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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浙江大学到达贵州后，校长竺可桢在日记里对战事的记录就明显减少了。
1940年8月1日，国立浙江大学成立十三周年。在纪念大会上，竺可桢说了这样一番话：抗战时期的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有特殊的使命，当年王阳明被贬贵州，不到两年便使贵州的文化得到振兴，我们虽不及阳明先生，但凭借一千多学生用尽才智，才能有利于贵州。
原文：浙大之使命。抗战时期在贵州更有特殊之使命。昔阳明先生贬窜龙场，遂成知难行易之学说。在黔不达二年，而闻风兴起，贵州文化为之振兴，阳明先生一人之功能如此，吾辈虽不及阳明，但以一千余师生竭尽知能，当可有裨于黔省。
国立浙江大学来到遵义以后提倡戒鸦片烟，主张由政府出面，他们浙大提供一定的经费的援助，那么把戒烟工作搞起来，让老百姓的抽烟减少下去。
贵州人种植和吸食鸦片，历史已久。遵义的几条主要街道都有烟馆经营。贵州的兵不是都被说成是双枪兵嘛，就是一杆烟枪，一杆步枪。
当时普通一些的一个烟馆里头有十几个床铺，那是比较一般的，就是很长的一个通铺，每个通铺上面睡多少多少人，就像现在生意好的饭店，还要翻台，走了一批，再躺下一批继续吸。这种鸦片馆收费很便宜，进去以后三个铜板、四个铜板可以吸一次烟，当然还有高档一些的烟馆。但如果普通民众都去吸鸦片，这种身体状况还能去和日本鬼子作战？
为筹建戒烟所，国立浙江大江在遵义的播声电影院演出话剧《自由兄弟》，将门票收入全部捐办戒烟所。遵义当地人可以免费到戒烟所戒烟，每月还提供两块钱的伙食费。
戒烟所成立后，遵义烟民的数量大幅下降。
国立浙江大学迁到贵州后，当地人与浙大师生相处融洽。学校为解决教授子女上学的问题，重新创办浙大附中。原在杭州是有附中的。
浙大附中将校址设在湄潭，还合并了湄潭中学。湄潭当地的孩子，像家里开茶馆的唐德声、龚世俊等，得以和浙大教师员工的孩子们一起上学。
当时贵州遵义湄潭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封闭，是开放很慢的地方，说得不中听一些就是文化和一些社会习惯很落后的地方。
当地一般的农村家庭来说，和当时全国落后的教育状况相符，就连读个小学也很不容易，完成当时所谓义务教育——四年初级小学的人都达不到一半，女子更是大多数都是文盲。
能够考取个中学，考个初中，那是相当不简单了。当然要谈大学的话，有些人根本不晓得大学是个怎么回事，所以浙大来了以后，当然对湄潭的老百姓来说，震动是大的。
1941年6月，国立浙江大学离开杭州时招收的新生，在经历四年的流亡后，迎来了毕业的时刻。这届毕业生共161人，其中女生11人。这一年也是国立浙江大学自流亡以来，在校人数最多的一年，达到1045人。在1937年，学校还只有512人，此后在校人数逐年递增。和现代相比，全校的人数，还不如几个系的人。
土木系王人龙1940年在遵义毕业，他的弟弟王人麟正好在1940年辗转来到遵义，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原国立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谈家桢，晚年谈及当时的师生，能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教学的原因时说：“我们遵循竺校长倡导的求是校训，不图虚名，不尚浮夸，敦厚朴实，实事求是。同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物质条件差，但人的精神是向上的。”
国立浙江大学到达贵州后，校长竺可桢在日记里对战事的记录就明显减少了。
1940年8月1日，国立浙江大学成立十三周年。在纪念大会上，竺可桢说了这样一番话：抗战时期的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有特殊的使命，当年王阳明被贬贵州，不到两年便使贵州的文化得到振兴，我们虽不及阳明先生，但凭借一千多学生用尽才智，才能有利于贵州。
原文：浙大之使命。抗战时期在贵州更有特殊之使命。昔阳明先生贬窜龙场，遂成知难行易之学说。在黔不达二年，而闻风兴起，贵州文化为之振兴，阳明先生一人之功能如此，吾辈虽不及阳明，但以一千余师生竭尽知能，当可有裨于黔省。
国立浙江大学来到遵义以后提倡戒鸦片烟，主张由政府出面，他们浙大提供一定的经费的援助，那么把戒烟工作搞起来，让老百姓的抽烟减少下去。
贵州人种植和吸食鸦片，历史已久。遵义的几条主要街道都有烟馆经营。贵州的兵不是都被说成是双枪兵嘛，就是一杆烟枪，一杆步枪。
当时普通一些的一个烟馆里头有十几个床铺，那是比较一般的，就是很长的一个通铺，每个通铺上面睡多少多少人，就像现在生意好的饭店，还要翻台，走了一批，再躺下一批继续吸。这种鸦片馆收费很便宜，进去以后三个铜板、四个铜板可以吸一次烟，当然还有高档一些的烟馆。但如果普通民众都去吸鸦片，这种身体状况还能去和日本鬼子作战？
为筹建戒烟所，国立浙江大江在遵义的播声电影院演出话剧《自由兄弟》，将门票收入全部捐办戒烟所。遵义当地人可以免费到戒烟所戒烟，每月还提供两块钱的伙食费。
戒烟所成立后，遵义烟民的数量大幅下降。
国立浙江大学迁到贵州后，当地人与浙大师生相处融洽。学校为解决教授子女上学的问题，重新创办浙大附中。原在杭州是有附中的。
浙大附中将校址设在湄潭，还合并了湄潭中学。湄潭当地的孩子，像家里开茶馆的唐德声、龚世俊等，得以和浙大教师员工的孩子们一起上学。
当时贵州遵义湄潭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封闭，是开放很慢的地方，说得不中听一些就是文化和一些社会习惯很落后的地方。
当地一般的农村家庭来说，和当时全国落后的教育状况相符，就连读个小学也很不容易，完成当时所谓义务教育——四年初级小学的人都达不到一半，女子更是大多数都是文盲。
能够考取个中学，考个初中，那是相当不简单了。当然要谈大学的话，有些人根本不晓得大学是个怎么回事，所以浙大来了以后，当然对湄潭的老百姓来说，震动是大的。
1941年6月，国立浙江大学离开杭州时招收的新生，在经历四年的流亡后，迎来了毕业的时刻。这届毕业生共161人，其中女生11人。这一年也是国立浙江大学自流亡以来，在校人数最多的一年，达到1045人。在1937年，学校还只有512人，此后在校人数逐年递增。和现代相比，全校的人数，还不如几个系的人。
土木系王人龙1940年在遵义毕业，他的弟弟王人麟正好在1940年辗转来到遵义，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原国立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谈家桢，晚年谈及当时的师生，能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教学的原因时说：“我们遵循竺校长倡导的求是校训，不图虚名，不尚浮夸，敦厚朴实，实事求是。同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物质条件差，但人的精神是向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