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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好的，你们先过去把，记得要好好的和马歇尔将军道歉，并且说明理由，然后请马歇尔将军的原谅，剩下的事情，你们回去再说，不能在这里谈过于机密的事情，知道么，而且我也提醒你们，马歇尔将军此次是来做两党之间的调停的，因此，现在在马歇尔将军的心目中，两党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所以千万不要去干那种提高自己，贬低他人的事情这个样子，马歇尔将军会更加看不起你们的，明白么。”张心这个时候对着王宠惠和在他周围的宋子文，孙科等人说到。
“我们知道了，谢谢你的提醒。”王宠惠听完张心的话以后，对着张心说到。
“好了。去吧。”张心这个时候一挥手，对着王宠惠等人说到。
在张心发了这番话之后，王宠惠等人才赶紧的向马歇尔走了过去，一边是向马歇尔道着歉，一边说着欢迎马歇尔到来的话。
“马歇尔将军，不好意思，在路上给耽搁，所以来晚了，还望马歇尔将军不要介意，”王宠惠听完张心的话以后，赶紧的带着人向马歇尔走了过去，也是用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对着马歇尔说到。
要说这里的人还都是简单的人，和马歇尔交流起来，那是一点也不需要翻译，清一色的海归，陈立夫也是毕业于美国的匹兹堡大学，就连周恩来和叶剑英也是，只是他们去的不是说英语的国家，所以显得有点吃亏而已。
“不要紧的，毕竟事情不可能都顺利么，”马歇尔这个时候其实是相当的生气的，因为这个情况实在是太奇怪了，你要来接人，居然客人已经到了，你还没有到，这个事情像话么，但是，马歇尔看见刚才张心已经把那些人给教训了一顿了，所以现在也就懒得说了。于是对着王宠惠说到。
这一下子，事情就好办多了，定下来了第二天的周恩来和叶剑英要去拜访马歇尔的事情以后，周恩来和叶剑英就先离开了，毕竟现在已经成为了政府和政府的事情了。
“张心，没有想到啊，你在重庆还有这么大的威信呢，”回到酒店之后，马歇尔对着张心说到。
“你行了，这几天你也是忙坏了，先早点休息吧，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张心这个时候对着马歇尔说到，然后就离开了酒店，回到自己之前在重庆的家中去休息了。
再回到家之后，张心仔细的思考了一下此次马歇尔来到重庆之后，自己都需要做些什么事情，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打击中统最好的时机了，因为现在的情况非常的明显，无论在军队上面怎么整编，但是对于黄埔系的影响都不是很大，但是这次一旦两党合作，对于陈立夫领导的CC系的冲击无疑是最大的，这也就是在前世的时候，CC系对于这次的谈判那么紧张的原因了。所以张心这个时候就提前的做准备了，来避免到时候CC系的捣乱了。尤其是东北的问题，张心更是犯难。
其实早在新八军已经在中共领导的冀热辽军区部队参与协同作战，击败日伪军，收复山海关等地，随后又进驻锦州和承德。九月，中共中央又增调部队和干部十万余人，从邻近地区日夜兼程进入东北。当时，苏联红军只驻扎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不久，东北民主联军成立，分布于苏军未能驻防或已撤防的东北各地。可是，国民党却以接收主权为幌子，于十月底分两路大举进攻东北，东北的国共双方武装已成剑拔弩张之势。
为此，周恩来多次与马歇尔交涉，马歇尔进退两难，只得采取折中的办法，“美国可以为国民政府运送部队去东北进行接收，但已被共产党军队接收的地区暂时维持现状”。正是马歇尔一行视察各地的时候，苏军开始从所驻扎的东北城市和铁路线撤军。国民党军乘机进驻沈阳，随后又向解放区各路进攻。抚顺、辽阳、铁岭、鞍山和营口等地，都被国民党军攻占。蒋介石心中喜滋滋的，正酝酿更大的军事行动。
马歇尔就要回国述职，周恩来一再挽留，希望他在东北问题解决后再回美国。他指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承认中共有受降区，中共才向东北发展以谋出路。我们从未拒绝国民党从苏军手中接收主权，但政府军却往西开到热河向我们进攻，并源源不断开进东北，还反对我们派执行小组到营口去的意见。周恩来向马歇尔提出解决东北问题的两大原则：“（一）外交和内政分开，中共不介入外交，内政要协商；（二）军事和政治平行解决。政府军在东北只保留五个军的兵力，实行政治民主，地方自治。”
