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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长见到牛天苟，愣了愣，待确认来人是谁后，才指了指旁边的沙发：“坐。”
“你就是昨天送东西来的……”检察长坐在办公桌后问。
“是。”牛天苟点了点头，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道，“我叫牛天苟，新星镇牛岗村人。请问您贵姓？”
“哦，我姓孙。”孙检察长站起身来，走到门边把门关上，然后回到座位上问：“你送来的那些东西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能跟我说明白一些吗？”。
“我在信中不是写得很清楚吗？难道孙检察长没看过信？”见孙检察长故意装傻充愣，牛天苟有些不爽地皱了皱眉，不客气地道，“恐怕连吴局长都快知道信的内容了，您还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奶奶的，连吴局长那老狗日的都知道这事了，不是你通的风还会有谁？还他妈在这儿装蒜！
孙检察长闻言暗自怔了怔，承认道：“信我是看了，但我有一点不明白。”
“您说。”牛天苟掏出烟来，扔给孙检察长一支，然后自顾自地点燃一支。
“你怎么就认定，那些钱物就是吴局长受贿所得而不是他的合法收入呢？”孙检察长没有接烟，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问。
牛天苟吐出一口烟雾，眯缝着眼睛道：“这还用想吗？吴局长这些年来的工资收入是多少，您应该比我更清楚，可他的家庭财产远远超过了他的工资收入。”
孙检察长脸上的表情略微一僵，似乎闪过一丝不悦，挪了挪屁股教训道：“说话要讲证据。一个家庭的财产不能只靠工资收入来衡量，除了工资收入外，他的家人可以有出租、买卖房屋的收入，可以有炒股、买卖基金的收入，可以有其他投资入股的收入，等等。
“比如农民，他除了粮食收入外，还有养鸡养猪养鱼的收入，有外出打工的收入，有做小生意的收入，等等。你能说农民的家庭财产如果超出了粮食收入，就是受贿所得？”
没想到孙检察长竟然这样为吴局长辩解，牛天苟整张脸气得通红，连喘几口粗气：“这些您们当然可以调查，他的工资收入是多少，租房、炒股、买基金、其他投资的收入是多少，一查，证据不就有了吗？”
“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孙检察长似乎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就算是有些人有一些不合法的收入，你以为就那么容易调查清楚吗？
“就拿受贿这一条来说。给县级单位领导行贿的人，很多都是这个单位下面直管部门的负责人、乡镇党委书记或镇长、乡长、有利益关系的商人、企业老板等，他们对自己行贿的事有顾虑，对待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采取的是不同程度的抗拒态度，谈话、取证很艰难。
“比如，有的乡镇党委书记或镇长、乡长怕自己行贿的问题如实陈述后，以后不但工作不好开展，而且影响自己的提拔使用，对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采取软抗的态度；
“有的下面直管部门的负责人是拿公款行贿，怕以后查资金来源，影响到小金库的使用，而且多次行贿，怕资金数额达到刑事立案标准，追究个人责任，不与检察机关配合；
“有的商人、老板，觉得自己不是公职人员，检察机关拿他没办法，面对办案人员更是不理解，甚至还发脾气。
“那些行贿数额小的人，相对来说比较配合，但这些又算不上什么，而那些行贿数额大的人，往往避重就轻，尽量轻描淡写，搪塞敷衍，谈话很艰难。
“为了找到行贿人或证人，办案人员有时要不辞辛苦驱车几十甚至上百公里，到谈话对象的家里、医院里甚至看守所里进行调查取证。
“即便是这样，有些行贿人或证人听到风声后，要么拒不开门，要么避而不见，要么不接电话，要么装病住院，要么以学习培训为借口跑到外面躲藏起来，致使取证工作陷入尴尬……
“有的下面直管部门的小领导，送了钱没有得到提拔，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你再下去调查他行贿的事，他对你还能有好声气？”
说到这里，孙检察长叹了口气道：“有些行贿的事是很难调查清楚的，这不是检察机关不努力，而是行贿人和证人不配合，他们不配合，拿不到证据，事情就很难办。”
“那您说这件事情该怎么办？”见孙检察长说得似乎也有一点道理，牛天苟问。
“怎么办？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止一个，途径也不止一条，就看你想达到什么... -->>
