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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最厉害的时候。要想乘车，就得会“飞”“扒”、“抢”每天早晚高峰就像打仗似的。坐车的人像打仗，开车子的人也像打仗似的。
那时候，武汉只有一座长江大桥。汉口这一带到青山上班的，似乎只有一条捷径，从粤汉码头坐轮渡到武钢、一冶等单位上班。公交车站上每天早晚是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焦急地等待着公交车的到来。车子还未到站，就有人飞身一跃，跳上来扒住车门，接着是一大群人跟着飞跃而上，扒在车门外。车未停稳，门却被扒开了，有的人还踩着轮胎，翻窗而入。在起点站便挤满了整整一车厢人。接着是第二站、第三站，人们仍拼命地往上挤，这个的前胸贴着那个的后背，如装沙丁鱼罐头似的，车门外常常是挂葡萄似地挂着一大串人，有的人挤在最外面，仅一只脚尖踩着车门沿。急了，有人会在车前，一只手扒着倒车镜架，一只脚踩在车前的保险杠上；还有人甚至扒上车顶。有时，为了能让车厢里挤进一些人，司机会带一脚急刹或猛甩一下盘子，挤得透不气来的乘客会感激地长叹一口气。遇到大雾轮渡停航时，码头上会窝着成群成群的人，等待着雾散开航。有的人会往回乘车，在家里做点家务再来；有的人会再想办法乘车经过长江大桥到武昌去。拥挤，又是车厢内的拥挤。当有人从车门上摔下来时，翻一个身，拍拍身上的尘土，又继续抢车。当年的方方，可能还没有这么深的乘车感受。因为她乘车的方向与拥挤的人流方向正好相反，挤车没有这么厉害。
再说开车的，也同样似打仗。那时的车子，车况都不怎么好，尤其是刹车不是那么灵，完全靠司机把握好“安全”二字，将人的神经绷得紧紧的。而乘客却不管那些，见车来了，就飞、扒、抢，不然就别想上车了。车少人多，经常会出现掉档的情况，后面的车老不来救驾，只好自己掌握，要么走岔道避开主要的大站，要么越站得冲过候车的人群。而我总时时刻刻都想到自己是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总是表现得很积极，带头顶住档子，总是按规矩停车靠站，有时还会让乘客从我的驾驶室门这边上车，经常是挤车的人太多了，甚至到妨碍我开车时伸不开手脚。但有一次例外，我装着一车人行驶在工农兵路上，正赶上五机床厂下班的人群。我突然心生出要越过空军医院站的念头，便加足马力往前冲，突然遇到一位乘客于生死而不顾地冲在大路中间。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甩盘子是不可能，当时那条道只有一车多宽。只有猛踩刹车，幸好车子停住了，不然牺牲的会是一条人命。这事每每回想起来总有些后怕。那时所开的车又旧又破。有一次下有一尺多深的大雪，我的车却抛锚到粤汉码头不远处，又冻又饿，只到凌晨1～2点钟才有工程车将坏车拖回停车场。
上世纪70年代，是一个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挂在口边上的一句话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因此，维持车站秩序的都是家庭成份好的带着袖章的民兵。我的一位同事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正在恋爱时期。那一天，我不记得是下过了小雨还是洒水车经过，反正路面有水。他开着车从调度室开到王家巷起点站，却不料刹车出现偏头的现象，将值勤的民兵挤死在车子与大堤之间。被公安局抓去后，被带上全是深严壁垒、持枪荷弹的警察坐的卡车上，以害死民兵罪挂着大牌子低着头游街，还开除了党藉。因挤死的是民兵，刑格外地判得重一些，坐了好几年牢。只到改革开放后才从牢里放出来，重新考大客执照，重新入党，重新谈恋爱结婚。