马歇尔犯了难，因为他的手中已有蒋介石的五项条件，其中最让他感到棘手的是，蒋介石要接收“一切为恢复主权必须的地方，有权接收沿长春路两侧三十公里内地境的主权，这些地区的中共军应撤出”。马歇尔没辙了，只能和稀泥。看着周恩来的愤激的表情，马歇尔表示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协商的，有些问题就等他从美国回来后再作处理。
马歇尔离开中国的第二天，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二日，国民党军随苏军的撤离而进驻沈阳，并以沈阳为基地从东、南、北三方面向东北民主联军进攻，十多天的时间，国民党军便占领新民、彰武、盘山、辽中、法库、辽阳、抚顺、铁岭等地。三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军向东北重镇四平街发起猛烈的进攻。二十七日，周恩来同张治中和马歇尔的代表吉伦紧急磋商，确定由军事调停处执行部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而起在张心的认为就是，，只要东北的问题是说，不管就是在能够解决这件问题，既然这个时候是你开始呢，那就不要想太多的了，一往无前就好了。
第二天，张心也是在中午的时候，就赶到了马歇尔所住的地方去了，因为今天下午，周恩来和叶剑英要来拜访马歇尔，所以，马歇尔这个时候就希望张心能够在身边作陪。
但是，张心只在那里待了一会儿，他就离开了，因为这件事情张心真的不是非常的方便来参加，所以张心只能是选择回避。
就这样，马歇尔这几天的时间每天都是在和周恩来或者是蒋介石来见面，希望通过他的努力，来让两党之间真正的获得谈判的可能，尤其现在在东北，两方现在的军队已经是剑拔弩张了，而且苏联这个时候对于一开始没有答应中国的出兵的请求，所以一直在希望能够再次的进入的东北的可能，因此就在两党的军队在东北虎视眈眈，剑拔弩张的时候，苏联人的军队其实也对中国的的东北有些想法了。
所以，现在东北的和平已经成为了迫切的要去解决的一件事情了，所以马歇尔这个时候的主要工作就是这个，而起很快的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时延安方面就是使出各种的方面来帮助马歇尔解决这件事情，终于在十二月底的时候，双方的领袖各自的对自己领导的部队下达了停战的统治，现在全国终于的迎来了一个短暂的和平了。
这一点，张心知道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因为这个时候真正的高潮还没有来到呢，所以张心每天依旧是只听不说，每天陪着马歇尔这个老头子到处乱转。
可是，没过几天的时间，张心的家里面来了一个看似是不速之客的人来访，这个人就是陈立夫。
陈立夫这次为什么来，其实张心是十分的清楚的，因为前段时间和黄埔系给闹翻了，所以现在他的CC系很不好过，尤其是在各地的中统局的机构，以前不管怎么说还能在当地耀武扬威，但是最近不一样了，以前一直对军统局很厌恶的军队开始和军统局联手起来了，一起打击中统局的势力，所以，陈立夫不得不开始四处的求援，希望能够有别的人来帮他一下，但是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是在和他打着哈哈，让陈立夫感到相当的郁闷，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办法来去求蒋介石，毕竟那天在饭店里面，与他和蒋经国呛声的是于洁，而不是张心，所以说到底现在还只是蒋经国和于洁的争斗而已，还没有上升到需要让蒋介石出面的地步，那样，就等于是逼迫着张心这个时候出手呢，这个也是陈立夫不愿意看到局面，因为那个样子，就等于是矛盾升级了，陈立夫这个时候也不愿意看到这个场面。
尤其是张心这次辞职之后，陈立夫是非常的清楚张心为什么辞职的，对于一个自己已经失望的了的人，一旦要是他再次的向自己出手的话，张心会使出什么手段来对付蒋介石，这一点就连陈立夫也不敢肯定，尤其是现在马歇尔正在中国呢，陈立夫打听清楚了张心和马歇尔在上海以及南京的事情，对于张心和美国方面的关系，陈立夫有了非常深的理解。所以这个也是陈立夫最为顾忌的事情。
即便是蒋介石这个时候出面了，陈立夫知道，最后吃亏的也还是他的CC系，因为毕竟自己手下的人还是以文官居多，所以真的要是张心铁了心要收拾他的话，那么底下这些人在遇到这些当兵的，可是非常吃亏的，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么，所以，陈立夫这个时候只能是无奈的来到张心的家里面来找张心做一些调节了。
