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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意见。听到梁守谦转述皇帝的话，白居易有点发懵，是皇帝的极大恩宠？不能啊，最近皇帝好像对我并不怎么感冒。他闭着眼睛，扳着手指头，数了数现在的领导班子，恍然大悟，读懂了皇帝的潜台词：你已经在门下省，这个最有权势的部门，待不下去了，更不能按正常渠道升迁了，看在你跟着我这么多年的份上，给你个机会，你自己跑路吧。
原来，此时的宰相班子有五个成员：杜佑、于頔、李吉甫、李藩和裴垍，白居易很荣幸，得罪了其中的四个。李吉甫自不必说，他虽然跑到了扬州，但还保留着相位，对长安还有很大的影响力；杜佑大概也不会喜欢自己，因为我有两首讽喻诗，《不致仕》和《司天台》就是讽刺他年事已高却不肯致仕的；于頔，更是我的死对头，当年，皇帝要拜他为相，我曾经上过一道奏折，好像叫做《论于頔、裴均状》，反对他入朝为相，如今他当了宰相，自然不会给我好果子吃；最要命的是李藩，因为李藩的本官正是门下侍郞，门下省的实际负责人，我的顶头上司，自己不能正常升迁，大概就是拜此人所赐。说起来，自己与李藩并没有直接的个人恩怨，但李藩能有今天，是因为有人提拔，这个提拔李藩的人就叫杜佑；他有一个老师，也是叫杜佑；他还有一个救命恩人，还是叫杜佑。明白了吧，这就是关系，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惟一与自己有点交情的只有裴垍，自己与裴垍曾是翰林院的同事，元和三年的策论案，自己更曾经不遗余力的帮助过他，按说，他应该会为自己说点好话。可惜，如今的裴垍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爱莫能助了。
白居易明白，面对这样一个领导班子，他很难混下去了。于是，他接受了李纯的暗示，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前途，黯然离开了长安，成为京兆府的户曹参军。元和六年四月，在京兆府工作还不到一年，白居易经受了又一次打击，他的母亲，陈氏去世了。母亲死了，作为儿子，自然很悲痛，但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似乎也算不上什么太大的打击。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按照当时的制度，父母死了，现任官员必须辞去官职，回家守孝，守孝的期限是27个月。服丧满27个月后，官员才能重新回来上班，当然，前提是，接到朝廷起复的诏书。
然而，在下邽老家老老实实地呆了27个月的白居易，却迟迟没有等到那道期盼已久的诏书，因为此时的长安，说话当家的正是他的死对头，宰相李吉甫。元和八年就在白居易翘首期盼的过程中悄悄溜走了，没有诏书；元和九年二月，长安传来一个雪上加霜的坏消息，不，是两个雪上加霜的坏消息：他翰林院的前辈同僚，宰相李绛被免职，白居易失去了一个大靠山；与此同时，白居易的另一个死对头，大宦官吐突承璀，返回了长安，再次登上了权力高峰，白居易的起复又多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峰。
白居易慌了，坐不住了，形势危急，万分危急！再不行动，就只有“种豆南山下”“独钓寒江雪”了，虽然那也是文人的理想之一，但却是老年文人的理想，是功成名就者的理想，不是正值盛年，功不成、名不就的白居易的理想。慌了神的白居易，开始扳着手指头，一个一个的掂量着朝中的大臣，估摸着谁能成为自己的救命稻草。功夫不负有心人，白居易抓来抓去，最后还真抓到了两根，礼部侍郎崔群和中书舍人钱徽，两个人都是白居易在翰林院时的老同事，交情还不错，应该可以帮忙。
说起来，崔群两个人还真是够哥们、够义气，接到老友求助的信函，两人马不停蹄地展开了行动，他们东奔西走，左右斡旋，逢人就作揖，见庙就烧香，准备绕过李吉甫和吐突承璀，悄悄地把事情给办了。但二人绕来绕去，绕去绕来，最后悲哀的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没用。因为无论他们怎么绕，都绕不开那两座大山，李吉甫和吐突承璀。以他们目前的实力，根本无法与李吉甫和吐突承璀抗衡，更不要说推而倒之之。于是乎，崔群失望了，钱徽也失望了，而我们的白居易则开始绝望了。
但事实证明，他们实在是过于悲观了，他们忘记了有一句俗语，叫做世事难料。他们做不到的事情，别人未必做不到；别人也做不到的事情，老天爷未必做不到。元和九年十月，在绝望中苦苦煎熬了大半年的白居易，忽然接到了长安传来的好消息，一个大大的好消息：李吉甫，宰相李吉甫，不可一世的宰相李吉甫，死了。或许白居易坚持不懈的努力感动了上天，老天爷带走了他的死敌，帮他搬走了这座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大山。
李吉甫死了，相位空出来一个，这一次，李纯选择了韦贯之。当然，他绝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一任命，不经意间，给了白居易死灰复燃的机会，因为，白居易有了新的靠山，大靠山，新任宰相韦贯之。
和白居易一样，韦贯之和杜佑的关系并不怎么融洽；和白居易一样，韦贯之和李吉甫的关系也不够和谐。官场上，敌人的敌人自然就是朋友。还有，前面已经说过，韦贯之有一个好友，叫崔群；恰巧，白居易也有一个好友，叫崔群。好友的好友，似乎也应该是好友。单凭这两点，说什么，韦贯之也会不遗余力的拉老白一把。更何况元和三年的策论案，老白也曾经豁了命似的帮韦贯之说过好话，虽然不能说有恩于他，至少也应该给他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吧。现在，正是韦贯之投桃报李的时候，白居易，你的机会来了，终于来了。