不过那时车少，只要车开动了，与乘务员配合得好，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上车的几乎全是月票，乘务员主要任务是照看车门。只要门最外边没有扒着小孩和妇女，乘务员让你开车，你只管大胆地开着走。路上也没有像现在如此多的红绿灯，只要车开动了，可以放开速度跑。警察也不兴开罚单，看见车门外挂着人，他会让你停下车，帮助将人往车厢里推，费力关上门后，再让你开车走。
黄浦路、工农兵路、二七路，当时全是碎石路，且年久失修。到处是大坑小洼，车底部经不住折腾，经常断半轴什么的。有一段时间将30路改为分两段跑，一段从王家巷到黄浦路，另一段安排几辆车从黄浦路至药械厂。
在驾车过程中，有很多熟识的乘客，有的可能是方方儿时的玩伴。在我印象中最深的是住在长办宿舍的长办医院方医生的女儿，一个十分清秀、文静的女孩。女承父业，在武汉市五中教英语，她经常乘坐我的车上下班，工余时还经常带着比她小十来岁弟弟上我车来玩。调到公交10路后，我一直在打听她的消息。长办宿舍里还住着两个失聪的女孩，当时大概十七、八岁。她俩常常结伴而行。我看到她俩时，便有意识地将车门对准她俩，让她俩好抢上车。渐渐地，她俩习惯地搭乘我开的公交车，有时还有意识地等着我的车。只要我的车一到，这两位失聪的女孩便会手舞脚蹈，用发音不十分准确的话语表示对我的车欢迎。还有几位在武汉市七一中学就读的学生，不知是不是住在长办宿舍里。
在驾车行驶30路线时，我与萍萍相恋6年。1979年结婚后，便调到公交10路去了，离开了那熟悉的线路，那熟悉的乘客。再后来，即1992年7月11日，30路划归当时的公汽一场管辖，我距离公交30路就更远了，这时的方方因上大学时便以写武汉方言小说而很有名气了，也可能只是偶尔乘坐公交30路，回长办宿舍看一眼住在那儿的老母亲罢了，而更多的时候是参加社会活动。但我想，她不会忘记，她是从坐公交30路开始社会生活的。
难”最厉害的时候。要想乘车，就得会“飞”“扒”、“抢”每天早晚高峰就像打仗似的。坐车的人像打仗，开车子的人也像打仗似的。
那时候，武汉只有一座长江大桥。汉口这一带到青山上班的，似乎只有一条捷径，从粤汉码头坐轮渡到武钢、一冶等单位上班。公交车站上每天早晚是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焦急地等待着公交车的到来。车子还未到站，就有人飞身一跃，跳上来扒住车门，接着是一大群人跟着飞跃而上，扒在车门外。车未停稳，门却被扒开了，有的人还踩着轮胎，翻窗而入。在起点站便挤满了整整一车厢人。接着是第二站、第三站，人们仍拼命地往上挤，这个的前胸贴着那个的后背，如装沙丁鱼罐头似的，车门外常常是挂葡萄似地挂着一大串人，有的人挤在最外面，仅一只脚尖踩着车门沿。急了，有人会在车前，一只手扒着倒车镜架，一只脚踩在车前的保险杠上；还有人甚至扒上车顶。有时，为了能让车厢里挤进一些人，司机会带一脚急刹或猛甩一下盘子，挤得透不气来的乘客会感激地长叹一口气。遇到大雾轮渡停航时，码头上会窝着成群成群的人，等待着雾散开航。有的人会往回乘车，在家里做点家务再来；有的人会再想办法乘车经过长江大桥到武昌去。拥挤，又是车厢内的拥挤。当有人从车门上摔下来时，翻一个身，拍拍身上的尘土，又继续抢车。当年的方方，可能还没有这么深的乘车感受。因为她乘车的方向与拥挤的人流方向正好相反，挤车没有这么厉害。