“立夫先生来，不知道立夫先生此次来到寒舍，找张心有什么事情呢。”张心这个时候热情的接待了陈立夫的到来，因为抛开政治观点，不管怎么说，陈立夫个人还是一个值得让张心尊敬的人。
尤其是陈立夫在当年做教育部长的时候，还是做了做了很多的有益于当时发展的事情的，获得美国硕士学位的陈立夫，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可谓是奇货可居，从知识结构与对学术的修养来说，陈立夫无疑在当时的中国政界也是凤毛麟角。也可能是这种特殊的才能，抗战爆发后，陈立夫被蒋介石相中做了七年的教育部长。对于这段经历，陈立夫颇感自豪，在他的回忆中，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功过：
我献身党国数十年，于党政工作，多所参与，成败得失，有待公平，唯有战时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虽然未必能达到理想，总算对于国家，竭尽绵薄。我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乃是最有意义积极的工作，而教育文化事业的兴办，乃是最有收获的“长途”的投资。
抗战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步入最艰难的时期，而陈立夫确实竭尽所能，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了不少事。短短七年时间，陈立夫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首先，适应抗战的需要，建立了一套有利于战时教育的制度与纲领。抗战爆发后，为躲避战火的灾难，内地的高校纷纷内迁。但由于战争炮火的洗劫，内迁的高校几乎都受到了重创。据不完全统计：战前的一百零八所高校，内迁的有九十四所。校舍图书、仪器损失的平均值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的十八所已无法重开。另外，受抗战的影响，教师、学生皆义愤填膺，反对上课，要求投笔从戎、血洒疆场。陈立夫走马上任后，认为学生仍然应以读书为职责，掌握知识，学就本领后再谈救国与抗战。于是，他亲自拟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针纲要》，包括“九大方针”和“十七项实施要点”。其中心是“为在德智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故青年之入校修业，自国家立场观之，读书实为其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为国家衰亡之危机”。这样，不仅将学生的抗日热情作了肯定，而且还为战时的教育指明了一个方向，从而使混乱的教育界有了一定的稳定与规范。
其次，励精图治，兴办中国的大学。中国的大学由于受西方教育制度的影响，实行的都是西方的教学内容，缺少中国自己的有关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的教学内容。陈立夫将这种大学的反常现象斥之为“外国租界”。陈立夫下决心改变这一现象，他修改了大学的科目表，确定了大学里要必修中国人须备的知识。比如中国历史中的中国法治史、中国政治史等等。还改革了过去任教授或副教授必以留学回国得学位者的制度，为那些本国大学毕业任教多年有成绩、有著作，甚至所教学科与国外研究无关的教员提供了晋升之路。
第三，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训育制度和贷金制度。以前，招生机构多方自招，陈立夫改变了这种杂乱无章的招生制度，使其为一家牵头，统一招生；在考试上，陈立夫也下决心在后方的十九个省市分区举行大学统一考试的办法，使中国大学的入学考试与毕业考试有了统一的标准；训育教育则是陈立夫在大学里的创造，他将蒋介石训练国民党的办法放在了大学之中，将三民主义等内容作为学生无法回避的教学内容；贷金制度主要用以对青年的救济和训练，陈立夫用这个办法来资助那些来自战区的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据统计，战时由中学至大学毕业，全部靠贷金或公费完成学业的，大约有十二万多人，包括像李政道、杨振宁这些后来的知名学者，顺利地念完西南联大，皆得益于贷金制度，这项制度，为中国培养出大批的优秀高级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贷金制度的改革，陈立夫一直到他的晚年都非常得意，在回忆录中，他津津乐道地写到：据民国七十七年去美国参加第五届中国科学史国际会议的一位刘广定教授回来说：‘我这次赴会，过数位六七十岁之大陆学者成言：抗战期中，得以公费就读国立大学，实为先生之恩泽特予禀告。‘我认为我人在台湾，而在大陆上的学者，还怀念者我，这贷金制所产生的久远影响，尤使我格外欣慰。
