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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一章）
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巳快罹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溏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是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巳的办法，我们全国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投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行所驻地域，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抗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下略）
（三）.
此稿一看就是大家所书，当然是陈布雷——这位蒋介石口口声声叫着布雷先生的人所写。
此文稿一出，不但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也得到了当时绝大多数人的赞赏，特别是那句“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一时成了当时主要宣传话语。
在延安的我党领袖毛主席，过后也指出：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的《抗战宣言》“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
（四）.
蒋在完成上述发言后，又显示了一次真正“一把手”的做派，他说战事紧急，先走一步。看都没看汪一眼，又把当时国民党的名义上一把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晾在一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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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巳快罹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溏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是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巳的办法，我们全国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投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行所驻地域，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抗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下略）
（三）.
此稿一看就是大家所书，当然是陈布雷——这位蒋介石口口声声叫着布雷先生的人所写。
此文稿一出，不但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也得到了当时绝大多数人的赞赏，特别是那句“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一时成了当时主要宣传话语。
在延安的我党领袖毛主席，过后也指出：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的《抗战宣言》“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
（四）.
蒋在完成上述发言后，又显示了一次真正“一把手”的做派，他说战事紧急，先走一步。看都没看汪一眼，又把当时国民党的名义上一把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晾在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