。
徐怀接见韩确的次日，就着陈子箫、韩圭二人为使，携带他的亲笔信函赶赴楚州，商谈韩时良率部坐镇徐州之事。
韩时良与杨麟天宣年间在京畿禁军里就已经是名声鹊起的将领。
赤扈南侵时，王禀与其时接替蔡铤执掌枢密院的汪伯潜主持京畿防务，主张设四镇防御使加强京畿外围防御。
最终杨麟随胡楷赴蔡州，韩时良则随杨茂彦以及当时还是鲁王的绍隆帝出镇魏州——当时徐怀也是在出任蔡州防御使的胡楷麾下任将，出知新置楚山县。
从此之后，楚山逐渐崛起于世人之前，韩时良也一直以潜邸系中坚干城的面目为世人所熟知。
绍隆帝登基之后，杨茂彦、汪伯潜、葛伯钰、葛钰以及魏楚钧等人再得宠信，也始终未能动摇韩时良在潜邸系的地位。
逃京事变发生后，韩时良最终选择留在淮东，甚至在颍州会战时，亦同时出兵渡淮北上，将平燕宗王府的一部分兵马牵制在徐州、泗州，分摊司空府在颍州、亳州所承受的压力，但也都没有几人会相信韩时良最终会背叛绍隆帝，跟京襄（楚山）走到一起去。
而韩时良也是赤扈南侵以来天下有数的名将之一。
自统兵前往魏州之初，韩时良率部在太行山西麓组织兵马抵御胡虏，就立下赫赫战功，之后率部护卫鲁王、杨茂彦等人南撤，与胡虏大小数十战，也是败少胜多；两次淮南会战最终都能获得胜捷，韩时良两次都能率部成功守住寿春，更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关键性因素。
逃京事变发生之后，潜邸系遭到一定程度的清洗，但朝中仍然有一部分官员相信绍隆帝仍有亲政的机会。
最为关键的原因，不是葛伯奕、葛钰、魏楚钧一系率部占据浙西，也非高峻阳、高峻堂一系与司空府向来不睦，而是韩时良在逃京事变后仍然牢牢坐在淮东制置安抚使的位置上。
在收复河洛、郑汴等地之后，司空府重新回过头来权衡、梳理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淮东实际上要远比东川、西秦敏感得多，甚至都比葛伯奕、葛钰以及魏楚钧、罗望等人暂时窃居的浙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因此朝中有人倡议还都汴梁，史轸、韩圭等人就有意无意将矛头指向淮东，就是想看，或者迫使韩时良做出反应，然后司空府再予以应对。
史轸、韩圭都没有想到韩时良的反应会是如此干脆利落。
陈子箫乃是行军军师祭酒，实际主持军情参谋司，地位已在其他都统制之上，军中也仅有徐武碛、王举二人能在资历上稳稳压过他一头。
韩圭此时更是徐怀身边最为核心的谋臣。
徐怀着陈子箫、韩圭二人同时代表他跟随韩确前往楚州面见韩时良，也是充分表现他对韩时良统兵坐镇徐州的极大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