再说开车的，也同样似打仗。那时的车子，车况都不怎么好，尤其是刹车不是那么灵，完全靠司机把握好“安全”二字，将人的神经绷得紧紧的。而乘客却不管那些，见车来了，就飞、扒、抢，不然就别想上车了。车少人多，经常会出现掉档的情况，后面的车老不来救驾，只好自己掌握，要么走岔道避开主要的大站，要么越站得冲过候车的人群。而我总时时刻刻都想到自己是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总是表现得很积极，带头顶住档子，总是按规矩停车靠站，有时还会让乘客从我的驾驶室门这边上车，经常是挤车的人太多了，甚至到妨碍我开车时伸不开手脚。但有一次例外，我装着一车人行驶在工农兵路上，正赶上五机床厂下班的人群。我突然心生出要越过空军医院站的念头，便加足马力往前冲，突然遇到一位乘客于生死而不顾地冲在大路中间。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甩盘子是不可能，当时那条道只有一车多宽。只有猛踩刹车，幸好车子停住了，不然牺牲的会是一条人命。这事每每回想起来总有些后怕。那时所开的车又旧又破。有一次下有一尺多深的大雪，我的车却抛锚到粤汉码头不远处，又冻又饿，只到凌晨1～2点钟才有工程车将坏车拖回停车场。
上世纪70年代，是一个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挂在口边上的一句话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因此，维持车站秩序的都是家庭成份好的带着袖章的民兵。我的一位同事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正在恋爱时期。那一天，我不记得是下过了小雨还是洒水车经过，反正路面有水。他开着车从调度室开到王家巷起点站，却不料刹车出现偏头的现象，将值勤的民兵挤死在车子与大堤之间。被公安局抓去后，被带上全是深严壁垒、持枪荷弹的警察坐的卡车上，以害死民兵罪挂着大牌子低着头游街，还开除了党藉。因挤死的是民兵，刑格外地判得重一些，坐了好几年牢。只到改革开放后才从牢里放出来，重新考大客执照，重新入党，重新谈恋爱结婚。
不过那时车少，只要车开动了，与乘务员配合得好，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上车的几乎全是月票，乘务员主要任务是照看车门。只要门最外边没有扒着小孩和妇女，乘务员让你开车，你只管大胆地开着走。路上也没有像现在如此多的红绿灯，只要车开动了，可以放开速度跑。警察也不兴开罚单，看见车门外挂着人，他会让你停下车，帮助将人往车厢里推，费力关上门后，再让你开车走。
黄浦路、工农兵路、二七路，当时全是碎石路，且年久失修。到处是大坑小洼，车底部经不住折腾，经常断半轴什么的。有一段时间将30路改为分两段跑，一段从王家巷到黄浦路，另一段安排几辆车从黄浦路至药械厂。
在驾车过程中，有很多熟识的乘客，有的可能是方方儿时的玩伴。在我印象中最深的是住在长办宿舍的长办医院方医生的女儿，一个十分清秀、文静的女孩。女承父业，在武汉市五中教英语，她经常乘坐我的车上下班，工余时还经常带着比她小十来岁弟弟上我车来玩。调到公交10路后，我一直在打听她的消息。长办宿舍里还住着两个失聪的女孩，当时大概十七、八岁。她俩常常结伴而行。我看到她俩时，便有意识地将车门对准她俩，让她俩好抢上车。渐渐地，她俩习惯地搭乘我开的公交车，有时还有意识地等着我的车。只要我的车一到，这两位失聪的女孩便会手舞脚蹈，用发音不十分准确的话语表示对我的车欢迎。还有几位在武汉市七一中学就读的学生，不知是不是住在长办宿舍里。
在驾车行驶30路线时，我与萍萍相恋6年。1979年结婚后，便调到公交10路去了，离开了那熟悉的线路，那熟悉的乘客。再后来，即1992年7月11日，30路划归当时的公汽一场管辖，我距离公交30路就更远了，这时的方方因上大学时便以写武汉方言小说而很有名气了，也可能只是偶尔乘坐公交30路，回长办宿舍看一眼住在那儿的老母亲罢了，而更多的时候是参加社会活动。但我想，她不会忘记，她是从坐公交30路开始社会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