第四，推进国民教育运动。国民教育以前皆为地方政府主办，这种制度，使得小学不普及，学龄前的儿童就学率极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九四零年，在陈立夫的努力下，国民政府颁布了《国民教育实施纲要》，将国民教育的近期目标具体化。章程规定，国民教育的普及分三期推进，第一期自一九四零年八月起至一九四二年七月止，目标为：各镇(乡)均应成立中心小学一所，至少每三保成立国民学校一所。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入学民众总数要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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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了，谢谢你的提醒。”王宠惠听完张心的话以后，对着张心说到。
“好了。去吧。”张心这个时候一挥手，对着王宠惠等人说到。
在张心发了这番话之后，王宠惠等人才赶紧的向马歇尔走了过去，一边是向马歇尔道着歉，一边说着欢迎马歇尔到来的话。
“马歇尔将军，不好意思，在路上给耽搁，所以来晚了，还望马歇尔将军不要介意，”王宠惠听完张心的话以后，赶紧的带着人向马歇尔走了过去，也是用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对着马歇尔说到。
要说这里的人还都是简单的人，和马歇尔交流起来，那是一点也不需要翻译，清一色的海归，陈立夫也是毕业于美国的匹兹堡大学，就连周恩来和叶剑英也是，只是他们去的不是说英语的国家，所以显得有点吃亏而已。
“不要紧的，毕竟事情不可能都顺利么，”马歇尔这个时候其实是相当的生气的，因为这个情况实在是太奇怪了，你要来接人，居然客人已经到了，你还没有到，这个事情像话么，但是，马歇尔看见刚才张心已经把那些人给教训了一顿了，所以现在也就懒得说了。于是对着王宠惠说到。
这一下子，事情就好办多了，定下来了第二天的周恩来和叶剑英要去拜访马歇尔的事情以后，周恩来和叶剑英就先离开了，毕竟现在已经成为了政府和政府的事情了。
“张心，没有想到啊，你在重庆还有这么大的威信呢，”回到酒店之后，马歇尔对着张心说到。
“你行了，这几天你也是忙坏了，先早点休息吧，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张心这个时候对着马歇尔说到，然后就离开了酒店，回到自己之前在重庆的家中去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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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新八军已经在中共领导的冀热辽军区部队参与协同作战，击败日伪军，收复山海关等地，随后又进驻锦州和承德。九月，中共中央又增调部队和干部十万余人，从邻近地区日夜兼程进入东北。当时，苏联红军只驻扎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不久，东北民主联军成立，分布于苏军未能驻防或已撤防的东北各地。可是，国民党却以接收主权为幌子，于十月底分两路大举进攻东北，东北的国共双方武装已成剑拔弩张之势。
为此，周恩来多次与马歇尔交涉，马歇尔进退两难，只得采取折中的办法，“美国可以为国民政府运送部队去东北进行接收，但已被共产党军队接收的地区暂时维持现状”。正是马歇尔一行视察各地的时候，苏军开始从所驻扎的东北城市和铁路线撤军。国民党军乘机进驻沈阳，随后又向解放区各路进攻。抚顺、辽阳、铁岭、鞍山和营口等地，都被国民党军攻占。蒋介石心中喜滋滋的，正酝酿更大的军事行动。