元和九年十二月，白居易接到了那个姗姗来迟的诏书，长安，我回来了！
易的意见。听到梁守谦转述皇帝的话，白居易有点发懵，是皇帝的极大恩宠？不能啊，最近皇帝好像对我并不怎么感冒。他闭着眼睛，扳着手指头，数了数现在的领导班子，恍然大悟，读懂了皇帝的潜台词：你已经在门下省，这个最有权势的部门，待不下去了，更不能按正常渠道升迁了，看在你跟着我这么多年的份上，给你个机会，你自己跑路吧。
原来，此时的宰相班子有五个成员：杜佑、于頔、李吉甫、李藩和裴垍，白居易很荣幸，得罪了其中的四个。李吉甫自不必说，他虽然跑到了扬州，但还保留着相位，对长安还有很大的影响力；杜佑大概也不会喜欢自己，因为我有两首讽喻诗，《不致仕》和《司天台》就是讽刺他年事已高却不肯致仕的；于頔，更是我的死对头，当年，皇帝要拜他为相，我曾经上过一道奏折，好像叫做《论于頔、裴均状》，反对他入朝为相，如今他当了宰相，自然不会给我好果子吃；最要命的是李藩，因为李藩的本官正是门下侍郞，门下省的实际负责人，我的顶头上司，自己不能正常升迁，大概就是拜此人所赐。说起来，自己与李藩并没有直接的个人恩怨，但李藩能有今天，是因为有人提拔，这个提拔李藩的人就叫杜佑；他有一个老师，也是叫杜佑；他还有一个救命恩人，还是叫杜佑。明白了吧，这就是关系，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惟一与自己有点交情的只有裴垍，自己与裴垍曾是翰林院的同事，元和三年的策论案，自己更曾经不遗余力的帮助过他，按说，他应该会为自己说点好话。可惜，如今的裴垍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爱莫能助了。
白居易明白，面对这样一个领导班子，他很难混下去了。于是，他接受了李纯的暗示，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前途，黯然离开了长安，成为京兆府的户曹参军。元和六年四月，在京兆府工作还不到一年，白居易经受了又一次打击，他的母亲，陈氏去世了。母亲死了，作为儿子，自然很悲痛，但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似乎也算不上什么太大的打击。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按照当时的制度，父母死了，现任官员必须辞去官职，回家守孝，守孝的期限是27个月。服丧满27个月后，官员才能重新回来上班，当然，前提是，接到朝廷起复的诏书。
然而，在下邽老家老老实实地呆了27个月的白居易，却迟迟没有等到那道期盼已久的诏书，因为此时的长安，说话当家的正是他的死对头，宰相李吉甫。元和八年就在白居易翘首期盼的过程中悄悄溜走了，没有诏书；元和九年二月，长安传来一个雪上加霜的坏消息，不，是两个雪上加霜的坏消息：他翰林院的前辈同僚，宰相李绛被免职，白居易失去了一个大靠山；与此同时，白居易的另一个死对头，大宦官吐突承璀，返回了长安，再次登上了权力高峰，白居易的起复又多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峰。
白居易慌了，坐不住了，形势危急，万分危急！再不行动，就只有“种豆南山下”“独钓寒江雪”了，虽然那也是文人的理想之一，但却是老年文人的理想，是功成名就者的理想，不是正值盛年，功不成、名不就的白居易的理想。慌了神的白居易，开始扳着手指头，一个一个的掂量着朝中的大臣，估摸着谁能成为自己的救命稻草。功夫不负有心人，白居易抓来抓去，最后还真抓到了两根，礼部侍郎崔群和中书舍人钱徽，两个人都是白居易在翰林院时的老同事，交情还不错，应该可以帮忙。
说起来，崔群两个人还真是够哥们、够义气，接到老友求助的信函，两人马不停蹄地展开了行动，他们东奔西走，左右斡旋，逢人就作揖，见庙就烧香，准备绕过李吉甫和吐突承璀，悄悄地把事情给办了。但二人绕来绕去，绕去绕来，最后悲哀的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没用。因为无论他们怎么绕，都绕不开那两座大山，李吉甫和吐突承璀。以他们目前的实力，根本无法与李吉甫和吐突承璀抗衡，更不要说推而倒之之。于是乎，崔群失望了，钱徽也失望了，而我们的白居易则开始绝望了。
但事实证明，他们实在是过于悲观了，他们忘记了有一句俗语，叫做世事难料。他们做不到的事情，别人未必做不到；别人也做不到的事情，老天爷未必做不到。元和九年十月，在绝望中苦苦煎熬了大半年的白居易，忽然接到了长安传来的好消息，一个大大的好消息：李吉甫，宰相李吉甫，不可一世的宰相李吉甫，死了。或许白居易坚持不懈的努力感动了上天，老天爷带走了他的死敌，帮他搬走了这座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大山。
李吉甫死了，相位空出来一个，这一次，李纯选择了韦贯之。当然，他绝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一任命，不经意间，给了白居易死灰复燃的机会，因为，白居易有了新的靠山，大靠山，新任宰相韦贯之。
和白居易一样，韦贯之和杜佑的关系并不怎么融洽；和白居易一样，韦贯之和李吉甫的关系也不够和谐。官场上，敌人的敌人自然就是朋友。还有，前面已经说过，韦贯之有一个好友，叫崔群；恰巧，白居易也有一个好友，叫崔群。好友的好友，似乎也应该是好友。单凭这两点，说什么，韦贯之也会不遗余力的拉老白一把。更何况元和三年的策论案，老白也曾经豁了命似的帮韦贯之说过好话，虽然不能说有恩于他，至少也应该给他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吧。现在，正是韦贯之投桃报李的时候，白居易，你的机会来了，终于来了。
元和九年十二月，白居易接到了那个姗姗来迟的诏书，长安，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