检察长见到牛天苟，愣了愣，待确认来人是谁后，才指了指旁边的沙发：“坐。”
“你就是昨天送东西来的……”检察长坐在办公桌后问。
“是。”牛天苟点了点头，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道，“我叫牛天苟，新星镇牛岗村人。请问您贵姓？”
“哦，我姓孙。”孙检察长站起身来，走到门边把门关上，然后回到座位上问：“你送来的那些东西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能跟我说明白一些吗？”。
“我在信中不是写得很清楚吗？难道孙检察长没看过信？”见孙检察长故意装傻充愣，牛天苟有些不爽地皱了皱眉，不客气地道，“恐怕连吴局长都快知道信的内容了，您还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奶奶的，连吴局长那老狗日的都知道这事了，不是你通的风还会有谁？还他妈在这儿装蒜！
孙检察长闻言暗自怔了怔，承认道：“信我是看了，但我有一点不明白。”
“您说。”牛天苟掏出烟来，扔给孙检察长一支，然后自顾自地点燃一支。
“你怎么就认定，那些钱物就是吴局长受贿所得而不是他的合法收入呢？”孙检察长没有接烟，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问。
牛天苟吐出一口烟雾，眯缝着眼睛道：“这还用想吗？吴局长这些年来的工资收入是多少，您应该比我更清楚，可他的家庭财产远远超过了他的工资收入。”
孙检察长脸上的表情略微一僵，似乎闪过一丝不悦，挪了挪屁股教训道：“说话要讲证据。一个家庭的财产不能只靠工资收入来衡量，除了工资收入外，他的家人可以有出租、买卖房屋的收入，可以有炒股、买卖基金的收入，可以有其他投资入股的收入，等等。
“比如农民，他除了粮食收入外，还有养鸡养猪养鱼的收入，有外出打工的收入，有做小生意的收入，等等。你能说农民的家庭财产如果超出了粮食收入，就是受贿所得？”
没想到孙检察长竟然这样为吴局长辩解，牛天苟整张脸气得通红，连喘几口粗气：“这些您们当然可以调查，他的工资收入是多少，租房、炒股、买基金、其他投资的收入是多少，一查，证据不就有了吗？”
“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孙检察长似乎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就算是有些人有一些不合法的收入，你以为就那么容易调查清楚吗？
“就拿受贿这一条来说。给县级单位领导行贿的人，很多都是这个单位下面直管部门的负责人、乡镇党委书记或镇长、乡长、有利益关系的商人、企业老板等，他们对自己行贿的事有顾虑，对待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采取的是不同程度的抗拒态度，谈话、取证很艰难。
“比如，有的乡镇党委书记或镇长、乡长怕自己行贿的问题如实陈述后，以后不但工作不好开展，而且影响自己的提拔使用，对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采取软抗的态度；
“有的下面直管部门的负责人是拿公款行贿，怕以后查资金来源，影响到小金库的使用，而且多次行贿，怕资金数额达到刑事立案标准，追究个人责任，不与检察机关配合；
“有的商人、老板，觉得自己不是公职人员，检察机关拿他没办法，面对办案人员更是不理解，甚至还发脾气。
“那些行贿数额小的人，相对来说比较配合，但这些又算不上什么，而那些行贿数额大的人，往往避重就轻，尽量轻描淡写，搪塞敷衍，谈话很艰难。
“为了找到行贿人或证人，办案人员有时要不辞辛苦驱车几十甚至上百公里，到谈话对象的家里、医院里甚至看守所里进行调查取证。
“即便是这样，有些行贿人或证人听到风声后，要么拒不开门，要么避而不见，要么不接电话，要么装病住院，要么以学习培训为借口跑到外面躲藏起来，致使取证工作陷入尴尬……
“有的下面直管部门的小领导，送了钱没有得到提拔，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你再下去调查他行贿的事，他对你还能有好声气？”
说到这里，孙检察长叹了口气道：“有些行贿的事是很难调查清楚的，这不是检察机关不努力，而是行贿人和证人不配合，他们不配合，拿不到证据，事情就很难办。”
“那您说这件事情该怎么办？”见孙检察长说得似乎也有一点道理，牛天苟问。
“怎么办？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止一个，途径也不止一条，就看你想达到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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