马歇尔就要回国述职，周恩来一再挽留，希望他在东北问题解决后再回美国。他指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承认中共有受降区，中共才向东北发展以谋出路。我们从未拒绝国民党从苏军手中接收主权，但政府军却往西开到热河向我们进攻，并源源不断开进东北，还反对我们派执行小组到营口去的意见。周恩来向马歇尔提出解决东北问题的两大原则：“（一）外交和内政分开，中共不介入外交，内政要协商；（二）军事和政治平行解决。政府军在东北只保留五个军的兵力，实行政治民主，地方自治。”
马歇尔犯了难，因为他的手中已有蒋介石的五项条件，其中最让他感到棘手的是，蒋介石要接收“一切为恢复主权必须的地方，有权接收沿长春路两侧三十公里内地境的主权，这些地区的中共军应撤出”。马歇尔没辙了，只能和稀泥。看着周恩来的愤激的表情，马歇尔表示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协商的，有些问题就等他从美国回来后再作处理。
马歇尔离开中国的第二天，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二日，国民党军随苏军的撤离而进驻沈阳，并以沈阳为基地从东、南、北三方面向东北民主联军进攻，十多天的时间，国民党军便占领新民、彰武、盘山、辽中、法库、辽阳、抚顺、铁岭等地。三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军向东北重镇四平街发起猛烈的进攻。二十七日，周恩来同张治中和马歇尔的代表吉伦紧急磋商，确定由军事调停处执行部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而起在张心的认为就是，，只要东北的问题是说，不管就是在能够解决这件问题，既然这个时候是你开始呢，那就不要想太多的了，一往无前就好了。
第二天，张心也是在中午的时候，就赶到了马歇尔所住的地方去了，因为今天下午，周恩来和叶剑英要来拜访马歇尔，所以，马歇尔这个时候就希望张心能够在身边作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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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张心这次辞职之后，陈立夫是非常的清楚张心为什么辞职的，对于一个自己已经失望的了的人，一旦要是他再次的向自己出手的话，张心会使出什么手段来对付蒋介石，这一点就连陈立夫也不敢肯定，尤其是现在马歇尔正在中国呢，陈立夫打听清楚了张心和马歇尔在上海以及南京的事情，对于张心和美国方面的关系，陈立夫有了非常深的理解。所以这个也是陈立夫最为顾忌的事情。
即便是蒋介石这个时候出面了，陈立夫知道，最后吃亏的也还是他的CC系，因为毕竟自己手下的人还是以文官居多，所以真的要是张心铁了心要收拾他的话，那么底下这些人在遇到这些当兵的，可是非常吃亏的，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么，所以，陈立夫这个时候只能是无奈的来到张心的家里面来找张心做一些调节了。
“立夫先生来，不知道立夫先生此次来到寒舍，找张心有什么事情呢。”张心这个时候热情的接待了陈立夫的到来，因为抛开政治观点，不管怎么说，陈立夫个人还是一个值得让张心尊敬的人。
尤其是陈立夫在当年做教育部长的时候，还是做了做了很多的有益于当时发展的事情的，获得美国硕士学位的陈立夫，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可谓是奇货可居，从知识结构与对学术的修养来说，陈立夫无疑在当时的中国政界也是凤毛麟角。也可能是这种特殊的才能，抗战爆发后，陈立夫被蒋介石相中做了七年的教育部长。对于这段经历，陈立夫颇感自豪，在他的回忆中，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功过：
我献身党国数十年，于党政工作，多所参与，成败得失，有待公平，唯有战时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虽然未必能达到理想，总算对于国家，竭尽绵薄。我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乃是最有意义积极的工作，而教育文化事业的兴办，乃是最有收获的“长途”的投资。
抗战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步入最艰难的时期，而陈立夫确实竭尽所能，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了不少事。短短七年时间，陈立夫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首先，适应抗战的需要，建立了一套有利于战时教育的制度与纲领。抗战爆发后，为躲避战火的灾难，内地的高校纷纷内迁。但由于战争炮火的洗劫，内迁的高校几乎都受到了重创。据不完全统计：战前的一百零八所高校，内迁的有九十四所。校舍图书、仪器损失的平均值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的十八所已无法重开。另外，受抗战的影响，教师、学生皆义愤填膺，反对上课，要求投笔从戎、血洒疆场。陈立夫走马上任后，认为学生仍然应以读书为职责，掌握知识，学就本领后再谈救国与抗战。于是，他亲自拟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针纲要》，包括“九大方针”和“十七项实施要点”。其中心是“为在德智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故青年之入校修业，自国家立场观之，读书实为其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为国家衰亡之危机”。这样，不仅将学生的抗日热情作了肯定，而且还为战时的教育指明了一个方向，从而使混乱的教育界有了一定的稳定与规范。
其次，励精图治，兴办中国的大学。中国的大学由于受西方教育制度的影响，实行的都是西方的教学内容，缺少中国自己的有关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的教学内容。陈立夫将这种大学的反常现象斥之为“外国租界”。陈立夫下决心改变这一现象，他修改了大学的科目表，确定了大学里要必修中国人须备的知识。比如中国历史中的中国法治史、中国政治史等等。还改革了过去任教授或副教授必以留学回国得学位者的制度，为那些本国大学毕业任教多年有成绩、有著作，甚至所教学科与国外研究无关的教员提供了晋升之路。
第三，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训育制度和贷金制度。以前，招生机构多方自招，陈立夫改变了这种杂乱无章的招生制度，使其为一家牵头，统一招生；在考试上，陈立夫也下决心在后方的十九个省市分区举行大学统一考试的办法，使中国大学的入学考试与毕业考试有了统一的标准；训育教育则是陈立夫在大学里的创造，他将蒋介石训练国民党的办法放在了大学之中，将三民主义等内容作为学生无法回避的教学内容；贷金制度主要用以对青年的救济和训练，陈立夫用这个办法来资助那些来自战区的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据统计，战时由中学至大学毕业，全部靠贷金或公费完成学业的，大约有十二万多人，包括像李政道、杨振宁这些后来的知名学者，顺利地念完西南联大，皆得益于贷金制度，这项制度，为中国培养出大批的优秀高级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贷金制度的改革，陈立夫一直到他的晚年都非常得意，在回忆录中，他津津乐道地写到：据民国七十七年去美国参加第五届中国科学史国际会议的一位刘广定教授回来说：‘我这次赴会，过数位六七十岁之大陆学者成言：抗战期中，得以公费就读国立大学，实为先生之恩泽特予禀告。‘我认为我人在台湾，而在大陆上的学者，还怀念者我，这贷金制所产生的久远影响，尤使我格外欣慰。
第四，推进国民教育运动。国民教育以前皆为地方政府主办，这种制度，使得小学不普及，学龄前的儿童就学率极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九四零年，在陈立夫的努力下，国民政府颁布了《国民教育实施纲要》，将国民教育的近期目标具体化。章程规定，国民教育的普及分三期推进，第一期自一九四零年八月起至一九四二年七月止，目标为：各镇(乡)均应成立中心小学一所，至少每三保成立国民学校一所。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入学民众总数要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V